对metoo运动的一些担忧可能来自对概念的教条性理解

昭阳在微信上也跟我聊过对“语言暴力”的担忧，我当时的回复是：这是个问题，但它的重要性没那么大。如三土老师所说，真正的爆料人和认真的评论者，是很少使用过激的“语言暴力”的。咪蒙式的营销号则一贯使用这种语言，这和metoo运动无关。

我认为昭阳非常教条主义地理解了一些原则，导致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担忧。对“语言暴力”的教条理解就是这样，如果不骂“人渣”“畜生”当然更好，但是出现了也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一场运动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过于关注这些小问题，不太必要。你可以提倡大家少用“语言暴力”，但没必要拿着很高的标尺去一个个测量和评判。

说到运动，昭阳还有一个教条性的理解，就是关于运动和制度。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是从上而下的政治操作，metoo的反性骚扰运动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将社会运动和制度建设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很多时候，没有社会运动的推动，就不可能有好的制度建立，这一点相信不用我再举例了。昭阳说“担心忘却了制度建设”，这也是毫无必要的。比如前阵子高校里的metoo运动，就有很多人在推动各高校建立反性骚扰制度。认为metoo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会忘记制度建设，我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也是一种略显自负的判断。

昭阳可能认为制度才是根本的，但我的理解是，metoo运动最根本的是要促进一种文化上的改变。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就需要一场触及全社会的运动，而不仅仅是对制度的修补。

再说“舆论审判”，这也是一个被教条理解的概念，仿佛舆论对一个人作出批评就一定是危险的、不正义的。其实舆论在很多时候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昭阳也提到，性侵和性骚扰案有时候是很难收集证据的，而且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并不独立，这时舆论的谴责是重要的补充。其实我们放大看国际层面，西方国家政府和西方媒体有时候会谴责某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按照对“舆论审判”的机械理解，这也是一种不正义的审判吗？并非如此。正因为国际法是一套没有牙齿的法律体系，你不可能真正地去惩罚一个主权国家（除了经济制裁之外），这时国际舆论谴责就是重要的补充。

当然，舆论在攻击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犯错，可能会伤害具体的个体。这其实不是metoo的问题，这是网络暴力的问题：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都可能遭遇网络暴力的无妄之灾。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更好的公共讨论，在任何议题上都是这样。但更好的公共讨论，并不意味着是无感情的、无愤怒的。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读到这样的精彩段落：

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正义，需要多方面话语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愤怒的话语，道德的话语，科学和专业的话语，社区组织建设的话语，民意的话语。每一种话语都是有自身局限性的，没有哪一种话语可以垄断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