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传媒的文章“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

（本文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于端传媒《你绝望，他们就赢了》）

9月9日，端传媒“深度”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的文章，节录了二十余名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口述，展现他们“愈来愈不自由的从业状态”。

这篇文章呈现了大量的细节，供大家窥见近年来中国媒体受到加倍控制的状态，具有很高的“立此存照”价值。

表扬的话不多说了，在这里主要谈谈我的批评意见。纯属业务讨论，欢迎拍砖。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操作方式是把采集来的一堆原材料切了切就直接上桌了，没有经过整合、没有提供背景分析，就这样生生堆在一起，难免让人消化不良。

文章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

1. 2013年之后和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同？

文章的开头说，2013年是“一切开始显著变化”的一年。我同意这个判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大家也心知肚明。但是，“显著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文章的主体内容中找不到答案。

文中讲述的禁令、自我审查、对时政经济娱乐等不同领域的控制、对网络媒体采编权的限制、对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封禁等等，都不是什么新现象，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都存在，

文章的标题叫“全面审查时代”，这个称呼似乎是对2013年以来的总结。然而，它却可能让人产生误解：2013年以前的中国媒体，就没有“全面审查”了吗？2013年以前，中国在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上的排名和限制也差不多。如果这些审查现象从来都存在，那么这个新的“全面审查时代”到底新在那里？

2. 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文中一位全国性商业周刊记者说，“我和公司打交道比较多，现在公司很‘聪明’，公关策略非常完善，对负面选题有很好的应对机制，所以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自己审查，从源头就已经自我阉割了很多真相。”

另一位中央级纸媒经济版记者说，对顺风车安全的报道被撤了。对企业的报道，也会面临更严的审查。

这些都是商业力量充当审查官的案例。问题是，一方面，将商业审查的案例放在这篇以政治审查为主题的文章中，偏离了主题；另一方面，商业审查也不是什么新现象了，更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3. 纸媒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文中提到纸媒的衰落，有被采访者说，“但那次开完年会（2015年），媒体就一落千丈了，我们杂志的境遇也急转直下。”

为什么突然一落千丈了？这里面当然有政治审查的原因，但也有商业的原因、技术的原因。纸媒衰落是全球现象，是旧商业模式被摧毁的结果，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将媒体的言论自由保护得好好的，但美国的纸媒不比中国活得好多少。

这位被采访者还说：“85前的人都去挣钱，一部分去了新世相、36Kr、今日头条。我猜是因为新的科技媒体给钱给的多。”

为什么新媒体给的钱比较多，而纸媒开不出高工资了？这和“全面审查时代”关系不大吧？

社交媒体的崛起摧毁了旧权威，改变了传播模式。如被采访者所言，“我2013年刚刚入行的时候，至少媒体还是精英时代，精英话语权，文化人决定大众看什么，但现在大家都想看娱乐明星，大众决定媒体人写什么。”这种话语权的变迁会带来多方面的后果，究竟是好是坏，难以一概而论。

但无论如何，商业和技术带来的变化，和“全面审查时代”都没有太大关系。

4. 绝望并不是全部真相

如果说以上都还是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那么这最后一点也是我最为关心的根本性问题：这篇文章反应的到底是不是事情的全貌？人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该怎么办？

这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觉“丧”到极致的文章。从文章的媒体人自述中，我们频繁见到这样的表述：

“我真的非常绝望”

“多绝望啊，这个时代”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个行业就完蛋了”

“觉得一切越来越没意义后，我最终只能选择离职”

在端传媒的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留言说“太难受了”、“太悲戚了”、“他们很痛苦，我们都很痛苦”。

虽然文章发出来只有一天多的时间，但已经有学新闻的学生来问我：我们新传学生该何去何从？

我想说，这篇文章揭示的当然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是，当着墨点全部放到了“不能做”、“被删除”上面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忽视那些依然能做、在做的事情。

其实，中国的媒体从来都是一直处于控制和审查之中，但这种控制和审查从来没能阻止中国的新闻人作出优秀的报道。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媒体管理制度并非全面控制，而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即兴互动”空间（详见《Media Politics in China: 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或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159期），而互联网审查也是有很多“孔洞”的（详见《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或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201期）。

这样的空间和孔洞，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社交媒体的性质更是决定了，政府对信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100%的控制（它也并不需要做到100%的控制，只要控制住大多数人的信息就足以维持统治了）。一个”兽爷“（引爆疫苗事件的房地产自媒体）如果被封了，下一次还会有”芥末堆“（最早报道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的教育类垂直公号）冒出来，再下一次则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头。在这场庞大的”打地鼠“游戏中，政府是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胜利的。

“毒舌电影”是被封了，但是“Sir电影”依然频出十万加。好奇心日报是被封了一个月，但它还是回来了。很多文章是被严厉打击删除了，但央视脸面朱军和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的事情，最后不都成功传播开了吗？

包括端传媒这篇文章本身，在北京时间9月10日下午6点左右被人贴上微博之后，在9个小时之内已经获得了超过一万次转发。

当然，这些空间和缝隙存在，这些能够做的事情，绝不是因为当权者的仁慈，而是因为这个社会不是非黑即白，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使得100%的全面控制不可能发生，这就留下了缝隙，使得有智慧、有勇气、有行动力的人能够利用这些缝隙，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只有讲述了故事的这一面，才算是比较完全地呈现了全貌。

我担心的是，在记录真实和贩卖绝望之间，只有很薄的一层纸。

我希望的是，在读完端传媒的这篇极有价值的记录之后，人们不是陷入绝望、放弃行动，而是能够认清世界的真相，并且依然热爱这个世界，更有勇气地行动起来。

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最初的出处不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知我）：

“18世纪的法国，极为严厉的censorship催生出大批地下书商，躲避着密探、海关和警察，带着手稿去瑞士，印刷完毕，由走私者背着一箱箱书翻山越岭，步行340公里左右到达法国特鲁瓦的秘密货仓，书籍再从那里通过各种地下途径流入巴黎。

即使反复四零四也是要说话的。

人们想要表达的时候，就算要在黑暗中爬过阿尔卑斯山，也是会说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取信息和说话不再需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能够阻止我们说话的，从来都不是“全面审查”，而是我们内心丧失了说话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