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本哲學書上街去》讀後感

如果，二零一九的香港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那麽，二零二零的香港幾乎只見時代的壞，不見時代的好。國安法的實施、反送中的退場、新聞自由蕩然無存、政權防疫不力、無日無之的檢控和定罪、流亡、移民……無力感和沈默再一次籠罩這座城市。由本地哲普團體好青年荼毒室所著，《帶本哲學書上街去》正正在這個鬱悶的時代面世。內容圍繞自去年起的反送中運動，就過去一年香港人所共同經歷的事（如721元朗恐襲），所引發的爭議（如記者的定義和責任），所提出的論述（如勇武抗爭）、價值觀（如自由和民主）和抗爭手段（如連儂牆）作出哲學反思。書的結構近似韓麗珠的《黑日》，以日記形式書寫，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或許你會問：區區一本書能發揮甚麽作用？面對當下的政治現實，它有甚麽意義？或許你也會問：為甚麽我們非要回望和反思這麽慘痛的一年？為甚麽不乾脆忘記它？這兩類質疑都很普遍，也很難指責。而這本書正有回應它們。我最初看這本書的時候，也曾感到窘迫和不自在，尤其是看到關於抗爭的照片。我感到無力、抱歉、沮喪和內疚。但是，正如這本書所說，我們有責任記住這一年，即使回憶是多麽苦澀和刺心。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以《老實人必須被消滅》為題，評論捷克共產政權在一九七九年對異見者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審判。我在這本書也看到一群老實人的影子，他們忠於自己，說自己相信的話。換言之，他們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可悲的是，他們不過是寫了一本書，我卻不得不形容他們「勇敢」。在極權眼中，老實人必須被消滅；那麽反過來說，我們對抗極權的唯一辦法，就是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