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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與回憶】經歷與回憶(張克俠 1979年10月5日)

編者按:

本文系張克俠晚年自撰之回憶錄,由於其身份關係,文中所涉及到意識形態部分請讀者自行決定取捨。針對張在西北軍中的經歷及淮海戰場前線起義部分的敘述,值得一讀。由於此文章當初僅在小範圍內傳播,故為難得之史料。


  1. 童年的回憶

 1900年,這是祖國歷史上可歌可泣的“庚子年”。這一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肆意踐踏著神州大地,義和團兒女和中國人民的鮮血染遍城鎮鄉村。就在這中華民族滿懷悲憤而奮起反抗的年代,我出生在河北省獻縣一個窮僻的村莊裡。從我剛剛懂事的時候開始,國家的不幸,民族的災難,便朦朧的閃現的我幼年的腦海中。

 我的家鄉名叫侯陵屯,有幾十戶人家。是我的祖父為了謀生,從外鄉遷移到這裡來安家落戶的。他有四個兒子。由於窮困所迫,他把有限的田地交給大兒子耕種;二兒子去天津學做廚師,粗足自給;三兒子闖關東,一去杳無音訊。我的父親是小兒子,為了尋找生路,也在未及成年的時候,出外當了兵。

 父親開始當兵時受了不少折磨,由於他的勤奮耐勞,由兵士逐步升為現役兵排長,續備軍隊長等職。這樣,我在後來就同母親遠離家鄉,隨著父親在外地度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夕,父親在安徽省安慶駐軍時晉升為管帶,相當於後來的營長。民國成立後,他在湖北宜昌王占元部下任營長。後來由於和頂頭上司——一個慣于敲詐勒索的團長發生矛盾,於1920年遭到無線,不久被解職轉到地方工作。

2. 投筆從戎

 我在幼年和少年時期,家住在河北獲鹿縣,我就在當地讀私塾,後來興辦了學校,便入小學校讀書。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我就到北京匯文大學附屬小學上學。

 小學畢業後升入匯文中學,我一方面用功學習,一方面閱讀了不少歷代中外名人傳記,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激勵,渴望學到有用的本領,能夠為國家做出一些貢獻。

 1915年,中學快畢業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廿一條”,袁世凱為了要當皇帝,對日屈服投降。全國人民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為了反對這個賣國條約,北京及全國人民開展集會示威及各種抗日活動。我積極的投身這一抗日愛國的革命浪潮,並熱情宣傳抵制日貨。在這樣一場運動當中,我開始思考人們都在議論的一個問題:我們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堂堂中華大國,為什麼受一個小小的日本任意宰割呢?最後的結論是:我國的政府,特別是我國的軍隊太腐敗,太無能。我決心不再上學而走另一條路:棄文習武,投筆從戎,振興祖國。當時(1916年),匯文大學已改為燕京大學,我放棄升入大學,毅然考入北京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就這樣,我由一個埋頭讀書的學生而成為一個馳騁沙場的軍人。幾十年的戎馬生涯從此開始了。

 軍事學校和過去我曾讀書的理文學校完全不同。這裡生活很艱苦,操練很緊張。但是,我並不貪戀過去的安靜生活,只熱烈的希望在吃苦耐勞的磨練之後,能夠成為祖國強大軍隊中的有用之材,不再讓我們國家受到外國列強的欺侮和淩辱。

 就在我上軍校的時候,在我個人生活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母親雙目失明,無人照料,在親友的主持下,母親給我訂了親。愛人是一個出身農村,樸實而剛直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李德璞。我們在1918年結了婚。這一樁婚姻,對我未來的革命道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是:不論是我由於戰爭或由於為黨秘密工作而行蹤不定,甚至生死不明的時候,我的愛人(1963年,她積勞病逝)總能默默承擔一切,使我從未受到家事上的干擾;二是:1924年,馮玉祥將軍因前妻去世,經人介紹續娶了我愛人的姐姐李德全,我成了馮玉祥的連襟,因此,為我以後長期在西北軍從事黨的工作,構成了有利條件。

3. 北伐前後

 1922年,我升入保定軍官學校,于1923年畢業。此時,由於連年軍閥混戰,國家財政十分窘迫,全國軍隊中有的能夠發餉,有的不能。軍校畢業的同學們,大部分都要求分配到能發餉的軍隊去。馮玉祥的軍隊,糧餉均很困難,但我縱觀全國軍隊,感到馮的部隊紀律比較嚴明,訓練比較認真,是國家可以指賴的軍隊。為此,我便和二十幾名同學要求分發到馮玉祥部隊。同去的有董振堂,邊障武,何基灃等同志。到馮部後,我現在宋哲元的二十五旅見習。半年後,由於體質較弱,加上操練異常艱苦,患染了肺結核病,不斷吐血。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結核病是一種使人恐懼的傳染病,和我住在一起的人精神都很緊張,我不得不離開軍隊回家療養。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共幫助下,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全國和廣州的革命群眾運動有了蓬勃發展。孫中山先生為了剷除北洋軍閥積極做好北伐的準備,在廣州成立了大本營,命令大本營軍政部向全國徵聘軍事人才,國內外軍校的畢業生都在聘請之列。我的同學李明灝在軍政部程潛的屬下工作,來信邀我前去。此時,馮玉祥因為和我有了親戚關係,再三勸我養好病之後仍回他部隊去。當時,我並不深刻懂得政治,但是對廣州的革命運動卻十分嚮往。我佩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認為他的政府和軍隊是革命的,所以,儘管當時由北方去南方投奔革命要遭受逮捕和暗害,阻力很大,困難重重,我還是下定決心到大革命的發源地廣州去。為了防止敵人迫害,我把原來的名字張樹棠改為張克俠。這個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我從上海乘船赴廣州,這是第一次單身遠行,風浪中又有風險,吃了不少苦頭,卻也長了不少見識。輾轉行程,總算平安到達了目的地。經過李明灝介紹,我見到了軍政部部長程潛。開始,我被任命為軍政部少校科員,後來又兼任陸軍講武學校教育副官及隊長。陸軍講武學校原是軍政部辦的軍官學校,地點在黃埔。蔣介石從蘇聯回來,提出由黨開辦軍校,於是就把原來的軍官學校改名陸軍講武學校,以後又改稱黃埔分校,地點遷到廣州北校場。講武學校設軍官兩隊,軍士兩隊。我任軍事隊的隊長。左權同志在軍官隊學習,我們彼此熟悉。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左權同志正在莫斯科陸軍大學學習,我們曾晤談過多次。左權同志後來成為中國軍隊中的傑出將領,在抗日戰爭中犧牲。

 北伐前的廣州充滿了革命的氣氛,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革命薰陶。在這裡我參加了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群眾大會。當時,會場上革命旗幟高高飄揚,群眾情緒極其熱烈,這種場景是我在北方從未見過的,我的心情異常激動。在大會主席臺上就座和講演的各界人士中,有手拿農具的農民和手握工具的工人。這些工農代表以主人翁的身份參加大會以及他們所受到的歡迎,使我深信無產階級終將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我們貧窮苦難的祖國出現了光明的希望。

 講武學校的黨代表廖仲愷先生多次來校講話。他是國民黨的左派,他的主張是同共產黨的基本主張相一致的。他的講話坦率,有力,流露著對蔣介石的不滿。原來蔣介石不給講武學校發槍,經過廖仲愷先生的力爭,才發給了一部分。

 我閱讀了剛出版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還在廣東大學親自聽到孫中山先生講述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敢於鬥爭,不畏強暴。當帝國主義扣押了海關物資,孫中山先生就命令炮兵把炮口對準海關大門,迫令對方交出。這種令人鼓舞的行動與北洋軍閥奴顏卑膝,畏洋人如虎的醜態,適成鮮明的對比。

 對於在廣州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我都詳盡寫信給我的內弟李連山(他曾多次掩護過共党地下工作者,抗戰後期,為日寇迫害致死),囑託他讀給馮玉祥先生聽,並殷切勸告馮不要再同軍閥們混在一起,希望他能不失時機地參加革命的行列。內弟十分支持我的看法並且回信說,馮玉祥非常贊同我的見解。

 1925年北伐開始,北伐軍以講武學校軍士隊畢業的學員為骨幹,配備以士兵,編成了兩個營,我擔任第一營營長。

 不久,擔任北伐軍一路指揮的程潛奉命出師湖南,李明灝奉程潛的命令,赴湖南聯繫唐生智協同北伐。這時,我的吐血症復發,不堪勞頓,李擔心我的病情進一步惡化,讓我回家療養。我得知馮玉祥已同國民黨和北伐軍取得聯繫,便和李明灝一起北上。到上海後,他去湖南,我轉道回北京。

 為了回應北伐,反對曹錕,吳佩孚,馮玉祥先生發起了“首都革命”,北京也出現了革命的氣氛。但為時不久,段祺瑞被推為執政,形勢開始逆轉,因為直系和奉系爭奪平津地盤,段祺瑞將馮玉祥任為西北邊防督辦,所轄部隊改為西北邊防軍,駐地為察,綏,甘,青,寧一帶,地面雖大,但很荒涼貧瘠。這就是西北軍的由來。

 回到西北軍,我被任為學兵團團副,團長為張自忠。我與他的結識就從此開始。這時,西北軍大事擴建,增加許多的師旅。並由於同國民黨聯合,蘇聯派來很多專家和顧問,送來許多武器彈藥。國民黨也派很多人來做政治工作,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如宣俠父同志等。

 我在西北軍的這一段時間裡,北方各派系軍隊為了爭奪地盤,多次發生混戰。為形勢所迫,馮玉祥曾一度出走蘇聯,在蘇聯住了幾個月,學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馮玉祥先生回國時,史達林和中國黨為他組成了一個龐大的領導班子,有蘇聯顧問烏斯馬諾夫,有劉伯堅為主任的政治部。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在綏遠五原誓師,出兵潼關,參加北伐戰爭。遺憾的是:由於馮玉祥先生未能堅持革命初衷,所以到鄭州後,經不起蔣介石,汪精衛的籠絡欺騙,竟誤入歧途。因此,不僅損害了革命,也造成了他本身的失敗。這也是他後半生深為懊恨的沉痛教訓。

4. 赴蘇學習

 馮玉祥先生從蘇聯回國時,我因病在家休養。當時,李德全還留在蘇聯,從莫斯科來信給我,熱情稱讚蘇聯的革命和建設,說蘇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個中國勞動大學(簡稱中山大學),勸我前去學習。我立即決定到蘇聯去學習。當時,奉軍已大舉進關,北京政府反蘇反共甚囂塵上,根本不能公開申請護照去蘇聯。我便通過一位親戚唐悅良的關係,向外交部辦理了一張去巴黎留學的護照,又請我的同學和好友王以哲幫忙。王以哲那時是張學良衛隊團團長,隨張學良在北京。他不僅為我辦了一張東北軍的護照,以備路上盤查;同時,還熱情的為我寫信給東北鐵路沿線的旅店,便於在沿途停留時給予方便。這些旅店的經理大都在“幫”(青,紅幫),與王有關係。因此,我在1927年春,順利到達了久已嚮往的莫斯科。(王以哲將軍是東北軍中有影響的將領,是一個深明大義的愛國軍人。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他是東北軍中參與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同志第一次會見的人。他積極擁護周提出的中共各項主張,在張學良去南京後,他遭到託派,極左分子孫銘久等人暗殺。是一位為革命統一戰線而獻身的人。)

 當時,駐莫斯科的西北軍代表團團長是鹿鐘麟,我請他接洽入學的事,未等辦成,他回國了。到了四,五月間,《真理報》刊登了蔣介石叛變的消息,隔一個月,又刊登馮玉祥與蔣介石合作,叛變革命。接著,李德全離開莫斯科返回國內。我很擔心入學的事可能落空,便自己去學校教務處請求,他們經過研究,同意我先參加學校的夏令營。夏令營是利用暑假組織學生們進一步學習和鍛煉身體,並參加一些有益活動的組織,在這一活動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暑假後,我進入中山大學,這個學校實際上是一座由蘇聯共產黨主辦的生動活潑的馬列主義大學。經過馬列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習,我開始瞭解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糾正了舊曆史書上英雄創造歷史的錯誤觀點,進一步明白了國家的前途和人類的未來以及我們當前的出路,糾正了過去所謂“教育救國”,“強兵救國”等錯誤認識。因此我決心參加共產黨。

5. 申請入黨

 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前,在莫斯科有不少中國學生經過申請得到批准,參加了共產黨。在蔣公介叛變後,史達林完全斷絕了與國民黨的關係。准許入黨的人,只限於勞動人民出身的人。我是西北軍中相當高級的軍官,所以多次申請均未得到批准。

 1928年暑假期間,蘇聯黨將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並到中山大學,並決定把國民黨的學生以及非共產黨的學生都分批送回中國。我臨回國之前,黨組織又認真的找我談了話,說我的入黨問題在莫斯科暫時解決不了,回國後仍可以申請,並鄭重的告訴我:目前中國革命正受到嚴重威脅,國內白色恐怖猖獗,在這樣的生死關頭面前申請入黨,這一行動的本身就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和我同時回國的一位同志名叫張振亞(後改名張存實),他也是從西北軍來的。他的幾個兄弟都是早期共產黨員。他本人是在東方勞動大學入黨的。我曾多次向他談到我的入黨願望,他答應回國後替我聯繫,如果組織上同意接受,他馬上會通知我。

 按照規定,回國人員分為兩路,凡是共產黨員均須偷越國境通過東三省進入內地,其餘的人由符拉迪沃斯托克直接去上海。為了越境同志們的安全,我給王以哲寫了一封表示問候的信,交給了張存實,讓他隨身攜帶備用。後來得知由於有這封信,他們果然避免了嚴格盤查,這封信真的起到了保護革命同志的作用。

 1929年,在馮,閻反蔣的中原大戰初期,我接到張存實來信,他叫我到上海,接頭地點是靜安寺路教堂,接頭人是會長,叫董健吾。我知道這是一個重要時刻,當時,上海正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不少共產黨人被追捕,被殺害,甚至一些黨的同情者或嫌疑犯也被關入監牢。在這嚴峻的時刻,黨關懷我,信任我,同意解決我的入黨問題,我決心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給黨,請黨審查我,考驗我,接納我。

 大約在七月間,我到達了上海,按照規定的接頭地點見到了董健吾。他詢問了我有關情況,答應為我去找張存實。兩天以後,張存實同志來了,他讓我先租一間房子住下來,等待組織的進一步安排。又過了兩天,在交通員的安排下,我會見了組織上派來的一位同志。這位同志對我的經歷很熟悉,在同我談話之後,要我寫一份入黨申請書,由張存實負責轉交給組織。我在遞交申請書的同時,向組織上提出讓我到蘇區去學習和工作,我衷心渴望到蘇區去,以便在黨的直接教育關懷下,好好學習並在工作中鍛煉自己,不斷改造自己。過了一段時間,組織正式通知我說:“中央已批准你為共產黨員,是特別黨員(秘密黨員)。你不要與地方黨組織發生關係,不可暴露身份,要嚴守黨的秘密,遵守黨的紀律。以後,黨中央會與你直接聯繫。”關於我今後的工作和我個人心願,他說:“你去蘇區的意見,組織上已認真的研究過了,考慮你在西北軍中有較好的條件,你在那裡工作對党更為有利。這是黨的需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是偉大的,艱巨的,要動員和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黨相信你一定能夠愉快服從,並勝利的完成黨交付給你的一切任務。”

 我已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党的需要即是我的需要,党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將不惜自己生命去完成黨組織交給我的艱巨而光榮的使命。

 當時,周恩來同志正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及軍事部長。從此,我便在他的關懷和領導下,開始我新的政治生命的征途。

 臨別時,組織上給我規定了與黨聯繫的方法。通信地點多為大公司,大旅社。收信人多為假名,我來信所用假名為“張光遠”。

6. 在西北軍

 根據黨的指示,我由上海重返西北軍,被任為張自忠師的師參謀長。我積極參與了反對蔣介石的戰爭,隨時將有關情報彙報給黨組織。

 1930年,反蔣戰爭失利,部隊退到山西境內。為了調查戰後形勢變化,張自忠讓我到各地走走看看。我借這個機會,從南京轉上海,又通過董健吾找到了張存實。張存實報告組之後,組織上派人聽取了我關於此次反蔣戰爭經過及西北軍情況的彙報。我請示今後工作,組織要我仍回西北軍,由張存實擔任單線聯絡。在上海期間,黨派許多同志來旅社探望我,同我交談,告訴我許多生動的革命事蹟。其中,陳賡同志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陳賡同志來時是化了裝的,他穿了一身青緞子褲褂,褲腿用黑緞帶紮緊,樣子很像上海的“小開”。一進門便高聲招呼,一見如故,十分親切。他英姿煥發,詼諧善談。我先已聽說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戰鬥中腿部負傷,關心的問他傷勢是否嚴重,傷口是否復原。他就立刻當場表演起來,一會縱情跳躍,一會又下蹲屈腿,顯示他的傷腿已經徹底痊癒。我們相互交談了彼此的見聞和感受,十分知己。這一會面,使我至今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我返回山西後,進入山西的西北軍宋哲元部已改編為29軍,張自忠部改為38師,我仍擔任該師的參謀長。當我去上海時,曾有人來找過我,留信一封,署名張簡齋,至今不知是何人。還有一人假充是我兄弟,在師部住了幾天,這人向外面寫信反映有關師長及師部腐敗情形,信被張自忠察覺。我也不知他是何人。這件事情使張自忠產生了同我的隔閡。此外,在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為了進一步瓦解西北軍,除收買和重用韓複榘,石友三之外,還策劃馮玉祥的高級將領反馮,任命孫連仲,梁冠英,吉鴻昌,張自忠為四個路軍的總指揮。孫,梁,吉因此離開了馮。張自忠被任命為第廿三路總指揮。委任狀派人送到師內。我趁張自忠不在師中,便把隊伍帶進了山西(這是根據馮玉祥要西北軍到山西集結整頓的指示來辦的)。這也使張自忠對我產生不滿。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陸軍大學招考。我被29軍報送去考陸軍大學。考取後半年入校。陸大的學制為三年。張存實經常找我搜集軍事情報和索取軍事書籍。有一次,張存實介紹我弟弟前往。我弟弟原名張樹棣,後改名張克義。他原在通州潞河中學讀書,可能是在那時加入了中共。我在蘇聯學習時,他進入北京輔仁大學。我回國後,他在北京從事學運工作及工人工作。後來我送他到日本鐵路學校學習,他原會英文,從此又會了日文。他在幫助馬同志工作時住在一個白俄人家中,又學習了俄文。他主要是為馬同志翻譯各種資料。馬同志可能是做情報工作的。1933年,我在抗日同盟軍時,馬同志介紹我弟弟到蘇聯伯力學習,從此再沒見過面。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有一位叫蘇子元的同志從蘇聯來看我,說是我弟弟介紹來的,告訴說我弟弟在蘇聯一切均好。蘇同志也是做情報工作的,我曾供給他有關情況及材料。據黨組織派來同我單線聯繫的肖明同志說:組織上是知道馬同志及蘇同志的。

7. 抗日同盟軍

 在陸軍大學上學時,雖然我與黨有聯繫,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總以自己工作太少,貢獻太小而深感不安。1933年5月,我內地李連山從張家口來信告訴我:馮玉祥正與共產黨合作,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進行抗日。我決定利用當時放暑假的時機,前往參加。在這同一個時間裡,蔣介石也利用暑假在廬山開辦一個包括陸大在內的各軍事學校參加的訓練班,我未予理睬,不經請假就到了張家口。我向馮玉祥表示,支持他愛國抗日。

  抗日同盟軍是由許多部分彙聚起來的,有宋哲元29軍的一部,有方振武的隊伍一部,有從東北退進關內的義勇軍一部,也有舊西北軍軍官召集舊部臨時湊起來的。他們都是自費抗戰的。總司令部的多數成員是跟馮玉祥過去一起工作的舊部。政治部有個張慕陶,名義上是共產黨介紹來的,後來發現是託派。最初,我任同盟軍的高級參謀,後來,由於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各地前來張家口參加抗日的學生很多,為接納他們,並為建立新軍培養幹部,開辦了一個幹部學校,由我任校長。

 蔣介石對同盟軍十分仇視,一面封鎖張家口,造成種種困難;一面百般破壞同盟軍組織,收買反馮的部隊(如龐炳勳),拉攏中立部隊(如孫殿英)。當時,孫殿英駐守沙城一帶,約有數萬之眾,有舉足輕重之勢。我曾為馮玉祥去聯繫孫殿英,宣俠父同志也做孫殿英的工作。然而,孫殿英看到無利可圖,不肯合作,雖然曉以大義也沒能成功。但是,抗日同盟軍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士氣很高,作戰英勇,曾一度收復多倫,沽源,獲得全國的讚揚。

 到了八月間,在蔣介石反動勢力和日本侵略軍的雙重壓迫下,抗日同盟軍面臨困境,財源已近枯竭,武器彈藥極端缺乏,轟動一時的抗日行動終於失敗。馮玉祥被迫重赴山東泰山隱居。此時,由柯慶施主持的共產黨前委決定將同盟軍主力向西撤退,打算去同陝北的紅軍會師。在前委所在地張北的張存實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我決定率領幹部學校二百多人隨同西去,我還聯絡同我熟悉的支應遴第一師,採取一致行動。主力走的北路,支師走南路。行軍兩天中,隊伍不斷遭到山西方面反動軍隊及地方反動武裝的襲擊。於是,主力在前委領導下又折向東去,經龍關,赤城,赴冀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一路更為孤立無援,只得折回張北。由於這時候宋哲元奉命接管察哈爾省政權,受馮玉祥委託處理同盟軍善後事宜,所以,支師(原系29軍教導團)又歸還建制。我原是29軍送往陸軍大學的,此時陸大已開學多日,就由宋哲元給學校發出一份電報,說我因病需推遲返校。因此,我回到陸大後,校方未予深究。

 在抗日同盟軍內部,人員很複雜,也混進不少蔣介石的特務。由於他們告密,吉鴻昌,張存實等同志曾先後被捕。在抗日同盟軍後期,前委指揮大軍忽東忽西,陷入敵偽重圍,遭到毀滅,令人痛惜。當時,察綏一帶情況比起陝北及江西蘇區都較為優越,糧食及物資較豐富,如能像早先西北軍那樣通過外蒙古的到蘇聯幫助,在做好馮玉祥的工作,給他指明出路,說服他繼續革命,不去隱居山東(因為馮那時尚有號召能力),那就很可能出現另一種局面。

8. “七七”事變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緊推行吞併中國,獨霸亞洲的政策。在1937年7月7日派日軍向駐紮在宛平盧溝橋的29軍發動進攻,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我國的抗日戰爭從此爆發。在此以前,中共於1935年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全國人民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作戰而鬥爭。黨的政策和號召就是我在29軍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1937年4,5月間,29軍的參謀長張樾亭根據國民黨的旨意,給宋哲元擬定了一個消極的,錯誤的對日防禦作戰計畫。我當時是副參謀長(我是從1934年擔任此職的),否定了這一計畫,向宋提出一個集結兵力于平,津,保地區,主動攻擊敵人的作戰方案。計畫在日軍增援之前,以29軍約十萬之眾的優勢兵力,一舉消滅在華北的兩萬日軍。我將此計畫向黨做了彙報,得到了黨的同意,並給了書面的肯定答覆,這些事情都是通過肖明同志著手進行的。在黨的指導和支援下,我積極進行抗日的準備工作並採取了適當措施。此時,除與肖明同志聯繫外,與徐冰同志也有多次來往。

 “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發出了《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要求宋哲元立刻動員全部29軍開赴前線應戰。當時,宋哲元正在山東樂陵老家休養,張樾亭又在南京,守宛平部隊的團長也在廬山受訓,部隊仍照平時一樣分散駐在各地,這些情況對作戰十分不利。因此,在北京的各負責人推舉我和趙登禹乘飛機到保定轉往樂陵接宋回來主持大計。我便借此機會,說服宋哲元堅決抗戰,挽回危局。宋到天津後,何應欽由廬山打來長途電話,宋不接,讓我來接。何應欽告訴我:接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電報,日本已頒佈全國動員令,侵略已成定局,請宋即回北京準備作戰。我向宋報告後,他態度猶豫,我對他指明:作戰固然有困難,但也有克敵制勝的條件,現在已到民族存亡關頭,不戰將會成為民族罪人,戰而不勝仍可以向人民交待。又告訴他:按現在敵我形勢,我佔優勢,可以在敵人增援前抓住戰機擊敗敵人。宋認為我講的有道理,叫我提出作戰方案。我連夜擬好了計畫,大致與上次給黨的計畫相同。第二天淩晨,我將計畫送去時,宋的態度突然變了。原來是天津的漢奸及投降派包圍了他,他受到恫嚇和利誘,竟不顧民族大義和我懇切勸告,決定與日寇妥協。他先到日軍司令部弔祭日本病故的駐屯軍司令,然後乘日本為他準備的專車回北平,繼續談判。

 宋哲元連日與日本代表談判,不再搞軍事準備,其原因是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將領及部分政府官員深恐戰爭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盤丟掉,個人的既得利益喪失。日寇恰恰利用宋哲元與他們討價還價的時機,一方面向關內運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豐台,廊坊的駐軍。眼看大好時機喪失,成旅的駐軍被葬送,我實在痛心極了。為挽救危勢,我感到29軍軍部仍在南苑,處於敵我雙方的中間地帶,失去指揮作戰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將軍隊按作戰要求重新部署,把軍部移至便於指揮,便於作戰的地位。但是,宋哲元都不允許。

 7月27日傍晚,日寇逼近南苑。宋此時才下令軍部移進北平城內懷仁堂,命令趙登禹去南苑指揮部隊。晚六時許,趙到南苑,我向趙介紹了情況,他召集師,旅,團長開會,發佈了口頭作戰命令,我就隨軍部進城了。夜間,日寇圍攻南苑,佟麟閣,趙登禹在突圍中陣亡。軍部直屬隊及留在南苑的部隊損失慘重。直到騎九師師長鄭大章突圍到永定門,城中才知道南苑失陷。這時,城防部隊是馮治安37師的一部分,兵力不足,城中人心惶惶。楊秀峰,張申府,張友漁等三位教授奉中共的指示來找我,談到城防空虛,準備發動群眾幫助守城。又因為傳說我軍收復了豐台,他們提出利用這一勝利,召開一個慶祝大會,籍此來激發抗戰的士氣,動員群眾支援抗日戰爭。他們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讓我去說。我認為這是黨的指示,便答應照辦。

 7月28日下午二時,宋哲元召開軍政首腦會議,沒有通知我參加。我為落實召開慶祝大會一事,到會場向宋報告情況。宋卻說什麼軍隊都不能打,老百姓又何能為?他不相信群眾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馮治安,他推說會後再談。實際上,宋哲元在這個會上已表示了屈服,要把29軍撤出北平。散會後,馮治安騙我說慶祝會可以開,閉口不提當夜撤退的決定。我很快用電話通知了楊秀峰等同志,要他們積極準備。不料,當我在夜裡回到懷仁堂時,張自忠用電話把我叫去,告訴我:宋哲元和部隊從西面繞過盧溝橋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從南苑逃進城內的人員急速出城追部隊,明天清晨日軍就要進城,來不及走就快換便衣藏起來。我聽了這些真猶如晴天霹靂,馬上集合在城內的人員說明情況,並立即把這一突變打電話告訴楊秀峰同志及其他同志。接電話的是劉清揚同志,我告訴他們慶祝會不能開,人還要躲起來,速做另外打算。

 面對著降臨的民族災難,眼看著大好河山不戰而失,我怒火中焚,忍不住痛哭一場。

 宋哲元帶著部隊撤退時,留下兩個旅,一個是阮玄武旅駐北苑,一個旅守天壇。日本侵略軍知道宋哲元撤走,在29日進城後,將兩個旅繳械。以後,由老牌漢奸殷汝耕等組織了偽政權。張自忠看大勢已去,躲進東交民巷,後來設法逃到天津,乘船去山東了。至此,這場抗日戰爭的序幕,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親日派的賣國求榮,就這樣令人痛心的可恥的倉促結束了。

9. 堅持抗日

 我在失陷了的北平,隱蔽到“八一三”上海抗戰之後,我日夜盼望趕快逃出去,到南方去參加抗日戰爭,為黨為民族竭盡自己的力量。在天津經商的表弟房兆樑給我寄來很多做生意的證明,我便與內弟李連山去天津。在天津火車站上遭到敵人大搜查,內弟被抓走。表弟把我安全送到英租界一位親戚家中,次日,內弟才脫險回來。幾天後,我們乘英國輪船到煙臺,又轉往濟南。聽說馮玉祥先生在京滬線上,就前往南京。到南京得知馮在無錫任第三戰區長官,隨即前往。不久,馮改任第六戰區長官,便隨他到了山東。日日夜夜,我們都在苦心積慮的研究和尋求堅持抗日的方案。

 宋哲元推出北平後,經過冀南賺到津浦線滄州一帶。29軍改為第一集團軍,由宋任總司令,所轄張自忠師改為59軍,馮治安師改為77軍,劉汝明師改為68軍。因為宋哲元去南京報告北平失陷經過時,把責任推到張自忠身上,所以,張自忠一到山東,蔣介石便命令韓複榘將張扣押起來。

 蔣介石起用馮玉祥,要馮來山東指揮作戰,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是蔣以此扮出團結抗戰的樣子,並利用馮玉祥在西北軍中的威望來統一西北軍作戰,以犧牲非嫡系部隊來換取蔣的抗戰榮譽。其實蔣對馮是一直存有戒心的。

 由於西北軍將領間內部矛盾很大,其中又有不少將領企圖以反對馮玉祥來討好蔣介石。因此,部隊的步調很難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宋哲元在山東與馮玉祥見面以後,即向蔣介石請病假,韓複榘又不准宋的部隊入山東,馮治安就率77軍向平漢線轉移,脫離第六戰區而去。結果,只剩下59軍孤軍留在津浦沿線。宋哲元在離開第六戰區時向蔣介石保證,他離開馮玉祥可以包打日本。實際上,宋到了冀南連吃敗仗,就逃入太行山憑險固守,又守不住,便想渡黃河去河南。第一戰區長官部又不准敗兵過河,要過河先繳械。宋哲元只好辭職下野,軍隊交第一戰區直接指揮。就這樣,一時聲勢赫赫的第一集團軍宣告破滅了。

 約在1938年6月,第六戰區長官部于宋哲元部走後,奉命轉移到新鄉。同時,第一戰區也因作戰不利,南撤到安陽一帶。兩個戰區混合到一起了。蔣介石便撤銷了第六戰區。平漢線歸第一戰區統一指揮。西北軍由於內部矛盾,蔣介石又從中利用和破壞,馮玉祥未能把舊部團結起來,沒能夠在抗戰初期發揮出應有作用,實在可惜!

 我在第六戰區時,先是鹿鐘麟任參謀長,我任高級參謀,後來鹿奉命去河北,我被任為副參謀長。戰區司令部是臨時拼湊的,指揮作戰困難很多。戰區所屬部隊有劉多荃率領的東北軍一部,還有龐炳勳,李必蕃等部。有的部隊不聽指揮,有的部隊雖非嫡系,但比舊西北軍尚肯服從命令,不過也沒有發揮大的作用。第六戰區人員辦完交待,隨同馮玉祥回南京。1938年,南京政府西遷武漢,我又隨馮玉祥往武漢。

10. 難忘的會晤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經常到馮玉祥處晤談。我通過王梓木,宣俠父同志向駐漢口的黨中央辦事處轉交了一封信,說明了我和黨的關係,請求對今後工作給予指示。党決定葉劍英同志領導我的工作並同我直接聯繫。與此同時,又介紹了許多當時在漢口的領導同志與我交往,如羅炳輝,張愛萍等同志。這段日子,對於長期得不到黨的指導,遠離組織,孤身作戰的我來說,是極為可貴的。它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很到的慰藉,也瞭解到解放軍同志們英勇作戰和堅韌不拔的英雄業績。並且比較深切的理解了當前的革命形勢,和今後如何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在國民黨軍隊中更好的工作。

 不久,張自忠被釋放,奉命仍回59軍任軍長職。他打電報給馮玉祥,邀我前去相助,馮玉祥表示同意。我將這件事向黨報告,請求給予指示。黨鼓勵我前去,並在董老所住的飯店為我餞行。吃飯的地方是在樓上,葉劍英同志對我的照料非常熱情,也十分細緻。他一進門就注意的觀察環境四周,特意讓我在餐室中坐在背向門口的地方,防止特務窺視。那時候,表面上似乎是國共合作,但蔣介石國民黨在共產黨活動的場所,總是千方百計的安排了各種身份的大小特務進行監視。因此,通過這一件好像很平常的小事情,卻生動體現了党的領導同志對一個從事白區工作的同志的無微不至的愛護和關懷。

 我出發之前,馮玉祥派來隨從副官王行一做我的副官。為了與黨保持聯繫,經過我的請示,葉劍英同志派一位工農出身的同志與我同行,以便與黨及時聯絡(我已忘記他的姓名)。到軍部之後,我安置他在副官處,在一次與日寇激戰中,我們分散了。後來收到他的來信,說他已回去了。此後,我與黨的聯繫又中斷了。

11. 隨軍轉戰

 我到了山東滕縣59軍,仍任參謀長。由於獲得了黨的教導,給我的工作注入了新的力量和信心,我也給將士們以鼓勵和鼓舞。

 不久,臨沂吃緊,軍隊奉命前往增援,以急行軍賓士,一掃過去遲遲而行的弊病,到後來即與日軍王牌之一的板垣師團進行激戰,逐屋爭奪,日軍不支退卻,在追擊中,俘虜敵兵“松井一三”一名。報紙在登載戰報時,把名字和數字混為一體,誤為俘虜敵兵松井等131名,於是引起轟動,報紙大肆吹噓臨沂大捷,各方面的慰問團及中外記者彙集軍中。張自忠為此也受到嘉獎,晉階為27軍團司令。

 這次戰鬥部隊傷亡很大,張自忠急欲脫離戰場休整,可是,台兒莊戰事告急,命令我部前往右翼策應,剛急速轉移到新陣地,未得喘息,臨沂軍事又緊急,要求回援。原定部署是龐炳勳部守城,我部野戰,可是龐把臨沂城給丟了。我部在城西激戰數日,制止了日軍進攻,但傷亡過重,奉命開赴許昌,漯河一帶休整。

 由於下級軍官傷亡太多,一時無法補充,我建議成立幹部訓練團,自己培養。張自忠同意由我籌辦,招收一部分學生並選拔一部分士兵受訓。在選拔教職員時,為了改變幹部的政治素質,我寫信給葉劍英同志,請黨派些教員並代招一些學生來。在表面上,我只說是請馮玉祥協助。於是,1938年8月1日,曹荻秋,鄭岩平(鄭紹文)同志帶領在武漢考取的六十名學生到達駐馬店。這批學生大都編在一中隊,副隊長是張公幹(中共地下黨員)。曹荻秋與鄭紹文同志是政治教員。曹講過階級的分析,鄭講的現代史,他們忠實執行黨的指示,勤奮工作,團結群眾,起到了積極的影響。此外,馮玉祥也介紹了幾位教官前來任課。

 不久以後,蔣介石掘開黃河大堤,許昌東北部一片汪洋,人民死亡慘重。北來日軍雖暫時被阻,但卻從東面來進犯固始,潢川。部隊雖然還沒有整頓完畢,又奉命前去阻擊,我亦隨軍前往。幹訓團由董升堂(董振堂之兄,很反動,是張自忠委派)接辦。我部到固始與敵遭遇,在戰事進行中,董給張自忠來電報稱:幹訓團中有共產黨活動。張複電令其清理。董便強迫曹荻秋,鄭紹文等同志出團。此時,因敵軍迫近信陽州,幹訓團先移居穀城,後來又開往均州一帶,就在這時候,有一部分學生集體投奔延安。從此,張自忠對我介紹來軍的人員,便持懷疑以致拒絕的態度了。

 在潢川,光山作戰之後,59軍開入大別山內。這裡是革命老根據地,革命的痕跡尚在,群眾的精神面貌也與別處不同,有組織,有覺悟,警惕性高,具有抗敵的鬥志和信心。不久,部隊奉命經黃陂,安陸,京山,鐘祥,開赴荊門駐防。在鐘祥附近與敵略有接觸,便渡襄江到荊門一帶住下,劃歸第五戰區指揮(長官是李宗仁)直到抗戰結束。

 在部隊到達荊門前,路上傳說荊門附近出現了兩個非常能幹的女同志。當時到荊門的散兵很多,找不到吃飯就騷擾百姓,秩序混亂。這兩位女同志就發動群眾,運糧運草,不僅安定了軍隊,也保護了老百姓。人們都推測說她們可能是共產黨,否則不會有這種本領和魄力。我也認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決定去主動取得聯繫並給予協助。到荊門後,我即去會見她們。原來是曾志同志和鄭速燕同志。她們以開飯鋪,辦合作社等為名,從事黨的工作。我瞭解了她們的工作情況和具體要求,盡一切可能的為她們創造條件,並直接或間接的掩護,協助她們,使她們能夠堅持工作。這時,陶鑄同志正在襄河東岸李先念同志的部隊中,因此,我與新四軍有了聯繫,並想方設法送去情報和醫藥,電池等急需品。以後,日寇進攻襄樊一帶,我隨部隊東去迎擊敵人,曾志和陶鑄同志去了延安,鄭速燕同志因病回返雲南家鄉。

 由於前段作戰略有成績,在未到荊門前,蔣介石發表了59軍與77軍合併成立第33集團軍,張自忠為總司令,馮治安為副總司令。張與馮雖是拜把兄弟,但矛盾很大,馮不聽張的指揮,對軍隊的作戰造成不利的影響。為了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我對他們做了很多彌合工作。兩軍既合,兩軍的幹訓團也合併,改稱為幹部訓練班,由我負責主持,由連玉崗(中共黨員)任教育主任。我離開幹訓班後,連玉崗去了延安。全國解放後,他任東北步兵學校校長,我們多次見面,後來他由於積勞成疾,不幸病逝。

12. 第33集團軍

 1941年5月以前,我負責33集團軍幹訓班,但遇有戰事卻總要我到前線指揮。最大的一次戰役是1939年的秋季攻勢,張自忠奉命指揮了幾個軍和集團軍。李先念同志指揮的部隊也共同行動。張執一同志以中校參謀身份幾次到總部,我負責接待他。新四軍還把繳獲的俘虜和物資,經我們轉交到第五戰區去。在這時,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由安娥同志陪同來33集團軍採訪,與我談了幾天,每天談幾小時,談的多是與抗戰有關情況。史沫特萊回國後,寫了一本《中國抗戰史詩》,發表到國內外。裡面有些章節是記述同我的談話。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襄河地區我黨組織內部發生了“項廼光叛變事件“(即所謂”小項事件“)。組織遭到破壞,國民黨懸賞通緝朱理治,王西萍等同志,曾引起有一次的白色恐怖。事件發生後,在33集團軍內部的一些地下黨員積極參加營救工作。我因與地方黨組織沒有橫的關係,未被波及,但還是引起了張自忠對我的注意。

 1941年,日寇發動了一次南北大攻勢,張自忠親自到襄河東岸宜城地區指揮作戰。臨行時,有人提出要我前往,張自忠表示我在幹訓班有專責,這次就不必前去了。結果,張自忠在作戰中親到前方指揮,失敗陣亡,由馮治安繼任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陣亡之後,襄河東岸日寇侵入河西一帶,馮率全部經襄樊開往河南鄧縣,我被任為集團軍參謀長。幹訓班搬到鄧縣,軍官家屬及物資也搬到鄧縣。鄧縣成了集團軍的後方。

 1942年,湖北南漳一線原為湯恩伯四個軍駐守。湯部他調,33集團軍奉命接防,因為戰線太長,孫連仲奉命派一個軍配屬本集團軍。在換防時,日寇乘隙發動進攻,來勢很猛。馮治安到後方去了。作戰數日,孫連仲配來的這個軍,堅請後撤到襄樊或河南。我認為這一撤退不僅只是局部失敗,很可能影響整個戰區,堅持不准放棄陣地。他們極不滿意。過了一夜,敵人撤退了。這又被宣告是一次大捷。

 1945年春,日寇再次發動大進攻。當日寇猛攻武安堰59軍陣地時,馮治安及軍長劉振三均不在軍中。59軍方面由副軍長孟紹濂,師長李九思指揮抗擊與防禦。形勢很險惡,電話不斷告急。我告訴他們一定要堅持,他們也表示了死守決心。可是,59軍駐在武安堰西南的一個師,師長為董升堂,避不參戰。我命令該師側擊敵人,發了電報,打了電話,寫了書面命令,董升堂都拒不接受,躲藏起來。到了晚間,正面部隊被迫撤往後方陣地,武安堰失守。這時,敵人離南漳沐浴總部只有三十裡。因此,我帶著總部及駐地家屬遷往馬良坪(在此之前,本集團軍歸第九戰區指揮,為的是便於指揮,陳誠曾命令33集團軍總部轉此)。馮治安及劉振三回軍後,我堅持將董升堂撤職。董向上面叫屈說:”當時總司令及軍長均不在家,所以無法行動。“事實上,我已於前二年被任為副總司令,為此,蔣介石也不得不複電批駁說:”當時有副司令在,不應不服從命令。“這樣,董才被撤職。

 至此以後,直到日寇投降,33集團軍的防線再無戰事。

13. 自忠中學

 我在西北軍所屬辦了四次教育,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為了改造這個部隊,並將黨的力量納入到部隊裡去。

 第一次是1935年,在38師辦了幾期教導隊,表面是軍事訓練,實際在學生中吸收了一部分進步青年並進行了革命教育,民族教育。全國解放後,我見到其中幾位同志,他們早已成為革命幹部。

 第二次是1937年初,我辦了一個參謀訓練班,聘請了張友漁同志為政治教員兼負責教育的總指導。党介紹了一部分學員到此受訓。這個班在當年七月南苑被日寇侵佔後中止。

 第三次是1938年,辦幹訓團,報請葉劍英同志派來曹荻秋,鄭紹文任教。上面已述及。

 第四次是開辦“自忠中學”。特說明如下:

 在1941年後,抗日戰爭基本處於相持狀態,33集團的作戰地區一直在鄂西北的襄陽到荊門,當陽一線,沒有過大的變動。部隊駐地比較固定下來,軍人家屬紛紛從內地和敵後來到駐地附近,多數被安置在河南鄧縣幹訓班所在地。家屬來多了,兒童上學成了問題,當地國民黨辦的學校本來很少,很小,很糟。在我去鄧縣視察幹訓班及後方時,家屬都提出這個困難。因此,我經過考慮決定成立一個小學。但較大的兒童仍不能上學。最後,就由馮治安決定,讓我負責辦一個中學。我委託自抗戰初期帶著基督教青年會軍人服務部人員來部隊搞“休閒教育”(在戰士休息時,組織唱歌,做遊戲及代寫書信活動等)的楊繩武先生做具體籌備工作。楊過去是保定同仁中學校長。我瞭解他熱心教育事業,有民主愛國思想,對中共是同情的。馮治安也知道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因此由楊辦學可以使馮放心,免於干預。從1942年下半年籌辦,到1943年3月正式開學上課。為了易於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紀念殉國的張自忠為名,學校定名為“自忠中學”。

 為了使來校上學的軍人子女(包括所在地方的一些適齡青少年)不致受到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讓新一代對家庭的改造起到積極作用,培養一批將來為新社會服務的有用人才,我特別注意所聘用教職員的政治態度和品質。對於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的瞭解和觀察過。我向楊繩武提出,教師不好就教不出好學生,請教職員的原則一定要政治上表現進步,沒有國民黨色彩。在學校中,進步的教職員確實形成了核心,起了領導作用。他們多次抗住了來自馮治安及一些反動勢力的壓力,使國民黨在校內沒有活動的餘地。我也利用合法的職權,使企圖破壞,接管學校,驅逐,逮捕進步師生,在學校中建立反動組織的種種陰謀無法得逞。

 自忠中學的學制與課程,同國民黨地區的中學完全一樣。但是,校內充滿民主空氣,生氣勃勃。教師講課不受任何限制。學生可以自由閱讀進步書刊,唱革命歌曲,演進步戲劇,出壁報,開晚會,以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都是我當時親自耳聞目睹的。我也常去給師生做時事報告,分析形勢,鼓勵他們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堅持抗日,民族,進步,很受他們歡迎。1944年暑假後,我對他們講到:自忠中學的師生要立志”為人類謀平等的幸福“(當時尚不宜公開說解放全人類)。他們便把此當作校訓,並編成校歌來唱。根據黨的指示,我不能與地方黨組織發生聯繫,但我感到自忠中學一定有我黨的同志。全國解放後,事實果然證明:教師中確有一些在抗日戰爭時入黨的好同志,如訓導主任祁鹿鳴,教務主任劉壽之,教員楊子范,趙慶輝,郝樹榮......等。他們忠誠黨的事業,勤懇的工作,嘔心瀝血,言傳身教。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向正在成長中的,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青少年,潛移默化的宣傳和擴大中共的影響。

 自忠中學在鄧縣建校,日寇進犯河南後,隨幹訓班遷往湖北竹山,戰後又遷回鄧縣,再遷臨潁,商邱。部隊在徐州前線起義前,自忠中學被馮治安遷往江蘇句容縣,直到被解散。

 我認為自忠中學辦校的政治方向是好的,是進步的。它效法了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學生確實在學校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蒙教育,憎恨國民黨的黑暗,腐敗,擁護和愛戴共產黨,嚮往解放區和延安。從抗戰後期到解放前夕,很多師生不顧生死,紛紛成批到解放區參加革命。不少人加入中共,不少人成為黨政軍負責幹部,也有的為祖國為民族英勇犧牲,成為革命烈士。事實證明:絕大多數師生,經受了革命戰爭和歷次政治運動的嚴峻考驗,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至今,他們還在兢兢業業的為我黨和政府工作著,戰鬥著。我的兒子木鐵,也是自忠中學的學生,早在我起義前,他就穿越國民黨的封鎖線,投奔冀察熱遼解放區。在文革中,萬惡的林彪,”四人幫“一夥,在全國範圍內,對自忠中學的老師,同學進行了誣陷與迫害,誣衊”自忠中學“是”特務學校“,”集體加入過反動組織“,”國民黨的地下聯絡站“等,妄想將大批師生置之死地。甚至在粉碎”四人幫“很久以後,有的同志還沒有恢復黨籍,恢復工作權利。另外,也有不少人在檔案中留下”尾巴“。對此,我認為必須還歷史本來面目,凡強加於”自忠中學“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理應推翻。

14. 策動起義

 抗日戰爭打了八年,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萬眾歡騰,全國人民奔相走告。但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卻發佈命令,只許他的部隊擔任受降,要求敵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原地駐防待命“,不准許收繳日偽軍的槍械物資及參加受降。這充分暴露出蔣介石要挑動內戰,消滅中共,搶奪勝利果實的野心。在這樣一個新的形勢面前,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如何保衛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開展對敵鬥爭,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根據過去黨給予我的指示和教導,我認為,必須利用自己的工作條件,積極進行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破壞和平陰謀的鬥爭。當時,33集團軍奉命去信陽受降。在從鄂西駐地向信陽進軍的路上,我看到了生氣勃勃的新四軍部隊向東開去,我便和同行的何基灃坦率的進行了交談。我表示,國共即將衝突,唯有與中共合作,與國民黨決裂才是正大光明的道路。我說要施行這一打算,首先要聯繫上解放軍,以便能密切合作,不發生矛盾。我知道過去77軍幹訓團有中共活動,如幹訓團團長過家芳就是中共黨員,於是我請何基灃派人與解放軍取得聯繫。

 到信陽不久,蔣介石為了進攻解放區,命令33集團軍開往徐州集結。馮治安這時到上海去辦私事,由我帶隊乘火車前往,途經許昌時,我去看望68軍軍長劉汝明,我借用馮玉祥的口氣對他說:要與共產黨合作,不要再跟國民黨走下去。劉汝明表示對共產黨不摸底,有懷疑情緒,談話有些格格不入,所以當時沒有深談下去。在鄭州,我拜訪了楊虎城舊部66軍軍長李興中。他當過馮玉祥汾陽軍校校長,過去與我黨有過聯繫。我們交談比較融洽。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要看馮治安的態度如何。他提出“誰來領導呢?馮治安如何?他同意嗎?”我到徐州後,除尋找機會與黨設法聯繫之外,又找孫良誠做工作,他也是表示看馮治安的動向。

 當時,徐州駐有陳大慶的部隊,主持徐州工作的一位元代理主任是我的同學,為了討好蔣介石,他讓我指揮33集團軍的一個軍,加上陳大慶的劉億德軍進攻解放區,我藉口陳大慶不願別人指揮他的隊伍為由,把這件事推掉了。不久,蔣介石發佈動員命令:一是將軍隊重新編組,二是做出了進攻部署。33集團軍改為第三綏靖區,將原來的偽軍郝鵬舉劃歸第三綏靖區指揮。這個文件很重要,我讓參謀抄了一份,準備送往第三野戰軍和陳毅將軍。同時,我也看到蔣介石要把改編及未改編的偽軍全部解散的一個密令,並聽說蔣介石很恨郝鵬舉。我認為這些對於策動郝鵬舉起義,是非常重要的。

 郝鵬舉原在西北軍,曾任馮玉祥的傳令員,被送到蘇聯炮兵學校學習,過去和我認識。成立第三綏靖區之後,我任副司令官,時常借視察防務和部隊到他那裡交談。他對蔣介石嫡系人員對他的敲詐勒索很不滿意,但又沒決心反抗。我有意的把他的隊伍安排在台兒莊,讓其孤立在一翼,意圖使他受到解放軍的影響而走向起義。

 馮治安回來後,我向他分析形勢,勸告他考慮今後同解放軍的關係。他趾高氣揚,得意忘形,認為蔣介石有幾百萬大軍,有美國撐腰,中共解放軍不是對手。他前不久還在上海廣置家財,恣意享樂,他的態度比我接觸過的其他人都要惡劣,斷然拒絕我的勸告。

 後來,第三綏靖區司令部遷到賈旺。解放軍派馮文華同志(馮玉祥的侄孫,是很早到江西蘇區參加革命的)來做工作。我先找59軍軍長劉振三,以後又約我和何基灃一起談。在交談中決定不與解放軍作戰,解放軍若進攻就讓開。馮文華要回去時,因路遠不安全,我表示我正要去郝鵬舉處,請他搭乘我的吉普車。我送走了馮文華,就到台兒莊與郝鵬舉做了一次開誠佈公的長談,我把蔣介石要將偽軍解散的命令透露給他,又說明蔣介石恨透了他,必欲將他置之死地而後快,叫他早做打算。郝哭述了他如何脫離西北軍,到胡宗南那裡加入了藍衣社,又如何因內部矛盾要殺他,他沒有辦法才投靠了汪精衛,當上了偽淮海省省長兼第六路軍總指揮。他說:“蔣介石不把我當人看,只好再另找出路。”我當即指出:“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起義投奔共產黨,棄舊圖新,這是唯一光明的出路。”他小聲說:“解放軍已派人來聯繫過。”又吞吞吐吐的說“”陳毅司令員約定要會晤我,時間就在今晚,這事情拿不定該如何辦才好。“我即刻嚴肅對他指出:這是有關一生前途的關鍵時刻,一定要當機立斷,決不可再遲疑不決。我為了堅定他的決心,同時也為了趁此良機送去重要檔,立即表示:”今晚一定去!我可以陪同一起去。“他同意了。

 當晚是一個陰曆月底,天色墨黑,郝鵬舉和我帶著他派的二十幾名騎兵,以查哨為名,一同乘馬越出了警戒線。一路上,除了馬蹄聲和路旁樹枝被碰折的響聲外,周圍充滿緊張的沉寂。我們來到了西黃莊(村名記不大清了),有所房子周圍挖有淺溝,我的馬陷入溝內跌了一跤。這時,有人接應我們進入北面的房子裡休息。不一會,陳毅同志和七,八位參謀人員走進屋裡。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感到十分熟悉和親切。陳毅同志精力充沛,熱情洋溢,顯得十分健壯有力。屋內放了一個燒木材的火盆,我們仍感到很冷。但是,陳毅同志敞開衣領口,不時的擦汗,顯然是匆忙趕來的。

 陳毅同志講了當前形勢和解放軍的政策,歡迎蔣軍官兵到解放區來,並指出到解放區後一切由解放軍供給。願來者,則安之,不願留,仍可回去。我插話說:停戰另即下,蔣介石就要收拾異己了,希望郝即刻表明態度。陳毅同志頻頻點頭稱是。郝仍是彷徨不已,態度模棱。這時,參謀人員紛紛向我探聽蔣介石徐州部隊番號及指揮官姓名,我便從口袋中取出命令念給他們聽。他們說來不及記錄,要求我把檔借給他們看看。我說:“這就是帶給你們的。”郝鵬舉在旁邊看見忙說:“這可是無價之寶啊!”最後,郝答應關於起義的事再和派去的人具體商談。

 我們告別歸來已是半夜,我即住在郝鵬舉處以安定他。我還到郝部一位比較傾向進步的師長那裡探望,他那裡正有一位解放軍幹部(後來聽說是王少庸)與他交談,也是說服他起義。我對他們說:“起義已基本上決定了,現在只是如何具體行動的問題。”此日早晨,我剛回到賈旺司令部,馮治安對我大發雷霆說:“馮文華來幹什麼?”這事不知他怎麼知道的。我裝作不知不睬。

 在此期間,羅炳輝同志也給我寫了幾封信內容相同的信,大意是講形勢,勸我起義。其中有一封信落到馮治安手中,幸好信中沒有暴露我的共產黨員身份,所以馮治安把它視為一般策反的信,沒有給我找什麼麻煩。

 過了幾天,郝鵬舉的副總指揮與參謀長來看馮治安,正好我也到馮那裡去,他們見到我進來只笑了一笑,沒有說話。就在這天夜裡,解放軍進攻,郝乘機起義了。

 應說明一下:郝起義後我們黨對他和他的部隊給予十分優厚待遇。但由於郝的反動本性未得到徹底改造,在蔣介石的引誘下,於次年(1947年)又叛變革命,結果被解放軍消滅,郝本人被生俘。

 馮治安在郝鵬舉起義後,怕我在軍中生事。就叫我去臨潁整頓剛來到後方的各單位,其中有幹訓班,有自忠中學及一部分家屬。我除了到各處看視之外,並沒有其他什麼事情。我住了一個多月,前方一直沒有信來。忽然聽說何基灃的兒子給自忠中學的同學寫信,講到我已被撤職,調位參議。我也弄不清楚是什麼把戲。後來,馮治安來電要我返回前方。我回去後,軍長劉振三告訴我:“你久不回來,所以軍,師長們聯名找馮治安,一定要請你回來”,因此,馮才不得不給我來電。但是,馮對我仍是懷有戒心,不讓我住賈旺,要我住在徐州都天廟營房。理由是照管徐州留守的司令部各機關。馮把我和部隊隔離,固然是件壞事,但另一方面,也使我的行動比較自由,便利二野及三野等方面派來的同志找我商議事情。

15. 再次見到周恩來同志

 許久以來,我熱切盼望與黨取得直接聯繫,由於這個心願一直尚未實現,心中十分不安。1946年夏天,忽然得知馮玉祥先生要出國考察。我認為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便以送行為藉口,從徐州到達南京,住在馮玉祥的寓所。

 我知道周恩來同志住在梅園,十分想見到他,可是,黨的紀律和黨的利益v不想允許我冒然前往梅園。當時,王冶秋同志在馮玉祥處工作,在同他暢談之後,我請他代我與中共辦事處聯繫,要求見周恩來同志,請安排一次見面。王冶秋同志把我的請求轉告了黨。第二天,王告訴我說:周恩來同志約我親自面談,由於事關重大,去梅園諸多不便,約定在次日傍晚時分在馮玉祥寓所附近一個偏僻去處的公園外面相會,到預定時間時,周恩來同志將乘一輛黑色小汽車經過那裡,要求我立刻上車,談話將在車上進行。

 我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等到傍晚,便穿著軍便服約會王冶秋同志,裝著散步的樣子走向指定地點。這裡很僻靜,附近見不到什麼人煙。約定的時間到了,一輛黑色小汽車準時開到,在我們跟前停住。車門打開,我看見久別渴望的周恩來同志身穿中山服,鎮靜的坐在後座向我點頭。我跨進去剛坐在他身旁,汽車便迅速開動前進。在向前行駛的時候,周恩來同志仔細的透過後面的車窗觀察,看到沒有盯梢的車子,便向我親切問候。車上除司機外,還有一名警衛員坐在司機旁邊。我立即彙報了徐州地區的情況。周恩來同志時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視我,時而沉思點頭。我向周恩來同志談到今後工作和組織起義的問題後,他指示我:”現在,要多向蔣軍官兵,向那些高級將領和帶兵的人說明我們黨的政策,指明他們的出路。蔣介石是一定要打內戰的。他要打,我們就打。我們不但在戰場上狠狠回擊他們,也要從敵人內部去打擊頑固派。要爭取策動高級將領和大部隊起義,這樣,可以造成更大聲勢,瓦解敵人的士氣。“我表示:我所在部隊和我相處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戰中他們肯定會服從我的調動。現在,大多數官兵都認識到跟國民黨走沒有出路,起義是有條件的。只要黨下令,我可以保證隨時起義。我告訴周恩來同志,在部隊中的鬥爭很複雜,有不少反動的國民黨軍官,還有一批特工人員,為了保證起義的順利,為預防敵人的破壞,請求解放軍在進攻前派聯絡人員到我那裡去,以便很好的配合。周恩來同志表示贊同的點點頭,他沉思一刻,環視四周,又看看表,忽然緊緊握住我的手搖動起來。我明白了,這次談話必須結束了。

 汽車在一個僻靜地點停下,當我迅速下車後,汽車立即疾駛而去。頃刻便消逝在舊中國沉悶的夜色之中。

 次日,王冶秋同志到梅園辦事處去,回來對我傳達了董必武同志指示:在車上的談話很重要,很有價值,但當時干擾太多,還有一些問題不十分清楚,最好寫一個詳細的書面材料。我遵照董老的意見,把徐州敵人佈防情況和我的要求,寫了一個詳細的說明材料,轉交給周恩來同志。

 在同周恩來同志會晤前,王冶秋同志曾提到:有人談論李濟深正在南京搞”第三路線“,策劃反蔣,邀我前去會面。我與李見面時,他向我談了反蔣打算,希望我和他合作。我向周恩來同志彙報時也談到了這件事。周恩來同志指示我在党的領導下行動。

16. ”守備“徐州

 我帶著周恩來同志和党的新指示趕回徐州。回來之後,再一次積極開展對馮治安的爭取工作,我到賈旺找他,又藉口馮玉祥的臨別贈言,耐心的希望他認清形勢,站在人民的一邊,馮治安對蔣介石抱有很大幻想,根本不相信共產黨和解放軍能夠取勝,也捨不得他的財產和小老婆,態度還是很頑固的。但是,仍然不放棄對他的爭取,給他寫了一封信,勸他認真考慮我的建議(信的底稿竟仍存留至今)。

 馮治安與我多年相處,他總以為他是帶兵的,我沒有兵權,他不說話,誰也帶不走他的部隊。為此,他認為只要把我和部隊隔離開,我就成不了什麼大事,就不會有什麼危險。因此,他堅決反對起義,但又顧慮我在多方面的威信與影響,也就沒有對我立下毒手。

 在徐州,我和59軍副軍長孟紹濂詳談多次。孟在我任29軍副參謀長時是軍部軍務處長,我們關係較好。孟雖在77軍任職較久,但在59軍有較高威信,為人耿直,正派,群眾關係好,人稱為”孟夫子“。我常通過他去做59軍工作。孟與李濟深也有聯繫。

 此外,59軍軍長劉振三由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他也向我談到與李濟深見面的事,李向劉談了反蔣計畫。我借此機會也向他宣傳了黨的政策,希望他能認清形勢,舉行起義。據原59軍副軍長李九思說:劉振三曾告訴李九思“如徐州有大的戰爭時,59軍的一切行動應當聽張副司令指揮。”

 李九思原是38師師長,因反共作戰不力被撤職,調任59軍副軍長,在徐州住在家中。我由於李當時沒有兵權,也不願將起義計畫過多的洩露,故起義時,李未參加,他對此引為終生憾事。

 我還多次做過張嵐峰的工作。張也是我的親戚,原為西北軍,曾在日本學習,在汪偽時和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第三路軍總指揮。由於他總是腳踏兩隻船,最終遭到覆滅。

 徐州是交通樞紐,許多部隊及後勤機關均在徐州停留,每當解放軍進攻到徐州附近,首先是這一部分受到驚擾,對當地軍心和民心影響很壞,於是在1947年,徐州“剿總”決定成立徐州地區守備指揮部,任命一位守備指揮官,管理徐州及附近各縣駐紮的部隊(不包括有組織的大部隊)和地方團隊。凡是以上部隊出入徐州,都要報告指揮部。此外,還兼管修築徐州市內的半永久性工事。“剿總”參謀長郭汝瑰是我在陸大的同學,他知道我在徐州,推薦我擔任守備官一職。我考慮擔任這個職務,便於掌握徐州軍隊行動及工事情況,又可自由出入“剿總”,到參謀處看閱軍事情報和軍事圖表,隨時瞭解軍情的變化。因此沒,我同意兼任了這一職務。

 在擔任守備指揮官時,我經常派人將徐州敵軍情況及工事圖表送往三野。在此期間,蔣緯國的戰車團也歸我指揮,他還向我表示,在戰時保證將一輛指揮用的戰車交給我使用。徐州市長滕傑也歸我指揮。滕傑是蔣幫特務,他對我誇口說:徐州市完全被他用特務控制了。實際上,徐州確實是每家每戶每個商店都有特務活動,這些特務故意露著手槍,到處敲詐勒索,民憤極大,群眾恨之入骨。滕傑無恥的吹噓他的工作很好,對我說:“共產黨在徐州根本無立足之地”“有個共產黨在徐州,多年也不敢活動“,還說:”有個共產黨剛到徐州就被逮捕了”。他說的口吐白沫,洋洋自得,但萬萬沒有料到眼前他自己就在共產黨的指揮之下。整個徐州處在共產黨員的“守備”中。

 淮海戰役前夕,軍情十分緊張,蔣介石對我任徐州地區守備指揮官不放心,又對馮治安在第一線也不放心,便改任馮治安為指揮官。過不多久,對馮治安還是不放心,又任李彌為指揮官。

 郭汝瑰在解放後對我說:他早已與地下黨有了聯繫,看到蔣介石獨裁腐敗,早晚要垮臺,所以,他是有意推薦我擔任守備指揮官的。

17. 起義前夕

 19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三野派聯絡部楊斯德等三位同志來到徐州,當面傳達了陳毅同志及三野首長的指示,告訴我說:解放軍將於11月8日發起進攻,應爭取兩個軍起義。我立即向他介紹了當前的敵情,研究與解放軍配合的具體方法。

 由於我的住處是在第三綏靖區司令部內,人員來往頻繁,監視也甚嚴,我便很快給他們三人換上了國民黨軍官的軍裝。考慮到我這裡不便生人長時間居住,行動不安全,而何基灃是賈旺前方指揮所負責人,家眷又在那裡,容易隱蔽,同解放軍聯繫也比較方便,我就與何基灃聯繫好,吃過飯後派人送楊斯德等三位同志去賈旺,在何基灃處住下。

 起義前夕,我的處境是比較困難的。馮治安因為我曾多次動員過他起義,也知道我在解放戰爭初期就動員過不少原西北軍高級將領起義,所以對我存有戒心,一直令我住在徐州,不允許我接近部隊。此外,不久前李德全(馮玉祥之妻)同志在解放區電臺上號召西北軍將士起義。這加重了馮對我的戒備,對我監視更嚴了。面對這種困難的局面,我想:我留在徐州,不和部隊一起,怎麼組織起義呢?1946年,黨中央周恩來同志,董必武同志親自給我佈置的任務是個爭取高級將領及大部隊起義,現在,馮治安頑固不化,起義的時機已經來到,我必須設法脫身,儘快趕到賈旺,以保證起義的順利和成功。這時,前方已有了戰鬥,我便向馮治安提出去賈旺參加作戰指揮,並通過何基灃及59軍高級將領也向馮提出同樣要求,馮一概拒絕。我嚴正對馮說明:“前方將有大的戰事,我應該到前方去,前方的軍,師長也要求我前去共同作戰”。馮經過考慮,想出個主意,就是把軍長青島徐州來,到他這裡,由我主持開會,來討論作戰計畫。

 於是,在11月7日這天,本部的高級將領會議就在馮治安住處召開了。參謀長陳繼淹(大特務,解放後被鎮壓)參加了,59軍軍長劉振三不在,由副軍長孟紹濂參加,77軍軍長王長海有病,由副軍長許長林參加。馮治安時而也參加聽聽。會議由我主持,上午開了半天,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結果。午後繼續開會。晚上,馮治安要宴請在徐州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邱清泉等。他走了,留下陳繼淹及馮治安的親信繼續開會。這時賈旺來電話找我,開始是何基灃,只說了句“有人和你說話”,接著便是楊斯德同志的聲音,他焦急的催促我即刻到前方去。電話機在樓梯下,正對著會議室的大門,室內緊張而寂靜,大家都可以聽得見對話的內容。我充分瞭解同志們的心情,但我知道如有一點疏忽,一旦事情敗露,全域都可能遭到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我一面壓緊耳機,一面告訴他們“現在還在開會,會後爭取早去”。陳繼淹已有了懷疑,電話機剛放下,他就急忙追問是什麼人來的電話?聲音為何這麼大?有什麼事?為什麼這麼急?我只得敷衍他說:“是何基灃電話,還是請我到前方去的事。”

 夜間十二點多,馮治安回來,詢問討論的如何。孟紹濂副軍長回答:“還是需要張副司令到前方去”。馮說:“今晚談不完,明天繼續談”。還是堅持不讓我前去。我在此困境中冷靜的思考到,明天(8日)軍隊就要行動,孟紹濂等在此,部隊無人指揮,勢必混亂,於是我提議說:“前方緊急,指揮官都在這裡很不利,今晚必須先讓他們回去做好準備,明日可再來。”馮表示同意。淩晨一點多,會議暫停,我交待了一下,孟紹濂副軍長等便走了。

 對起義的準備和一些細節,我又反復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想:59軍的軍長,副軍長及師長,團長,我都已做好工作,起義沒有問題。對77軍,何基灃歷史較久,可以由他處理。我瞭解師長過家芳沒問題,軍長王長梅有病不問事,師長李寶善是馮治安親信,問題也不大。我回到營房後,立即收拾隨身的簡單用具,決心火速去賈旺前線。屋子裡的東西基本未動,以免我的行動被人察覺。

18. 回到自己隊伍

 11月8日淩晨四時左右,我要來吉普車,帶了一個隨從,從賈旺出發。當時徐州四周已戒嚴封鎖,等候出入的車輛擁塞道路。我的車直開到柵門口,哨兵見我身穿軍服又是高級將領,便馬上開門放行。

 我以為走的很機密,但不知陳繼淹已派人監視我。我已出發,陳便知道了。在馮治安樓下住的是馮的隨從高級參謀尹心田。解放後,尹心田告訴我說:8日早晨,陳繼淹慌慌忙忙進來對尹說:“張副司令開小差了,你知道嗎?”說完就匆匆上樓向馮治安報告去了。半小時後,馮全副武裝走下樓來,叫尹心田準備汽車去“剿總”見劉峙。尹問馮做什麼?馮說:“去報告張副司令的事”。尹說:“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就去報告,萬一錯了,劉峙一定會批評你過於張惶。”尹建議:“最好先打電話到各處,問問張副司令是否在那裡,如果在那裡,請張副司令回個電話。”這樣,馮治安猶豫了,沒有立即去報告,給我贏得了時間。

 在由徐州去賈旺的中途,是132師過家芳的駐地。我與過家芳交談後,打電話給何基灃,說我即刻到達賈旺。在132師停留期間,我得知馮治安已給前方個司令部打了電話,要我回電話。為了穩住馮治安,我到賈旺後就打電話給他,並且說明:“前方吃緊,我到前方來了。解放軍昨晚已開始攻擊運河閘了,在這重大戰爭面前,我必須和我們部隊同生死共患難。我希望你也來前方。”馮治安自然是不敢來前方的。他就送了個順水人情,命我在前方負責指揮。這樣,又為起義贏得了時間。

 我是在上午八時到達賈旺總部的。何基灃告訴我說:昨夜孟紹濂副軍長從徐州趕回來以後,立即在59軍軍部召集了一個軍,師領導幹部會議,楊斯德同志出席並宣佈了起義計畫。當談到有些反動分子可能破壞起義時,180師崔振倫師長拔出手槍說:“誰反對,以手槍對待。”最後,大家完全同意起義,決定8日中午出發,向台兒莊集結。總部通信官樊雲門把無線電臺及電話都已控制起來。把馮治安和劉振三家中的東西也放在總部柴油車上運往徐州。此後,禁止任何人去徐州。

 59軍原定8日12時出發,我到賈旺後,為防止遲恐生變,立即命令及時行動。部隊當晚都陸續開到台兒莊附近。這時,很多部隊下級軍官及士兵不知道起義,謠言很多,我於是到幾個部隊說明了起義的必要。後來聽說有幾個國民黨頑固分子向團,營長借手槍,要打死我,但沒有人支持他們,未能得逞。

 9日早晨,由於一些反動傢伙煽動部下反對起義,有一部分人開了小差。崔振倫師長向我反映部隊軍心不穩,我就和他到部隊去,首先到了段逢源團,經過我的講話都安定了。段團是起義部隊中最完整的一個團。以後,師部走的人也陸續回來了。

 就在9日這一天,解放軍的大部隊向台兒莊我們駐地開來,知道我們是起義部隊後,便迅速向南開去。我們起義部隊就由專門來台兒莊歡迎我們的解放軍同志帶路,向臨沂開拔。其中有陳同生同志,華誠一同志等。在臨沂休息一夜,又開往莒南,大店一帶休整。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上,舉世聞名的淮海戰役於1948年11月初剛剛打響之時,我部59軍兩個師,77軍一個半師的二萬三千余官兵,在人民解放軍的周密配合下,于賈旺,台兒莊防地起義成功了!從而,開放了台兒莊一帶運河上的通道,使徐州的東北大門敞開,讓解放軍得以迅猛直搗徐州,並切斷了黃伯韜兵團的退路。造成蔣軍上下混亂,驚恐動搖。對於徐州戰局及淮海戰役起了一定作用。

 11月28日,我們全體起義官兵通電全國,揭露蔣賊勾結美帝進行反人民內戰的罪行,號召蔣軍內部一切愛國的軍政人員和仁人志士早日起義。12月9日,華東野戰軍首長陳毅,張雲逸,粟裕,譚震林等同志複電慰勉,特別是毛主席,朱總司令也在12月10日來電獎勵,指出我們在徐州前線率部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極有助於革命戰爭的發展。這些親切的鼓舞和教育,使我們一致決心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改進官兵關係與軍民關係,爭取早日把起義部隊改造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在周恩來同志的教導和指示下,我在白區工作近二十年後,今日終又回到黨的懷抱中來。在我竭盡努力爭取馮治安無效之後,馮及其爪牙也竭力伺機對我施展毒手,並企圖阻撓我去部隊,以達到破壞,瓦解起義的目的。但是他們未能得逞。

 部隊起義後,劉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黨組織,及時掩護了我的家屬,將四個孩子撤離北平,護送到解放區。不久,我的女婿王永康也經地下黨介紹去解放區工作。從此,在黨的熱情關懷下,我的孩子們陸續走上他們所嚮往的革命道路。

19. 為革命事業而戰

 遵照黨中央的指示,起義部隊在華東野戰軍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了整訓。工作隊的同志們做了大量的,細緻的工作。到59軍來的工作隊主要負責人是陳同生同志。

 通過黨的關懷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部隊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變化,出現了新的氣象,革命覺悟也有了一定提高。

 在整頓工作基本結束的時候,中共華東局接我和何基灃到了益都,開了一個歡迎會,給予我們許多鼓舞。當時,天津戰役正在進行,華東局為防止天津潰兵南下,命令部隊開赴博興,齊東一帶。一面繼續整訓,一面擔任河防任務。

 1949年元旦左右,部隊開往宿州的靈璧縣整編。59軍與渤海縱隊合編為33軍,由我任軍長,韓念龍同志任政委,張振球,孟紹濂同志為副軍長。77軍與另一縱隊合編為34軍,由何基灃任軍長,33軍歸第九兵團宋時輪同志指揮。改編就緒即開往巢縣,準備渡江作戰。

 1949年4月7日,陳毅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內容是:“克俠同志:兄領導起義後,弟往來南北不克在部,故未暢敘,深以為歉。郭政委(按:郭化若同志)來此談及兄部改造經過及兄努力學習情形,甚好甚慰,望繼續努力,得便當謀快唔。匆匆,致布禮。”

 陳毅同志軍務繁忙,但他對於我的關懷與幫助是很多的,我永遠感激和懷念他。

 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簽訂國內和平協定以後,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朱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舉行了全面的大進軍。4月21日拂曉,在九兵團指揮下,33軍隨27軍之後,僅用一個多小時就從安徽的泥沙壩,外灘橫渡長江天險,全部順利的在南岸登陸,佔領了灘頭陣地。蔣軍部隊被殲一部,大部南竄。我軍奉命向東急進,27日進抵廣德,28日5時繼續東進。這時,前衛抓獲一名俘虜,得知蕪湖,南京,鎮江一線江防蔣軍約6個軍向杭州潰竄。當時,軍部及一個團在廣德,別的部隊都正在東進之中,彼此相距很遠。我軍當即報告上級並決心截擊逃敵。經過一天的戰鬥,殲敵萬餘人。這是我軍改編後取得的又一個勝仗,鍛煉了部隊,也為今後勝利作戰打下了基礎。

 在全部南逃蔣軍被殲後,蔣介石又在淞滬地區集中殘部15萬人左右,妄圖憑藉堅強工事做垂死掙扎。第十兵團進擊上海,阻於工事,傷亡較大。因此,將我軍劃歸第十兵團指揮。經過九,十兵團英勇作戰,與友軍配合進攻,上海宣告解放。九兵團奉命擔任淞滬警備任務,以後九兵團開赴朝鮮,任務移交33軍,由郭化若同志任警備司令,我兼任淞滬警備區參謀長。

 1950年公開党時,黨中央組織部於3月7日作出了“關於張克俠黨籍問題的決定”,內容全文是:“張克俠同志,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學生。大革命時期由西北軍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因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1928年在校曾請求入團入黨,但因當時蔣介石已叛變革命,西北軍首腦馮玉祥也背叛革命,本人為西北軍所派故未被批准。回國後即在馮玉祥處任職。在馮,閻反蔣戰爭時,本人1929年赴滬,得由張存實同志介紹入黨,並負黨的任務回西北軍工作。此後因黨未派人聯繫,一度失去組織關係。1933年因公赴滬,複通過張存實同志與党取得聯繫,後到南京陸軍大學學習,曾參加張家口抗日同盟軍工作,與党保有聯繫,同時並與第三國際一位馬同志有工作關係。陸大畢業後歷任29軍及59軍參謀長等職,在29軍曾掩護我黨在該軍工作,在59軍亦曾與王梓木同志通訊聯繫。抗戰初期在武漢與我周,葉,陳諸同志聯繫,至1940年後曾中斷。自衛戰爭開始後又與黨取得聯繫,並在淮海戰役中率部起義。上述情況,經張存實,王梓木,肖明,徐冰,葉劍英,曾志等同志分別證明屬實。據此我們認為張克俠同志,雖長期在國民黨軍隊工作,但1929年入黨以來,一貫與党保有聯繫,設法為黨工作,並有成績,故其全部黨籍,應予承認。“

 正當組織告訴我這一決定的時候,我的兒子木鐵隨第四野戰軍進入廣州。他來信告訴我說,他已被批准加入中共。我覆信將黨中央組織部關於我的黨籍問題的決定告訴他以後,他十分激動的來信寫到:”我在您的身邊成長,從您的身上看到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它鼓舞我離開舊的社會而投奔革命。但是,我從不知道您是一位共產黨員,媽媽和所有親人也不知道。在我入黨時,我曾為不真正瞭解您而痛苦,今天,我們可以為共產主義的事業而並肩作戰了。“

 全國解放後,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我由於年邁體弱,不適於做軍事工作,請求專業。1950年被任命為華東農林部部長。1954年,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成立國務院,周恩來同志為總理,我被任命為林業部副部長,以後又兼任林業科學院院長,分黨組書記等。直到文革初期,我都在工作崗位上。並認真遵循黨的指示,按照黨的政策去努力做好工作。

20. 永遠向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在席捲全國的這一場觸目驚心的鬥爭中,林彪,”四人幫“一夥,猶如沉渣泛起,無法無天,為非作歹。他們有恃無恐,不僅把思想搞亂,理論搞亂,組織搞亂,也使党的優良作風敗壞,是非顛倒,給我們黨和人民造成嚴重創傷,使我國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

 在新形勢的白色恐怖籠罩下,數十年來革命者為之奮鬥的基業,幾乎毀於一旦,大批為人民勤懇服務的幹部被打倒,屈死。我本人的歷史也被完全歪曲。他們說我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假起義,真破壞“,甚至惡意中傷我”害怕起義,反對起義“,羅織的罪狀多達一百多條。此時,周總理,陳毅副總理,葉劍英同志等都明確表示我是無辜的,但他們無視法紀,在”六六”通令之後,仍再次抄家問罪。我的愛人馮愷英向上反映情況,竟被管制。迫害株連子女和親友。在1969年8月,我這個四十年前便投身于祖國解放事業的人被宣佈“解放”,並下放廣西農村。1971年6月,因我年老患病,在周總理過問下才返回北京。

 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這是我們黨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勝利。祖國得救了,黨有了希望,社會主義事業獲得了新的活力,前途充滿了光明,為了吸取歷史教訓,為了實現老一輩革命家的遺願,為了實現祖國的四化宏圖,必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的是非再顛倒過來,必須在黨內生活和國家生活中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客觀實踐,決不允許有淩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神化人物及特權。

 風雲半百暑又寒,歷盡坎坷知艱難,喜看江山春爛漫,壯心不已永向前。我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展望未來的前途,決心在黨中央指揮下進行新的長征。

 歷史的前進車輪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她會對是非曲直做出最公正無情的證明。

後記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組織部曾要求各部委領導人寫份自傳上交。文化大革命時,我的自傳被抄家掠去,有個別人指望從我的歷史中找出罪狀,派出八百多人次在全國範圍追查了多年,結果是毫無所獲。但是,他們仍在我的自傳中塞入虛構之詞,企圖混淆客觀事實。為此,我必須趁我仍然健在之時,寫一份真正的自傳,除呈報上級黨組織存檔備案外,並傳諸親友及子孫後世,以瞭解我的真相。

在淮海戰役三十周年前夕,幾位從事黨的宣傳工作的同志來找我,讓我把淮海戰役起義經過及我個人歷史寫個書面材料,並為我擬就一個提綱。同志們說:這是有關歷史和思想教育的有益材料,希望我從黨的事業需要考慮,動起筆來。我是中共哺下成長起來的一名普通戰士。我曾在敬愛的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然而,我所做的一切,距離黨和人民對我的要求相差甚遠,加以年逾古稀,許多往事已記憶不全。但是,同志們再三的誠摯要求,使我不得不勉為其難的整理出這篇東西。

  這是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經歷的記載,同時,也是對我的歷史所做的彙報和說明。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長期的,艱苦的,複雜的,為了革命的勝利,無數人民戰士前赴後繼,在戰場上,在敵人的監牢內,英勇獻出青春和碧血。在這樣一場偉大的鬥爭中,有的同志在前線和敵人廝殺;有的同志在敵人內部搏鬥;有的崗位是公開的;有的崗位是秘密的,甚或是默默無聞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崇高的革命目的——建議一個光明的,富強的新中國。

  今天,曾經在党的領導下從事地下鬥爭的同志們已倖存不多了,他們幾乎全部遭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誹謗和陷害。我本人不僅“在劫難逃”,而且家族親友遍受株連。

  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了使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的一代人瞭解革命歷史,瞭解新中國政權的得來不易,我的這篇記載,也許能夠從一個側面提供些資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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