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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三峽-14】治理長江應“先支後干”(陳明紹 答 剛建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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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紹,1914年生於廣東大埔,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系,先後在北京大學工學院等大學任教授。50年代初擔任過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是衛生工程局副局長,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長登職務。現為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問:據我所知,您原來也是水利工作者,甚至在搞水工模型試驗方面還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第一代。一般來講,以這樣的經歷和感情,應該對水利工程的的大上快上抱有莫大的熱忱,可是您卻是反對三峽工程盡快上馬的人物之一。這裡面的初始動因是什麼?


答:我對水利工程確實很有感情。目前我國水利工作的成就給我很大的鼓舞,我也希望水利工作能引起更大的重視,爭取更多的投入。我國水能資源特別豐富,有60萬兆瓦,數量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但迄今開發還不到5%,作為水利工作者就是要大力宣傳,呼籲水電早上快上。人稱“黃金水道”的長江,如果發揮全部作用,應該能頂上14條鐵路的運量,但目前還頂不上兩條,豈不是太少了嗎?因此,凡是有利於水利開發的主張,我都贊成。這是我的基本立場。至於長江的治理和研究,究竟是建三峽工程,還是要其它方案!這就需要認真研究,而不是感情或熱情所能替代的了。


問:拋開具體方案不談,那麼您認為圍繞三峽工程的爭論是否應該劃定幾條原則?否則公談公有理,婆談婆有理,結果仍然會莫衷一是。


答:原則是必要的。這原則不是主觀臆想出來的,而是按照社會大系統工程的一般原則而擬定的,此外恐怕還要加上我國傳統哲理的有關原則,這倒不是我特別偏愛文化傳統,而是傳統中確有些哲理是長盛不衰的。具體來說,我以為水利工程有四條原則需要遵守。

  1. 先易後難。做任何工作,首先要分清難易,應該先易後難。毛澤東“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的論斷,以及依次而進行的大小戰役是運用我國傳統哲理的範例。同理,對於一個流域的水利工程,也應該先修容易開發的較小工程,然後再去啃那難弄的特大工程。
  2. 先上游後下游。中國傳統中有個說法叫“正本清源”,任何事物都要從根本上考慮清楚。對河流的治理,一般來講要從河流源頭開始,上游治理好了,下游就比較好辦。
  3. 先支後干。長江幹流的洪水,泥沙,枯水航運受阻等等,都與支流息息相關。一般說,一個水庫的修建就是把它上游的所有矛盾都集中到水庫來。先把支流問題逐一解決,幹流也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4. 先面後線。流域面上的溝溝壑壑的水土保持工作都做到了家,河流線上的治理也就迎刃而解了。


問:除了這些原則外,您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還把這工程提到了政治高度,這裡面的依據是什麼?

 

答:我認為任何重大工程都要從政治高度來考慮,三峽工程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三峽工程的科學技術問題,諸如泥沙問題,誘發地震,庫區塌坡的水體衝擊波引起的堤身的安全問題,國防安全有效措施問題等等,都有爭論,至今拿不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經濟上只計算發電,防洪,航運的效益,而對庫區淹沒的經濟損失考慮不周全;此外,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淹沒大量工礦及實際做縣城所造成的社會衝擊波問題,都估計不足。這些問題都是不得了的大問題,不充分論證,謹慎行事,這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會釀成政治問題。從長江在我國人民生產,生活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看,同樣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長江上游有“天府之國”四川,中游有收成好能使“天下足”的兩湖,下游有“魚米之鄉”蘇皖贛,河口為對外經濟交往的窗口上海市。長江流域人口3億9千多萬,佔全國的38.8%,土地面積佔19%,國民經濟總產值佔40%,人均國民總產值更高,是國土開發的主軸。因此長江是中華民族的心臟,命脈。長江上游還聚居著急待脫貧的少數民族。在這樣敏感的地區動手術而且是大手術,都要牽扯到政治問題,絕不能輕率從事。


問:那麼從工程角度看,長江現況究竟如何?


答:首先是洪澇災害嚴重。長江洪澇表現為受災面積大,淹沒時間長,出現頻率高。更為突出的是長江上游支流修建水庫很少,沒有用現代化水利技術對其進行控制。就這一點來說它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差的一條江。解放後進40年,經水利工作者的努力,國境內從北到南七大河流,都可以防禦幾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長江只能防不到10年一遇的洪水。這與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關,認為只要三峽工程上去才萬事大吉,卻忘記了合理佈局,放鬆了對整個流域的控制。這不能不說是策略上的失誤。其次是上游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水土流失加大,由此造成河流和沙量也急劇增加。此外由於森林破壞,氣候也跟著變壞。可以說,長江這條寶貴的江及其流域,每況愈下,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問:這正是三峽上馬派們提出的上馬理由啊!要動大手術,要根治長江,除了上三峽工程外,別的方案似乎無濟於事。


答;不。我的主張是,長江非治理不可,但三峽工程以緩上為宜。我覺得比較可行的方案是,雲,貴,川,廣西等四省加上重慶市提出的“建立長江上游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區”的工程。它的主要內容我這裡不談,只想談其中一點,即用長江上游的向家壩,溪羅渡水電站與三峽工程175米方案比較,搬遷人口少得多,總投資省得多,而淨投資回收期,生態效益卻優於三峽工程,年發電量和有效庫容則同三峽相近。除此之外,如果把長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磐江,大渡河,嘉陵江,烏江等五大支流已進行過可行性研究的27個大中型梯級電站(不是全部梯級)進行比較,也都比三峽工程優越。


問:早在1985年,您在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工程技術委員會主任時,就組織過三峽工程座談會,並將座談會內容整理成“治理長江要先支後干”的報告報送有關部門,前不久您又在政協會議上發言,重新提出這樣的主張。作為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這種精神是很讓人欽佩的。


答:我雖然是一名工程技術人員,但從來不是一個“不問天下事,只讀聖賢書”的書生。早在求學時代,我就是學生會骨幹,後來當了教師,仍然十分關心政治。雖然關心政治,直言不諱也給我帶來了災難,如1957年給我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並被解除了所有的行政和黨派職務,下放到工地勞動,但是我卻不想改掉關心政治的這個“壞毛病”。三峽工程,既然我有看法,有不同意見,我就應該說出來,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一個方向的依據。事實上,我覺得這幾年的空氣好多了,我們九三學社中央提出的關於三峽問題的建議書,收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也得到不少政協委員的擁護。當然,民主化進程也還應該加快,我願意為此貢獻一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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