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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三峽-11】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陸欽侃 答 陳可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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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欽侃,75歲,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1936年浙江大學土木系畢業,供職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屬下。後來獲得過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碩士學位。解放後一直從事水電規劃事業,原任水電部規劃局處長,副總工程師。1988年他是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可行性研究報告上簽名的十個專家之一。


問:聽說您在國民黨時代就被派到美國去,研究設計了第一個三峽工程的方案?


答:那是因為1944年美國水利權威薩凡奇博士到中國考察,提出了“揚子江開發計劃“,指仿照美國TVA(田納西河流域)模式,搞一個三峽工程。當時薩凡奇寫了一個報告給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很感興趣。於是1946年由當時錢昌照主任的資源委員會派遣50名人員,去美國丹佛研修,設計方案,我在其中;同時國內著手搞勘測。我還記得在那個三峽工程方案裡定的是蓄水位200米,發電一千多萬千瓦。但搞了一年後,就搞不下去了。


問:為什麼搞不下去了呢?


答:那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政局動盪,美國原許諾投資,後來不幹了。我們50人中撤回國內的只有30多人,有十幾個不願意回來了。


問:解放後關於三峽工程上不上馬的問題曾有過幾次爭論,當時您採取何種立場?


答:1955至1957年,我曾作為水電部代表,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工作兩年,負責水和水力計算,因此對長江防洪發電做過一番研究,認為三峽工程投資太大,週期太長,一些技術問題也沒搞清楚,以暫不上為宜。那時候毛主席已暢遊長江,寫了“高峽出平湖”的詩句,“長辦”主任林一山與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在報刊上撰文公開爭論。後來,1959年李銳在“廬山會議”上倒了霉,他在水電部挨批判時多了一條罪狀,那就是反對毛主席要搞的“三峽工程”。他屬下凡是持相同觀點的共產黨員,都劃入了“李銳反黨小集團”內。我因為不是黨員才倖免。

 1959年成都會議後,因為搞“大躍進”,“三峽工程”又緊鑼密鼓,叫得很響了。中央調集了一萬名科研人員,到武漢研究如何上馬。那時我有點怕了,不敢再反了,就跟著搞規劃。後來國家遇上困難時期,才作罷。“文革”十年也是幾上幾不上。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9年提出了要“大幹快上”,“長辦”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了上三峽工程的計劃。據說當時的總理華國鋒和其他幾位副總理都點了頭,但趙紫陽作為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有保留,他說:“上三峽工程要淹這麼多地,遷移這麼多人,四川各方面還沒有過關,吃不消。


問:在去年第八次三峽工程論證會上,您為什麼拒絕在論證報告書上簽名?畢竟四百名專家絕大多數都簽了名啊!


答:當時分14個專題論證,我參加的是防洪專題組,我沒有簽字,因為據我研究三峽工程建起來後防洪效益有限。


問:不會吧。就一般人的想法,防洪效益正是三峽工程上馬的關鍵和價值所在。


答:是的,從五六十年代起,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始終是“防洪第一”。但最近已從這一提法上退了下來,改為“防洪,發電,航運並重,綜合利用”,防洪“第一”不起來了,因為三峽工程實際上解決不了多大問題。


問:但報告書上明明寫著,”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能有效控制中下游洪水的主要來源“,”只有興建三峽工程才能有效的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啊!


答:我們可以就建國後實際發生的長江洪水的三種類型做些分析:第一種是1954年全流域性的大洪水;第二種是1981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第三種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較大的洪水。1954年的洪水,是近百年實測水文記錄中最大的,主汛期七,八兩個月長江支幹流洪水總量為4587億立方米,超過堤防泄量的超額洪水量為1032億立方米,當時實際受災人口1888萬人,受災農田4755萬畝,損失是很嚴重的。但經過30多年來長江堤防多次的加固加高和按1980年確定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規劃方案實現後,長江泄量擴大,再遇1954年那樣的洪水時,超額洪水量可減至一半。興建三峽工程,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對中下游湘資沅澧和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報告上所說的,它對1954年大洪水500億立方米所需分蓄洪量,僅能替代城陵磯以上的一部分,長江中下游仍需分蓄洪300~400億立方米;僅能減少分蓄洪區淹沒的農田177~327萬畝,中下游還要受淹670~820萬畝。而且對“頭頂上一盆水”的武漢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減少七附近的蓄洪量,對下游江西,安徽更是無能為力了。

 再說第二種1981年長江上游發生的嚴重水災,在重慶寸灘實測洪峰流量達85700立方米/秒,至宜昌因江槽儲蓄而降為70800立方米/秒,中下游沒有洪災。因此對這種類型洪水沒有必要興建三峽工程攔洪。相反,工程建起後蓄洪攔沙,回水曲線將壅高重慶本以很高的洪水位,會加劇四川的洪災。

 第三種僅中下游發生的洪水我看不言自明,無須細說了。

 所以,從總體上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


問:但“長辦”和論證報告中說,如果歷史上的“1870年洪水重現,荊江南北兩岸堤防都將潰口”。並假設“以荊江北岸(中段)鹽卡潰口為例分析”。“將死亡50萬人”,作為三峽工程非建不可的理由。對此,您以為如何?


答:據許多鴻痕石刻調查到的最高洪水位,1870年是長江上游發生的比1981更大的洪水,但又據當時漢口已有的海關水尺實測記錄,該年最高洪水位為27/36~27.55米,比1954年低2米多,在120年間也僅排第六位。可見該年中下游的洪水並不大。另據調查當時情況,洪水首先向南沖開松滋口,大量泄入洞庭湖。當時很薄弱的荊口大堤在監利以上並未潰決。現在松滋口已有現成分洪道,荊江大堤已大大加固加高,一百多年前的1870年洪水尚未衝垮它,在條件已大大改善的今天怎麼會突然潰堤,造成幾十萬,上百萬人的死亡呢?而且,根據頻率曲線,1870年洪水為2500年一遇,以此來確證三峽工程應上馬,我看理由太不充足。


問:您是否從根本上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答:不是的。我主要想說明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並不像有些同志設想的那麼重大,需要給予客觀的評估;對由此而來的經濟效益的測算,也應當實事求是的論證。上三峽工程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


問:那麼,什麼時候才是合適的時機呢?


答:樂觀一點說,5年至10年以後。就是待國民經濟進一步好轉,工程的科學技術問題進一步弄清楚。長江的大洪水五年或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目前防洪的正確途徑是加固加高堤防,搞好分蓄洪區的安全設施,陸續興建支流水庫,加強流域上的水土保持,以逐步提高長江的防洪能力。


問:如果三峽工程立即上馬您主要的擔心是什麼?


答:首先它將在在資金上擠掉國內其他所有重要的水利工程。從1984年以來,因為要上三峽,已擠掉了四川的二灘(裝機300萬千瓦),湖南的五強溪(120萬千瓦),隔河岩(120萬千瓦)等;目前已設計規劃好的大渡河瀑布溝(300萬千瓦),構皮灘(200萬千瓦),紅水河的龍灘(400萬千瓦),烏江的盆水(120萬千瓦)等工程,也有統統被擠掉的危險。毛主席是說過“高峽出平湖”,但1969年他還說過:“武漢頭上頂盆水,有什麼好處呢?“”要研究四川境內長江支流的應用。“有人經常喜歡引用前者,對後者為什麼避而不談呢?


問:如果三峽工程由國家另立投資,是不是就可以搞呢?


答:根本不可能另立投資。本世紀尚餘的十來年,所有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及教育,科研等各行各業,都缺資金和經費,國家哪能拿得出這一大筆錢呢?你想想看,整個三峽工程預算達一千億元,施工期20年,要遷移113萬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人口,這可能會形成一個重大的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對這個時期的整個國計民生也必然會產生影響。而且一旦上馬,就下不來了,因此決策要慎而又慎。


問:這些觀點您過去力陳過嗎?


答:在政協和水利電力部擴大會議上我幾次呼籲過。就在去年我沒有簽字的下一個論證會議上,我因為要比較詳盡的說出意見,前一晚加夜班先寫出發言稿,但第二天沒等我說完,主持人便以時間超過打鈴叫我下去。後來還是錢正英出來打圓場,說陸欽侃不僅代表他自己,還代表不能出席會的孫越崎老人,算雙份,讓他下午再講吧。所以我在下午發言首先說了一句:“很感謝老部長讓我吃小灶”。


問:可是外界對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很少聽到。


答:新聞界對討論三峽工程的報道不公正。一方面贊成上馬的消息見諸於各報刊;另一方面我們送給報社的高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給人民群眾造成錯覺。1988年政協開會,我和五名委員聯名擬了一個提案,說”關於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的都見報“。後來中宣部答復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我不明白,黨的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說,”重大事情要讓人民群眾知道“,”要增加透明度“,像三峽這樣動一牽萬的大事,為什麼不能公開討論,讓人民群眾了解並參與判斷呢?


問:聽說2月20日將在北京舉行三峽工程第十次論證會,然後就要遞送報告給國務院審查通過。對此,您有何想法?


答:屆時我們仍要向國務院領導申說我們的不同意見。在政協,有的委員說,再不聽,我們要上街遊行,宣傳。我已經七十多歲,沒有幾年好活了,兒女們也勸我算了,但我很贊同北大教授黃文西的話:“我們不要為子孫後代留一座愚蠢的紀念碑。”


問:有人發誓說:“看不到三峽工程的興建,將死不瞑目。”而您作為三峽工程的第一代設計者,如省錢看不到它的興建,您難道不感到遺憾嗎?


答:我不遺憾。因為凡事要從全局出發,要從進入2000年的國家整體利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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