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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自由思想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大師素描•王國維(下)

2015-07-08*他不怕死,但他覺得,要是不能自由地做學問,活著也沒有意思。王先生對學生說:「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世界早就進入民主時代。王先生忠於滿清,那是錯的。但民主不是統一思想。恰恰相反,正因為公民看法不同,才需要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目的應該是讓少數派和多數派和平共存,壓制反對意見不是合理的民主。在自由民主的環境裡,王先生不需要死。

(一)

4月中旬,葉德輝在湖南被槍斃。

消息很快傳到北京,清華師生非常震驚。葉德輝是全國有名的經學家和藏書家,在日本也有影響。但他思想保守,不贊成推翻清朝,更不贊成農會的激烈行動。此公口無遮攔,心裡不滿就大唱反調。

鼓動農民造反的官員懷恨在心,密令農民協會把他抓起來。省政府官員、國民黨黨部官員和農會領袖組成「特別法庭」,以「反動宣傳」之類罪名判他死刑。

葉德輝被殺,一槍打中頭部,一槍打中心臟,死得很慘。王先生和梁啓超深受刺激。毫無疑問,葉德輝的許多看法是錯誤的,但觀點不對就只有死路一條?

密爾在19世紀提出:只要不直接傷害別人,任何言行都不應該受到干涉。後來學者補充,如果合理的行動互相妨礙,那需要協調。例如,要是有的車靠左走,有的車靠右走,那麼誰也走不成,所以得有一律靠左走或者一律靠右的規矩。這不是剝奪自由,而是為了實現自由。

除了禁止直接傷害別人和調節相互妨礙的行為,任何干涉都沒有道理。這是保護社會自由,以至保護我們生命的鐵律。一個人觀點對不對,並不直接傷害其他人,也不妨礙別人堅持自己的觀點。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一定正確,每個人都有可能覺得別人不對。如果誰的觀點錯誤,誰就要受鎮壓,那麼,人人性命難保,更別指望思想自由。激進派認為葉德輝不對,葉德輝也認為激進派不對。假如不對就該死,那麼誰有勢力誰就可以隨便殺人。

北京的師生憂心忡忡。

一位日本學者到清華向王先生請教,看到他情緒低落,就勸他到日本躲避。他跟王先生說:「我們日本學界,特別是與東方文化事業有關係的人都舉雙手歡迎。」但王先生沒有回應。

5月,梁啓超先生發出請帖,約自己的學生開茶話會。面對近百青年,他鄭重地說:「時局這樣動蕩,下學期不可能繼續講學,(我)將東渡日本,重過流亡生活。」茶話會結束,他跟學生們合影,作為離別留念。

梁啓超約王先生一起去日本。王先生回家跟太太講了這件事,但沒做決定。

(二)

5月下旬,風聲更緊,「京中一夕數驚」。

一天,王先生跟陳寅恪、吳宓先生在一起。吳先生覺得王先生應該去日本躲一躲。陳寅恪勸王先生離開清華,搬進城裡。

王先生回答:「我不能走。」

這時離他自殺大概有十天,王先生可能已經下了決心。

事實上,他正在做準備。5月23日,王先生把沒有結集的論文目錄交給助手,交代將來編文集,把它們補上去。

葉德輝被殺以後,清華人聽說國民黨兵見留辮子的男人就殺,還聽說國民黨要再打擊溥儀。男人留辮子,是清朝的命令。清朝倒台,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又嚴令男子一律剪辮:「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

選擇髮型純粹是個人私事。無論是清朝命令蓄辮,還是孫中山命令剪辮,都是無理干涉個人自由。王先生長期留著辮子,表示對清朝的忠誠。這不傷害其他任何人,無論好壞對錯,他都有權利這麼做。

國民黨軍隊不斷北進,清華師生越來越緊張。關心王先生的學生經常去他家,婉轉地勸他剪掉辮子,以免惹禍。這時有些傳聞未必準確,但大家都那麼講,說明人們普遍認為國民黨很不寬容。

但大師自有與眾不同的性格。一天,在吳宓的辦公室,王先生說,學生都勸他剪掉辮子,但「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

暴力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改變他的信仰。

5月30日,還在溥儀身邊做事的金梁去看王先生。王先生一向靜默,那天卻相當激動,說形勢迅速變壞,沒有希望,「世變日亟,事不可為」;又說溥儀處境危險,他提了建議,溥儀周圍的人竟不肯轉達。王先生說著,幾乎要流下眼淚。

金梁安慰他。

王先生接著講頤和園,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

現在回頭看,那時王先生顯然已經打算投湖。

(三)

王先生跟燕京大學的容庚先生有共同的研究興趣,住得又近,來往比較多。

6月1日上午,王先生把借去的圖書還給容庚。兩人談了很久。

王先生講了葉德輝被槍殺的事,說他不怕被殺,但不願被剪掉辮子。

容先生說,情況應該不至於那麼糟。

歸還別人的圖書,這是王先生自殺前的細心安排。

離開容宅,王先生到清華工字廳的餐室參加師生敘別會。學期結束,研究院的學生準備回鄉過暑假,訂了四張餐桌,跟老師告別。

午餐開始,梁啓超先生站起來,對大家說:「黨軍已到鄭州,我現在要趕到天津去,以後我們幾時見面,就很難講了。」

王先生跟山西學生衛聚賢同一桌。葉德輝被殺之後,王先生心情很壞,曾經問哪裡可以避難。衛聚賢建議他去山西,到興賢大學任教。那天午餐,王先生提到這件事。

這時他已經不準備避難。研究生何士驥是北大馬衡教授推薦的。他從城裡趕來參加聚會,跟王先生說,馬衡和沈兼士教授請王先生進城,住在他們家,北大同人會保護他。馬教授和沉教授還講,王先生最好先把辮子剪掉。

於是,參加聚餐的研究生紛紛勸王先生進城。

王先生平靜地回答:「我自有辦法。」

午餐後,王先生去陳寅恪家。這應該是跟摯友的最後告別。離開陳宅,王先生回家跟研究生談話。

晚飯後,又有研究生來訪。師生先談學術,後來講到時局。

王先生說:「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神色黯然。

這時張作霖統治北京。古都里的文化人討厭那個保守的軍閥,但更怕激進的國民黨。

這一天的《世界晚報》刊登了《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人物》,預測國民黨會抓捕王先生。先生已經看過那張報紙。

他不怕死,但他覺得,要是不能自由地做學問,活著也沒有意思。王先生對學生說:「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

學生走後,王先生在桌上鋪開紙,提筆寫了「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囑。決定作出,別無牽掛,王先生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樣按時起床,讓太太梳理髮辮,吃過早飯,走去辦公室。王先生一件一件處理好各種工作,離開研究院去頤和園。

走了一段,他折回頭。早一天,他為研究生寫了兩頁扇面。其中一個落款誤將學生稱為「兄」。回到辦公室,王先生提起毛筆,將「兄」改為「弟」,又轉身上路。

(四)

王先生冷靜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顯然,王先生自殺,既因為他忠於清朝,又因為國民黨軍隊北上的威脅。兩個方面,實為一事:各種消息表明,國民黨蠻橫地用暴力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王先生忠於清室,有可能像葉德輝那樣遭受鎮壓。思想專制會窒息全部創造力,不論什麼傾向的學者都不可能正常工作。

世界早就進入民主時代。王先生忠於滿清,那是錯的。但民主不是統一思想。恰恰相反,正因為公民看法不同,才需要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目的應該是讓少數派和多數派和平共存,壓制反對意見不是合理的民主。在自由民主的環境裡,王先生不需要死。

梁啓超處理完王先生的後事,給女兒寫信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王)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暝不復視。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王葆心被殺是誤傳,但當時大家相信這個消息,因為人們都覺得國民黨專制殘暴。

(五)

1928年5月,梁啓超先生辭職。

清華想補上王先生和梁啓超留下的空缺,但再也請不到那樣的大師,所以決定第二年暑假停辦國學研究院。這個擁有名滿中外大師,教出許多高水平學者的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

清華研究院關閉的時候,正是王先生逝世兩週年。應學生之請,陳寅恪先生揮筆寫下了萬口傳誦的紀念碑文,明確重申,王先生自殺是為了思想自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在拒絕擔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時候,陳先生解釋道:「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揚。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至於王先生死於羅振玉逼債的講法,王、羅兩家都堅決否認。王公子在海關做事。他去世後,海關發了撫卹金。王先生轉給在天津的兒媳婦,羅振玉不肯收。如果反過來說羅振玉要王先生的錢,那太不近情理。王先生的女兒明確問過母親,王太太說根本就沒有跟羅振玉合伙做生意。

遺囑說「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世變」二字,表明王先生不是由於私人原因,而是由於政治局面做出決定。他把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皇宮看作第一次侮辱,估計激進勢力進入京津,又會打擊溥儀,使他和所有懷念清朝的人再次受辱。

郭沫若說王先生因為羅振玉逼債而死。那怎麼解釋「世變」,怎麼解釋「再辱」?郭先生相信這樣的傳聞,可能因為他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為了思想自由放棄自己的生命。

(六)

王先生自殺後,以清朝官服入殮。

這表明家屬當時對王先生態度的理解。他們遵照遺囑,在清華園外的七間房買了一塊地修墓,四面種上綠樹。

1960年,清華擴建,把王先生的墳墓遷走。三十年前,清華老校長梅貽琦說過一句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時清華的官員只想蓋大樓,根本就不把大師放在眼裡。

王先生有八個子女。長子1926年病逝。抗戰結束,王家四個孩子去台灣工作,王太太也到那裡定居。次子王仲聞是郵政總局的官員,1949年,郵政總局隨民國政府搬到台北,王仲聞選擇留在大陸,接著到北京擔任新政府郵電部秘書處的副處長。後來就是他為王先生遷墳。

新政權「鎮壓反革命」,王仲聞被指「受過特務訓練,態度不老實」,後來貶到一個郵局收寄信件。

王仲聞身上流著父親的血液。他一直沒有停止研究文史,寫過《南唐二主詞校訂》等著作,受到學界關注。他還跟幾個愛好文史的朋友辦了一份刊物,叫《藝文志》,結果在1957年成為「右派」,被踢出郵局。

為了生活,他四處求職,讓中華書局收留做臨時工,為《全唐詩》、《全宋詞》和《元詩選》的編纂出了很多力。錢鐘書先生稱讚他的詞學專著是「奇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仲聞被趕出中華書局。他繼續痴痴迷迷地做研究,對別人說:「絕不因為我的東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幹。」

紅衛兵衝到福田公墓,把遷到那裡的王國維墓砸爛,大師到底沒能躲過文化專制的魔掌。

1969年,當局說王仲聞跟一個「特務集團」有牽連,隔離審查,他被逼上絕路。

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王仲聞到了頤和園,準備像父親那樣跳進昆明湖,但遊客很多。他一直等到晚上,然後回家。

第二天,他喝下一瓶「敵敵畏」,默默離開了人世。

【主要參考文獻】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

張晶萍:《葉德輝生平及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陳鴻祥:《王國維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曾憲通編:《容庚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譚伯牛:《葉德輝之死真相》,《南方週末》,200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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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大師素描·王國維(上)

袁徵:「我受不了一點辱!」——大師素描·王國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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