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九百年前的「現代世界」

真的沒必要去窮究「現代世界」是個什麼意思，反過來理解可能更容易一點，「現代世界」是和「舊制度」相對立的，所以，這本書的書名也完全可以理解為「舊制度的最初告別」。

誕生也好，告別也好，這其實是一個熱門到讓人膩歪的著名話題：為什麼西方率先崛起？再惡俗一小步的就是所謂的「李約瑟問題」：為什麼不是中國？對此，我看過一個最離奇的段子是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話說，太子允礽背後的勢力是康熙喜歡的西方傳教士，而四爺（雍正）背後的勢力是西藏的喇嘛，雍正奪位成功以後，西方傳教士勢力就被驅逐出了中國。中國由此喪失了與歐洲共同「走向現代」的機會。

說正經的，我向大家彙報一下我對這個問題惡補的一點心得：亂啊，非常亂。最流行的立場無非是「西方中心論」，中心思想是沒有西方的介入，中國將永遠無法自行完成現代轉型。這一派開宗立派的大概可以附會到亞當·斯密和馬克斯·韋伯那裡，將西方的成功與中國的不成功抽象成為「制度決定論」，將工業革命的奧秘拐了無數個彎之後追溯到憲政、法律、稅收、自由市場、虛君乃至新教倫理等等，借用微博的流行說法就是：所有這一切的背後就是制度。自然，這種說法是完美契合了國內自由主義者的脾胃，談什麼都不如談制度。但在理中客或左翼青年看來，這種說法多少顯得單薄或淺薄，將幾千年的中西曆史極簡主義到「制度論」，而後再是缺乏有邏輯的論證，確實很容易被抓到細節上的漏洞一陣猛打。

還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近幾十年逐漸興起的，也可以概括為「中國中心論」，比如說前些年很流行的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彭慕蘭的《大分流》，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就拿差點將我洗腦成功的《大分流》來說，作者顯然是個喜歡追根刨底的典型理中客，相應的顯然對於「制度決定論」不太看得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拉開差距要晚至1800年以後，而個中原因非但與「制度無關」，僅僅是由一些「巧合因素」構成的。比如，英國有煤，當然，沒有煤是沒辦法進行工業革命的，你大可以爭辯說中國也有煤，不過彭慕蘭早就有了對應說法，中國的煤不在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再比如，歐洲發現了新大陸，這個史無前例的生態橫財創造的資源基礎，自然也要大大超過中國人開墾荒地創造的資源基礎。總之，在這一派看來，歐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運氣好罷了，中國就差那麼一點，歐洲率先崛起並非是什麼必然與宿命，借用王國斌先生的一句名言，「18世紀前歐洲和傳統中國經濟上的相似程度，遠遠超過18世紀以前歐洲和以後的歐洲的對比。」

「中國中心論」在國內應當也是大有市場的，比如，滿足了民族主義者的民族自尊心。再比如，文化保守主義者，儒家憲政主義者，畢竟，「中國中心論」隱含的一層意思是，中國與歐洲在「分流前」共享著相似的制度壓力和傳統資源，簡單粗暴地說就是，只要歐洲有的好東西，中國一定也會有，中國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傳統歷史資源完成「現代世界」的轉型。

說回《現代世界的誕生》這本書。作者英國人艾倫·麥克法蘭顯然不是「第二種人」，他在書中將彭慕蘭他們稱為「修正主義者」，將他們的邏輯概括一個笑話，「現代性就是一個工具箱，裡面裝滿了發明物，其中很多是中國的原創，然後被偷走或借走，並被改良，到了19-20世紀，又被重新出口到歐洲」。

不過，麥克法蘭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第一種人」。或者這麼說，麥克法蘭不是一個「西方主義者」，他更像是一個「英國中心主義者」，整本書只談英格蘭而不及其他，就連歐洲大陸，甚至同一個小島上的蘇格蘭都被撇除在「現代世界」之外。

麥克法蘭在書中最傲嬌的一句話是，「現代世界」不是一個「‘西方’現象，而是一個英格蘭現象」。也就是說，我們在觀察現代世界的起源時，甚至連法國這樣我們傳統觀念中的西方列強都不用去考慮，所有的答案就在英格蘭身上，也就是麥克法蘭所說的「英格蘭奇跡」，「沒有英格蘭，現代工業世界不可能橫空出世，我們依然生活在農耕世界」，「英格蘭曾是世界上唯一‘逃離’了農耕桎梏的國家」。

「我們全都降生在一個英格蘭製造的世界」，而時間呢，麥克法蘭的追溯歷史能力或者想像力可能比所有歷史學家都更壯闊。在他的敘述中，從12世紀起，英格蘭就與歐洲其他地區分道揚鑣，已經具備了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也就是中國的南北宋之交的時代，這著實難以想像，當中國人還在「靖康恥」和「風波亭」時，英國已經敲上了現代世界的門。到了16世紀，英國已經完成了這一現代進程，而後就是17至19世紀的「全世界推廣期」，從西歐到北美再到日本一路「現代」下去。

麥克法蘭和之前說的「第一種人」還有一個不太一樣的是，他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並不是那麼熱衷地去談制度。我很陰暗地在豆瓣上檢索了一番，果然，有年輕民主鬥士對此表達了不滿。正如本書評議者劉北成教授所說，麥克法蘭的做法是「按照人類學家的方式，來描述英格蘭‘現代社會’方方面面的特徵」。

不談制度時，「人類學家」麥克法蘭談了些什麼呢？全是一開始說的那種八卦。比如，他說到了吃。在他的筆下，我們平日里所鄙夷的英國這個「薯條加魚」的反美食國度，簡直是「舌尖上的英國」啊。16世紀的英國餐桌就比其他國家更豐盛，當美食祖宗法國人連黑麵包都吃不上的時候，英國人每逢周日「爐前必有一塊上好的牛肉，一年到頭地窖里必有一桶麥芽酒」；英國農民很喜歡一種「用瘦牛肉、豌豆、土豆粉、米粉、蔥頭、芹菜、鹽水做的湯」；「英格蘭人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其餘人口提前500年有效擺脫了飢荒」。據說，英國人在「漫畫中總是把法國人畫成一個個飢腸轆轆的窮鬼」，而他們自己呢，「吃得好，吃得飽，是英格蘭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資本」。

在康乾盛世的中國、東歐南歐，乃至法國人還在擔心吃飯、穿衣、住房這些基本生存問題時，工業革命前的英格蘭老百姓已經在和哈姆雷特一樣操心，吃飯喝啤酒還是威士忌，這真是一個問題，「19世紀以前的數百年間，英格蘭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

除了吃喝之外，麥克法蘭還研究了祖先們的「奇裝異服」、「養寵物」、家庭關係、俱樂部文化、友誼、競技體育文化等等，反正給人的印象是，英國人很早很早就很闊，而且很閒，甚至可以說，和現在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區別。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沒有哪個國家的普通人如同英格蘭這樣在進行「高消費」，而這種高消費，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內需」，成為了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之一。至於，英格蘭的普通人為何如此「富有」，這背後的原因呢？請原諒，人類學家最後還是「無法免俗」地談到了「制度」，又回到了公知的立場。「公知」麥克法蘭給出的一個解釋是，英格蘭的稅制清晰，「英格蘭的農村居民身在人間天堂，這裡既沒有橫徵暴斂，軍隊也入駐民舍，政府也不收國內稅」。由此，麥克法蘭認為，英格蘭率先「現代」的一個最關鍵特點是，它的王權的「有限性質」，自1215年《大憲章》時代以來，英格蘭實際上已初步走上了「憲政」道路。之前所說的英法經濟水平的巨大差距，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兩國專制王權的巨大差距。

這只是其中一例。諸如此類的精密推論，《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中比比皆是。

先像一個理中客一樣以無比綿密的細節與邏輯說服你征服你，而後以公知的姿態出現告訴你細節的背後有制度那隻若隱若現的手，對於這樣的公知，你還怎麼去黑？先知識，後公共，這就是英國公知麥克法蘭的腔調。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作者孔飛力也是這樣一位「公知」，他也出生在英國。孔飛力在書中坦承，他對於現代國家「建制議程」的理解，部分來自英國模式。在我的理解中，孔飛力筆下的「現代」和麥克法蘭筆下的「現代」當屬同一範疇，他們所說的這個「現代」肯定與我們平時說的「這個時代」（21世紀）不是一回事，或者這麼說，在他們兩人看來，中國離「現代國家」尚有距離。比如，孔飛力就非常明確地說，「中國現代國家的規劃是否能夠超越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而獲得實現？這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而麥克法蘭則相對隱晦地說，「當前，英格蘭與中國的根本差別就在於前者是一個充分的現代社會」。而按照之前所說的英國16世紀就完成現代轉型的時間表，中國和英國在「現代」上的差距竟已達到了500年。

在孔飛力看來，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三個根本性問題是：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但務請注意，孔飛力筆下的「政治控制」遠不是什麼貶義詞，他甚至暗示，如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走向現代國家時，一定程度上的「中央集權」（政治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是，這絕不能以犧牲另外兩個目標——政治競爭和政治參與為代價。這樣既有自由主義導向又有一定「集權」傾向的說法，在中國顯然是左右兩邊不討好的，不過我奉勸一句，當誰將不懂中國或中國體制的大帽子砸向孔飛力時，必須得掂量掂量孔飛力真正分量，或者，你真的確定自己比孔飛力更懂中國歷史麼？

作為公知，孔飛力和麥克法蘭在我看來最令人肅然起敬的，是他們對於未知世界與未來的謹慎。他們或許都是一個「制度論者」，但未必是一個「唯制度論者」。對於中國有待完成的「現代之路」，孔飛力和麥克法蘭的表態是相似的。麥克法蘭的姿態是開放性的，「中國是否將要、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應當沿著西方道路走下去……中國又應當將自己的關聯性文明保留多少為宜」；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的最後一句話是「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建制議程的界定所根據的將不是我們的條件，而是中國自己的條件」。

對於未來的開放性，對於另一種文明自身傳統的借重與尊重，這也可以看作孔飛力和麥克法蘭這兩位學術大佬的「公知教程」，而我尤其相信，這與「普世」和「制度論」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那麼不一樣。

附圖書出版信息：

《現代世界的誕生》

作者：[英] 艾倫·麥克法蘭 主講/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主編/劉北成 評議/劉東 主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譯者：管可穠

出版年：2013-8

頁數：388

定價：49.00元

裝幀：精裝

叢書：講學社叢書

ISBN：9787208113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