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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他受體育老師啟蒙,考北大沒被錄取,最後成為國學大師

2016-12-13*作為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大師之一,錢穆完全是自學成才,連中學也沒有讀完,曾經想考北京大學也不得其門而入。

1990年夏末的一個午夜,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余英時教授剛剛入睡,被台北打來的越洋電話驚醒:「您知道嗎?錢穆先生逝世了。」余英時是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頭牌大弟子,幾十年來師生之間形同父子,感情極深。

余英時內心哀痛,無法自已,含着奪眶而出的淚水急就《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他追憶第一次在新亞面試時見到老師的情形:「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文中有這麼一段話:

我跟錢先生熟了之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偶爾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說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註1.]

錢穆的尊嚴,未必體現在權力面前,更多地表現為一位讀書人的清高與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氣質,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與一般人比較,中國士大夫最突出的是有家國天下情懷,無論富貴還是貧賤,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為滿足,操的是治國平天下之心。

啟蒙錢穆家國天下關懷的,是一位體育老師。他7歲入私塾,10歲進了家鄉無錫盪口鎮的新式學校。教體育的是同一個家族的錢伯圭先生,他曾經遊學於上海,是一個秘密的革命黨人。

有一天,伯圭師牽着錢穆的手,問:「你讀過《三國演義》嗎?」錢穆點點頭,伯圭師正色曰:「此等書以後不必再讀!一開卷即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之錯亂,今日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亂,我們以後要學他們!」一個10歲的孩子,聽了老師的這番話,竟然「巨雷轟頂,全心震撼」,錢穆晚年回憶說:從此74年來,我的用心,全在這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註2.]

余英時說:「錢先生自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演,都提到梁啓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及其巨大的震動……他深深為梁啓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註3.]

作為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大師之一,錢穆完全是自學成才,連中學也沒有讀完,曾經想考北京大學也不得其門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後撰寫了《先秦諸子系年》與《劉向歆父子年譜》,以嚴密的考證和細緻的梳理,推翻了流行於世的前人舊說,而震撼學界。

20世紀的中國史學,依然以乾嘉的考據學為正宗,錢穆以實證研究聞名,有天生的考據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徑依賴,大可在史學界一帆風順。偏偏錢穆為少年時代播下的家國天下關懷所刺激,不滿足於當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有更大的抱負與雄心:成為中國文化的託命之人。

他以考證見稱於世,卻不諱言自己的考證只是服務於一個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從歷史上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無法用實證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體會和闡釋。在歐風美雨衝擊之下,近代以後的中國不僅失身,而且還丟失了自己的靈魂,這是讓錢穆最痛心的。余英時說老師「一生為故國招魂」,真是畫龍點睛之論。

錢穆平時與得意門生講得最多的,是關懷要大,目光要遠:「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

對於他的前輩梁任公,錢穆未必敬佩他的學問,卻傾心贊同他的關懷與問題路徑:「任公講學路徑極正確,是第一流路線,雖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價值,但他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已不可磨滅。」[註4.]

錢穆還將王國維與梁啓超作了一個比較,王國維比起任公,雖然路徑二流,但考證的着眼點很大,不走零碎瑣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學者。錢穆在這裏說的「路徑」,是一種問題意識和背後的關懷,而考證,則屬於工具層面的功夫論,頂尖的學問,必定有一流的「路徑」和一流的考證。「路徑」二流,也不要緊,只要像王國維那樣,不陷於雞零狗碎的煩瑣之途,致力於大問題的考證,也同樣可以是一流的學問。

錢穆出生於1895年,按照他的年齡,屬於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比較起他的前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識分子,雖然都繼承了家國天下的士大夫情懷,但關切點已經轉移。

晚清士大夫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參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時為魯迅、錢玄同一幫學生講學,談到學問常常昏昏欲睡,一論政治立刻神采飛揚、眉飛色舞。但錢穆、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就不一樣了,胡適說自己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興趣」,錢穆有救世的關懷,但救世最終要落實到救心,為中國的未來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國民大革命風起雲湧之際,有朋友聽說勸錢穆很敬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力勸他加入國民黨,錢穆回答說:「苟入黨,則成為一黨人,尊黨魁,述黨義,國人認為余為一黨服務,效力有限。余不入黨,則為中國人尊一中國文化大賢,弘揚中國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動自別。」[註5.]

抗戰勝利之後,錢穆為《大公報》寫時評,集了一部《政學私言》的小冊子出版。一日梁漱溟來訪,極為稱讚錢穆的立場,引為同調,說可以作為政治協商會議的進言。錢穆不以為然:「書生論政,僅負言責。若迷於政治,不是捨棄自家農田為他人耕耘嗎?」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協商會議有了結果,政治清明之後,我們合辦一個文化研究所如何?錢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文化研究,倡導後學,茲事體大,重於政協。國共對峙,強扭的瓜不甜,國事無望,辦學何不從今日開始?」梁漱溟頗為不悅,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辭!」[註6.]

梁漱溟與錢穆,雖然在復興中國文化上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卻有微妙差別,梁漱溟有救世抱負,先政治而後學問,而錢穆則冷眼看穿政治不可為,與其救世,不如救心。

救心之士,首先要的就是自由、獨立的身份。1949年江山易主,錢穆出走香港,他的少年時期恩師呂思勉留在上海,寫信給他,勸他回來看看,滬港兩地經常走動。錢穆回信說;「老師勸我滬港兩地自由來往,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刑,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我願效法明末朱舜水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註7.]

錢穆中學輟學,17歲即入小學當老師,在出名之前,在蘇州和無錫的中小學有20年的任教經歷,國文、史地、英語、數學、體育、音樂,都開過課,可謂是「全課教師」,這使得錢穆的知識視野比一般學者要遼闊許多,也不以狹隘的某一專題或領域為滿足。

他在蘇州中學擔任國文課主任教席的時候,撰寫了他的成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顧頡剛讀了甚為驚訝和佩服,專程到蘇州拜訪,兩人一見如故,顧頡剛對錢穆說:「兄才華橫溢,不宜在中學教國文,可以到大學去教歷史。」[註8.]

民國時期的大學,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問學歷出身,只看有否真才實學。梁漱溟考北大沒有被錄取,只因一篇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研究印度哲學的《究元決疑論》,為蔡元培看重,直接聘到北大當教授。陳寅恪周遊列國,不屑一張文憑,也沒有著述發表,梁啓超推薦他到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校長有點為難,梁任公生氣地說:「我梁某人著作等身,還不及陳寅恪一篇文章!」而這篇文章,不過是發表在《學衡雜誌》上寥寥數百字的《與妹書》。

在梁任公的聲譽擔保之下,陳寅恪進了最高學府清華,開始了「教授中的教授」生涯。錢穆也有這樣的幸運,他在顧頡剛的力薦之下,先是到燕京大學任教,隨後發表了更有學術分量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轉而入北大歷史系。他的命運有點像梁漱溟,少年時期欲考北大而不得,成年後以一篇文章直接進北大擔任教授。

讓錢穆譽滿京城的這篇《劉向歆父子年譜》,以細密的考證,指出了康有為那篇轟動一時的《新學偽經考》有28個不通之處,洗清了被康有為誣陷的劉歆偽造古經的不白之冤,長期以來,國學界治經的人不懂史,治史的人不問經,經史兩分。而錢穆,以史治經,引經入史,一舉結束了被康有為挑起的長達30年的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據說,之前各大學的經學史課程講的都是康有為的觀點,錢穆文章一出,各校的經學史課程紛紛停開,不得不按照錢說重新備課,調整講法。

以錢穆一流的考證能力,要在北大站穩腳跟,本來可以開設考據學的專業課程,繼續走考證之路,偏偏錢穆有着更大的雄心。他在北大歷史系開設的課程,有上古史、秦漢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但他最大的願望,是獨自開一門中國通史。

雖然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學將中國通史列為必修課,但歷史系的教授們還是習慣傳統的斷代史研究,沒有一個人能夠融合貫通,將中國歷史從上古一口氣講到明清。於是所謂的中國通史,便成為各自講一段的斷代史拼湊,缺乏一條紅線通貫而下,讓學生聽了一年課,依然感到頭緒紛繁,不得要領。

北大歷史系本來考慮讓錢穆講上古秦漢前半部分,讓陳寅恪講隋唐之後的後半部分。錢穆卻說:不必兩人分擔,我可獨任全部通史。同事們聽了半信半疑,之前北大歷史系還沒有哪位教授有如此能力。但有着豐富的中學任教經歷的錢穆,願意吃第一隻螃蟹。

他將中學的經驗帶入大學課堂,花了整一年的時間用於備課,每天下午到公寓附近的太廟,找一處參天古柏的綠蔭,放一張茶几,一把藤椅,沏一壺好茶,反覆衡量,擬定通史講授大綱。

錢穆的中國通史課轟動京城,學生們奔走相告,要提前半個小時去教室霸位,除了本校的學生,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紛紛趕來蹭課。錢穆上課的二院大禮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大。擠得滿滿當當。錢穆講課,從不請假,也沒有遲到、早退。上課鈴響,他就開講,沒有一句題外的廢話。台階式的梯形教室,滿坑滿谷的學生,更顯得錢穆身影的瘦小,但這個小個兒,卻擁有強大的氣場,感染了全場幾百個學生,支配了他們的大腦和心志。

他的學生嚴耕望說:中國通史教授最成功的,當以錢賓四先生為最。他學歷、才氣兼備,擅長演講,又賦予民族感情,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兼備這四項條件,也不具有他那樣的卓越表現。[註9.]有一位姓張的學生,從高中三年級起,每年來聽錢穆的通史課,從北大到西南聯大,連續六年。錢穆很奇怪,問:「我每年的課內容有變化,但大的宗旨歷年不變啊,你為什麼每年都來聽?」學生回答說:「老師,我就想在您每年講的變化的內容裡,尋找不變的宗旨,所以每次都有心得,屢聽不厭!」[註10.]

錢穆在北大有一個好朋友陳夢家,非常欣賞錢穆的通史課,幾次勸說錢穆為中國通史寫一部教科書。時正值抗戰期間,北大與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流亡於昆明。錢穆有點猶豫:「通史涉及材料太多,所知有限,等到抗戰勝利之後返回北平再考慮。」陳夢家說:「不然,待先生返平,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多少題材湧上心來,哪裏還有時間來寫一部教科書。不如現在流亡期間,書籍不富有,先生只要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讓讀者受益!」[註11.]錢穆覺得言之有理,終於接受了陳夢家的建議。

他搬到昆明東南的小城宜良,在城西伏獅山下寺廟邊租了一個幽靜的別墅,周四乘火車去昆明到學校上課,周日回來,周一到周三閉門寫作。湯用彤和陳寅恪都來過,感嘆說:「這裏太安靜了,若我一個人住,非得神經病不可。」然而,錢穆耐得住寂寞,經過一年的時間,他寫出了中國通史中經典中的經典《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書,它凝聚了錢穆幾十年對中國歷史的獨特思考。五四以後,史學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論的歷史演化論的支配之下,將中國古代視為落後的封建社會,政治上是野蠻的東方式君主專制主義。錢穆在《國史大綱》扉頁中,以醒目字體寫道「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要對「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註12.]

引論先期在《中央日報》刊出之後,在學界引起轟動,贊成、反對者不一而足。特別是錢穆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辯護,更是成為爭議的焦點。錢穆堅決反對將「封建」描述古代中國社會,用「專制」定義古代中國政治。他說:

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來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漢以下二千年,只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就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說,只有明太祖廢除宰相以下最近明清兩代六百年似乎跡近君主專制,但尚絕對說不上黑暗。[註13.]

在《國史大綱》之中,錢穆以通貫的史觀,論證了從漢唐到兩宋,中國政治是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士大夫與君主在政治系統之中形成了道統與政統的雙重權威。只有到了元代異族入侵,才給中國帶來了野蠻的君主獨裁制度,明清兩朝承襲元制,廢除宰相,士大夫權力式微,君主權力獨大。中國歷史並非自秦以來兩千年來一團漆黑,漢唐兩宋的士大夫與君主的共治格局,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正面遺產。

雖然錢穆對傳統政治深懷溫情與敬意,他依然對其「好」所能達到的限度有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中國歷代有盛世與衰世,有治亂循環,箇中很大原因乃是有明君賢相主政,只是人事好,並沒有立下好的制度。[註14.]類似的精闢論述在《國史大綱》中比比皆是,難怪許倬雲教授說,這本書至今還隱藏着十幾個博士論文的好題目,只是很多人沒有發現而已。余英時也說,《國史大綱》看似流暢,其實並不易讀,因為錢穆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蘊,值得再三玩味。[註15.]以我個人的體會,每隔幾年,我會圍繞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將《國史大綱》相應篇章檢出來讀一遍,每次重讀,都有新的發現,屢溫屢新,非常耐嚼,所謂經典,即是如此。

自進入北大任教之後,錢穆一改之前的考證梳理,主要致力於通史、通論式的寫作:,除了《國史大綱》之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儒學案》《中國文化史導論》《湖上閒思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中國歷史精神》《文化學大義》等先後出版。這些著作由淺入深,通俗易懂,以淺顯的語言闡明深刻的義理,在讀者那裏膾炙人口,長期以來暢銷不衰。

然而,民國史學界依然奉德國蘭克學派和乾嘉學派的實證主義為圭臬,頗看不起錢穆的這些通論性研究。有人嘲笑錢穆:你不懂甲骨文,還搞什麼上古史?也有人批評他寫通史只用《二十四史》中的熟史料,拿不出冷僻的獨家文獻。傅斯年對人說:「我一向不讀錢某人的書文一字,他的關於歐美的知識,都是從《東方雜誌》而來。」[註16.]

因為受到主流史學派的輕視和排擠,錢穆在北大和西南聯大待得並不愉快,《國史大綱》寫成之後,他便回無錫老家省親,以後游教於齊魯大學、浙江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華僑大學,再也沒有回北大,北大在抗戰勝利之後復員北平,也不給他發聘書。

甚至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選,雖然錢穆名氣很大,但80多位當選者中,卻遍插茱萸少一人,不見他的名字。錢穆很生氣,從此與主流學界一刀兩斷,互不來往。嚴耕望說:「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鬥的新學派。」[註17.]一直到1966年,中研院舉行第七次院士會議,許多人覺得錢穆再不是院士,似乎不是錢穆的恥辱,而是中研院的恥辱了,才將錢穆補入,一洗歷史之缺憾,終於實現了考證派和通識派的大團圓。

錢穆考據學出身,以通識派為旗幟,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大家。在通與專之間,究竟孰重孰輕,他有非常自覺的看法:「現在人太注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註18.]余英時說:究竟通還是專,從來是一大難題。若按照西方的分類,選一專門的範圍進行窄而深的研究,未免給人以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注重通,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之路,又是研究者的精力與時間所不能容許的。錢穆先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以通馭專」的道路。一般人視他為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地理沿革和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有專門論述,且能將它們融合貫通。[註19.]讀錢穆的著作,即使是討論某一個問題的專著,的確有一種左右逢源、視野宏大的感覺。

錢穆常常感嘆,中國學術界實在差勁,學者眼光狹窄,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嚴耕望自以為智力中等,做不了像老師那樣的大學問,錢穆對他說:「這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註20.]

在武漢大學任教時,錢穆有兩個得意門生,一位是錢樹棠,另一位是嚴耕望,論聰明,錢樹棠遠在嚴耕望之上,他博覽群書,多能論斷。而嚴耕望專精一二。然而,聰明的錢樹棠不知其興趣何在,屢變其學,終身未有大成就,而專精的嚴耕望,在老師的鼓勵下,又獲得了通博的大視野,成為中古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的著名專家,最後也當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嚴耕望在他的《治史三書》中,深情回憶了錢穆老師對他的耳提面命,詳細闡發了學術上專精與博通之間的辯證關係,值得每一位問學者認真研讀。

錢穆的學問,可謂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心乃是中國的民族精神、思想文化,兩個基本點,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歷史地理,這三點支撐起錢穆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架構。他擅長將制度史與思想史打通,從制度中尋找思想之魂,從思想外探求制度肉身。制度是流水,流淌在各朝各代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他在制度之外,又注重歷史地理。而要懂歷史地理,學問不僅僅在書本裡,還在山水之間。

錢穆非常喜歡遊歷名山大川、人文古蹟,在自然山水裏吸取智慧的靈感,在歷史現場中獲得真實的感受。在他晚年的回憶錄里,有許多與同事、朋友、學生出遊的記載,其景其情,歷歷生動。在他看來,遊歷亦如讀史,尤其是一部活歷史。他在浙江大學任教時,經常與學生李埏出遊,回憶錄中有如此記載:「時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樹上群花仍蔽天日。余與李埏臥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李埏對錢穆說:「當年在北平聽您上課,學生皆崇拜先生之淵博,以為您必長日埋頭山齋,今日才知道先生有如此雅趣,先生之好游,為我輩之不及也!」錢穆說:「讀書當一意在書,游山水當一意在山水。乘興所及,心無旁及。孔子《論語》雲,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即已教人親近山水。讀朱子書,亦復勸人游山。從讀書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樂。」[註21.]

一般人遊山玩水,只是身體的快樂,對於錢穆來說,無異為另一種讀書,讀自然與社會的大書。豈止是讀書,更是一種心靈修煉,從山中求仁,從水中求智,將自己的身心沉浸於自然的懷抱,放空心靈,放空大腦,如此,各種奇思妙想會悄然湧現。

1948年,當國共在戰場上打得硝煙瀰漫的時候,錢穆應榮德生之邀,回故鄉無錫在江南大學任教。校園距離黿頭渚不遠,錢穆在課餘常常信步於此,眺望太湖美景。他寫道:「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閒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旁,時時見到閒雲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閒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閒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閒時光中醞釀。」[註22.]他在這裏寫下了亦詩亦文亦思的《湖上閒思錄》,散文與歷史、詩意與哲理融為一體,充溢着生命的靈氣。

嚴耕望認為20世紀中國有四大史學家: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錢穆。這四位史學大師,要論個性,陳垣最為精專,陳寅恪最為深邃,呂思勉最為博大,而錢穆,最為通透。他是真正將中國歷史讀懂、讀通、讀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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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註釋:

1.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95、497頁。

2.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6頁。

3.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載《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第505頁。

4.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頁。

5.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30頁。

6.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42-243頁。

7.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頁。

8.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30頁。

9.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02頁。

10.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165-166頁。

11.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07頁。

12.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扉頁。

13.錢穆:《文化與教育》,轉引自徐國利:《一代宗師錢穆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頁。

14.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版,第33頁。

15.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第499頁。

16.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18頁。

17.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79頁。

18.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57頁

19.余英時:《尤記風吹水上麟:敬悼錢賓四師》,載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00頁。

20.嚴耕望:《治史三書》,第266頁。

21.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第233-234頁。

22.錢穆:《湖上閒思錄》,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版,序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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