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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一個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時代的文人

2017-04-21*早年的林語堂,也有怒目金剛的時候。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間,他經歷了從戰士到名士、從名士到隱士的兩度變化。

一年前,當楊絳過世之後,圍繞着錢鍾書夫婦生前評價,知識界曾經有一場大爭論。雖然早已偃旗息鼓,但問題依然沉甸甸地潛伏在心底。最近讀林語堂的作品,又重新浮出水面:從林語堂到錢鍾書,皆是以逍遙風流、超脫閒適的道家姿態行走於世,難道他們真的是放棄了家國情懷與天下責任的犬儒嗎?我們如何走入他們的心靈世界,這是一種什麼樣類型的知識分子?這篇小文,暫時放過錢鍾書,來說一說林語堂。

一般讀者,只記得寫《吾土吾民》《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的林語堂,那是一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的優雅紳士,樂樂呵呵,雍然大度。然而,早年的林語堂,也有怒目金剛的時候。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間,他經歷了從戰士到名士、從名士到隱士的兩度變化。

聰明絕頂的林語堂少年得志,履歷顯赫,聖約翰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萊比錫大學博士,年紀輕輕就在清華、北大教書。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學教授,分為《現代評論》與《語絲》兩大陣營派,前者胡適是精神領袖,後者以魯迅為馬首是瞻。按照學術出身,林語堂應該歸入前者,何況當年留學時胡適還傾其私囊資助過他。然而,林語堂畢竟出身於閩南一個小山村的牧師家庭,山野的自然蠻性讓他不同於循規蹈矩的大戶人家孩子,從小調皮搗蛋,精靈古怪。他最喜歡蘇東坡,說「其可愛處,偏在他的刁皮」。

一個人在陣營對立時的站隊,有時候未必全然取決於思想傾向,更多地是一種精神氣質的選擇,林語堂與胡適、陳西瀅在思想上同屬自由主義,但他不喜他們過於濃厚的一本正經的紳士派頭;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種名士氣,反而更讓他感到氣味相投。周作人說過,自己身上有兩個鬼,一個是紳士鬼,另一個是流氓鬼。林語堂與周氏兄弟、錢玄同這些語絲同人一樣,都是「雙鬼」纏身,除了紳士氣,還有些流氓氣或匪氣。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體制中人;又落拓不羈,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兩氣於一身。何時為正,何時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階段和歷史的具體情境。

語絲時期的林語堂,以老頑童的資歷,與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筆戰,嬉笑怒罵,追隨魯迅痛打落水狗,抗議政府對女師大學生迫害,還在街頭用竹竿、磚石與警察打仗,很有一種戰士的氣魄。對方罵語絲派是一群「學匪」,林語堂索性接過來,以土匪自居,寫了一篇《祝土匪》,諷刺學者雖然講道德、士風,其實最愛的是自己的臉面。「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可以比較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太太很為丈夫擔心,責問他為什麼不好好教書,要去管閒事罵人?林語堂笑吟吟地回答:「罵人是保持自身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的丟盡了學者的人格。」

北洋時期的北京,雖然政局混亂,但各路軍閥,對讀書人還算客氣,只要不罵得太痛,聽憑他們去折騰。亂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時卻是文化的盛世、讀書人的狂歡日。周作人說過:「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着的」。國家不統一,沒有強力政府,綱常絮亂,文壇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說話的自由,文學就有繁榮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統治者有精力來管文化,思想定於一尊,文學進入「載道」的路子,便進入了蕭條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權垮台,等來了國民黨的一統天下,讀書人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四一二大屠殺讓林語堂見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國民黨殺起人來,比老派的北洋軍閥更狠、更無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號。對輿論的鉗制也是清末以來所未見,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語堂將前幾年在北京寫的戰鬥檄文編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無限的悲哀:「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嚴酷的輿論環境,令他不再想作無謂的犧牲,他告訴青年讀者:「時代既無所用於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

在政治高壓之下,《語絲》同人分化了。魯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獨行,堅守戰士的姿態。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則從戰壕里撤出,躲到一邊變為了名士。郁達夫說:「我不是一個戰士,只不過是一個作家。」周作人感嘆:「清醒地都看見聽見,又無力高聲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灣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實並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國,又回到了絕對專制的明代:「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林語堂也在上海的租界裏發牢騷:「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於是,周作人、林語堂這兩大名士,一北一南,辦了兩份雜誌《駱駝草》和《論語》,不再談國事,講閒話,玩古董,「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以林語堂為主心骨的《論語》第一次以「幽默」為標榜。他解釋說,孔子的兩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於狂瀾,躋國家於太平,讓亂臣賊子發生恐怖。而《論語》,實在是老夫子的幽默之作,「孔子是一懷才不遇者,懷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別處及出發處」。

《論語》時期的林語堂,雖然隱在租界,卻算不上真正的隱士。他有名士的超脫瀟灑,更有名士的憤世嫉俗。表面看起來平淡沖和,其實內心是有忿忿不平之氣的。他與周作人都自比明代的名士,但正如周作人所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循的色彩,但根本是反抗的」。中國的名士,從魏晉的竹林七賢、明末的公安竟陵,到民國的林語堂、周作人,悟透了統治者的殘暴、社會的不講理,他們不滿、憤怒、悲傷,卻有深刻的無力感,不得已打起精神,佯裝成風流倜儻的瀟灑,然而,在安全的半徑範圍之內,還是要對看不下去的黑暗諷刺幾句,雖然是以幽默、調侃、正話反說的方式。

讀《論語》雜誌中的林語堂雜文,頗多這類帶刺骨的幽默。他在談到言論自由時說:人類雖有其語言,卻比禽獸不自由得多。蕭伯納過滬時說,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由。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並非說話的自由。不過,如何喊痛,與畜生不同,是需要有些技巧的。林語堂後來在《自傳》中略帶諷刺地總結:

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因為兼任蔡元培英文秘書,同時又符合內心追求自由的信念,林語堂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還擔任了重要的宣傳主任一職。國民黨最忌諱社會上有組織,你喊喊要人權也就罷了,一旦形成有國際影響的團體,政府勢必置其死地而後安。暗殺的第一目標是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消息傳來,林語堂第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恐怖。家門口總是有來歷不明的陌生人身影在晃動,林語堂兩個星期沒有出門,也不敢去出席楊杏佛的入殮儀式。魯迅雖然也在傳說中的暗殺名單上,但毅然決然不帶家門鑰匙,去參加了與楊的最後告別。事後他對林語堂的膽怯頗為不屑,對馮雪峰說:「連許壽裳都去了,這個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麼危險!」

差點濺到灰布長衫的血,讓林語堂感到透心的恐懼。竹林七賢之中,大名士嵇康因孤高被殺。嵇康何罪之有?只是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又被小人誣陷,最後以一曲《廣陵散》告別人間。今日之民國,其殘暴較之魏晉有過之而無不及。屠刀逼迫之下,林語堂決定不再與屠夫糾纏,遠離政治,回歸內心。名士與隱士皆追求自由,但名士對「外在的自由」是在乎的,有機會還要諷刺幾句。而隱士全然相忘於江湖,徹底回到「內心的自由」。縱然屋外風雨交加,也要在自我中撐起一爿不完美的小天地。

從創辦《人間世》起,林語堂完成了第二度轉變,從憤世嫉俗的名士蛻變為追求閒適的隱士。過去的他,身上有兩個鬼與兩種氣質,如今紳士鬼完勝流氓鬼,隱士打敗了叛徒。「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成為了林氏小品文的精神標誌。如果說在《論語》時期林氏幽默尚帶有一絲諷刺的話,那麼到了《人間世》《宇宙風》時期,已經少了情緒與火氣,更多地是生活的風月、文化的小擺設,從牙刷、吸煙到養鳥,無所不談,而且談得興致勃勃,充滿雅趣。他最欣賞的古代隱士是陶淵明,在《生活的藝術》中為陶氏有一個辯護;「也許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

談到幽默,林語堂認為有莊子式的和陶淵明式的兩種,莊子是陽性的幽默,憤怒的狂笑,而陶淵明是陰性的幽默,溫和的微笑。「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為最,詩化自然之幽默,以陶為始。」林語堂說,中國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諷刺,不知幽默也可閒適的。不過,幽默的變調,讓魯迅對林語堂愈發有了成見。在《語絲》時期,他們原是並肩痛打落水狗的好戰友,到了《論語》時期,魯迅對林語堂「諷刺的幽默」尚有理解,但對於後來「閒適的幽默」,自然不能讚一詞了。

在魯迅看來,寫不痛不癢的打油詩,「蓋打油亦然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今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戰士內心有狂氣,故對名士的傲世尚能惺惺相惜。然而,戰士最看不得隱士的明哲保身,而且還將之演繹為一套閒適人生、清談哲學,無疑是誤國誤民、將粗糲的人心磨平,難怪魯迅後來要對林語堂為首的閒適派文人說狠話、下重手了。

面對左翼知識分子的圍攻,林語堂頗為不服,他反唇相譏:「清談是孽政生出來的,不是孽政由談生出來的。」言下之意,正統的道學先生沒有勇氣直面暴政抗議,只好拿無辜的清談出氣,打虎不敢將貓欺。他既鄙視政府的幫閒文人,也反感激進的左翼作家,將他們視為充滿方巾氣、道學氣的「新舊衛道派」。他諷刺說:「今天有人雖寫白話,實則在潛意識上中道學之毒甚深。動輒任何小事,必以『救國』『亡國』掛在頭上,於是用國貨牙刷也是救國,賣香水也是救國,弄得人家一舉一動打一個噴嚏也不得安閒。」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閒適派文人,一南一北,以周作人和林語堂為代表。雖然都是清談,但有京派與海派之分。北平的閒適派,從周作人到廢名、俞平伯,都是大學教授,而上海的閒適派,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郁達夫等人,大都是文人墨客。曹聚仁說:海派必以西裝、洋話、租界作掩護,而京派素以學問作掩護,因此海派不必談學問,而京派非談學問不可。談不談學問,差別很大。大學教授縱然把玩性靈,骨子裏是嚴肅的,有學院的方巾氣,喜歡掉書袋。而文人墨客做幽默文章,尺度就比較大,雖然鮮靈活潑,不免有輕薄、油滑之感。

林語堂在上海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相信「為人生而文學」的京派教授們對他是頗為不屑的,沈從文嘲笑說:「試想想,二十多歲的讀者,活在目前這個國家裏,哪裏還有這種瀟灑情趣,哪裏還宜於培養這種情趣?」朱光潛也批評說:「我反對這少數人把個人特別趣味加以鼓吹宣傳,使它成為瀰漫一世的風氣。無論是個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發展。」

周作人與林語堂同為閒適派南北領袖,是有微妙差別的。三十年代初,在這兩位的推崇之下,晚明小品文大紅大紫,洛陽紙貴,「書架上不擺部公安竟陵派的東西,書架好像就沒有面子;文章裡不說到公安竟陵,不抄點明人尺牘,文章好像就不夠精彩;嘴巴邊不吐出袁中郎金聖歎的名字,不談點小品散文之類,嘴巴好像就無法吐風流。」

林語堂對公安竟陵由衷地讚賞,而周作人是有一定保留的。林語堂推崇清季的隨園主人袁枚,周作人卻說:「我總不大喜歡袁公子的氣味,覺得這有點薄與輕。」周作人與林語堂,一個是新古典主義,另一個是浪漫主義,同樣是發思古之幽情,周作人是嚴肅的,有書齋中的夫子氣;而林語堂是熱烈的,更像一個在世俗中浸潤的文人。周作人散發的是京城老派士大夫醇厚氣息,而林語堂更接近上海灘城市中產階級的新潮趣味。

古典也罷,浪漫也罷,這些還都是表相,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的精神氣質差異。周作人骨子裏是一個悲觀的虛無主義者,少年時期與魯迅有同樣的心靈創傷,讓他對社會的殘酷和人心的淡漠有深切的感受,雖然在五四時期一度相信人文主義,但生命深處是虛無的。他說過:「我本來是無信仰的,不過,以前還憑了少年的客氣,有時候要高談闊論地講話,亦無非是自騙自罷了。這幾年來卻有了進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歸於懷疑,這是我的『轉變方向』了。」

因為悲觀,周作人憤世嫉俗,閒適只是表象,內心常有忿忿不平。1936年,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吐露自己的心聲:「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可見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只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扎縛的小腳,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足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裏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周作人在《人間世》創刊號上發表《五十自壽詩》,一時迎來眾多名流的唱和,也招來左翼知識分子的群起而攻之,批評知堂老人「談狐說鬼」是「逃避現實」,「背叛五四傳統」。

雖然已經失和、卻依然最深知周作人的魯迅,頗為不屑激進左翼青年的淺薄,為他辯護說:周作人雖是對黑暗之力的逃避,但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無論怎樣,還處處可以找到他對黑暗的現實的各種各種的抗議的心情。魯迅還反過來嘲諷那些好向文壇同路人施放冷箭的激進分子,此等攻擊文字,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如果說周作人的閒適是抑制了內心的戾氣、以讀書和知性後世修出來的話,那麼,林語堂的性靈則是天然渾成,是他性格中本來的一部分。從小在山野鄉村活蹦亂跳的林語堂,是一個道家式的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這是他的天性使然,無須刻苦修煉。他在《人生的藝術》中說過一段話:

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於明慧悟性上的達觀者。這種達觀產生寬宏的懷抱,能使人帶着溫和的譏評心理度過一生,丟開功名利祿,樂天知命地過生活。這種達觀也產生了自由意識,放蕩不羈的愛好,傲骨和漠然的態度。一個人有了這種自由的意識及淡漠的態度,才能深切熱烈地享受快樂的人生。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思想雖然煥然一新,然而精神人格依然與傳統士人一脈相承,胡適是溫雅而嚴肅的儒者,魯迅是特立獨行的狂人,周作人是憤世嫉俗的名士,而林語堂,雖然年輕的時候與周氏兄弟走得很近,有狂狷一面,但到中年之後,漸入知天樂命的隱者一路。

他最欣賞的,都是瀟灑飄逸的道家式人物:從先秦的莊子、六朝的陶淵明,到宋代的蘇東坡、晚明的袁宏道、清代的袁枚。他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天下大亂,就是專制極其嚴酷,世道無常,命運多舛,讀書人不得不循入自然尋求內心的自由,苟全性命於亂世。在不完美的世道裏面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快樂,活出性靈;在不自由的血雨腥風中,守住自我的一爿天地,這就是林語堂所繼承的中國道家式隱士的精神傳統

幽默、性靈、閒適,是林語堂在三十年代倡導、把玩的處世哲學。問題是,在一個黑暗的世界裏能有優雅的人生嗎?1932年,朱光潛在《談美》一書的開場白中這樣說:「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於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乞求。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林語堂所身體力行的,不過是美化人生而已,讓平庸的日常生活變得優雅、變得超凡脫俗。在一個黑暗的世道之中,優雅的人生、對心靈自由的追求,何嘗不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林語堂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有不為齋」,取意為孔子的「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他不喜歡豪言壯語式的「要如何如何」,更願意以「不如何如何」守住為人的底線。《論語》雜誌每期的封面內頁,都印有林氏特有幽默風格的宣言:「不反革命」、「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人要儘量批評」、「不破口罵人」、「不拿別人的錢、不說他人的話」、「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不互相標榜、不做痰迷詩、不登香艷詞」、「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不戒癖好,並不勸人戒煙」、「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狂者魯迅曾經諷刺林語堂的「有不為齋」:「『有所不為』的,是卑鄙齷齪的事乎,抑非卑鄙齷齪的事乎?」而狷者林語堂縱然有萬般軟弱、膽怯,沒有像戰士那樣繼續與黑勢力搏殺,但他守得住底線,不做那些連自己也看不起的醜陋之事。終其一生,大節無虧,潔身自好,在那個不自由的時代,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

這樣的文人是犬儒嗎?林語堂在自傳中講了一個故事:古希臘的犬儒代阿今尼思,正流浪街頭,睡在木桶中曬着太陽。亞力山大帝巡視經過,慕其大名,問他有何所求。代阿今尼思矜持地回答:「請陛下稍微站開,不要遮住陽光,這便是我唯一的請求。」在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的世道,對於文人的德性,林語堂有自己的理解:

做文人,而不準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帶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點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之文,獨往獨來,存真保誠,有骨氣,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

有為不為的林語堂,就是這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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