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在伊朗，躲起來看世界盃

禁令也不算新鮮。伊朗政府一向強調公共場所純潔，嚴防男女混雜。這次禁止圍觀世界盃，公開的理由是「男人看球會講髒話」。一個女孩忿忿說：「為什麼不禁止男人講髒話，而是不准女孩看球呢？」足球在伊朗極受歡迎，但女人不得踏足體育場。2006年柏林銀熊獎電影《越位女球迷》，講的就是伊朗女孩穿男裝混入看台的故事。

光是男的一起看球也不行。因為政府還擔心聚眾。伊朗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不違反伊斯蘭教基本教義的情況下，公民享有和平集會和遊行自由」，但事實上，只有反美或親政府遊行才獲得許可。2009年「綠色革命」，400萬人突然湧上街頭，內賈德政府恐慌失措。歡慶時刻也要嚴防死守，本屆世界盃伊朗隊表現賣力，球迷上街慶祝，個別女孩突然扯掉頭巾。

我投宿的朋友家，在德黑蘭相對富裕的北區。有賽事的晚上，對面居民樓幾乎每扇窗戶都亮燈，但窗簾捂得嚴嚴實實。他們可能邀請了朋友，可能一大家子守在電視機前，甚至可能有酒。是的，在伊斯蘭共和國能找到酒，不止一個伊朗人給我看過自釀伏特加或紅酒，至少聞起來像那麼回事。禁止什麼，什麼就越有吸引力，伊朗人把自釀酒比作美國禁酒時期的「月光威士忌」。

米夏是朋友的同事，通曉德黑蘭地下生活。那天四分之一決賽，等他終於找到「秘密地點」，德國對法國賽事已經結束。米夏偵查了三個地方，才確認我們在市中心Avantscene café看荷蘭對陣哥斯達黎加。

從城北搭車一路向南，首都德黑蘭大路空蕩，四下寂靜。快到咖啡館的時候，街上出現成隊摩托車騎警。原來咖啡館門前，正是2009年抗議內賈德選舉舞弊、爆發「綠色革命」的主要街道之一。

Avantscene café，小型電影院兼咖啡廳。名字體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伊朗禁用英文名，媒體上也不准使用英文單詞，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怎樣翻譯外來詞。比如，「Pizza」改叫「有韌性的、有餡兒的餅」。可是拉丁字母對時髦小青年來說，意味着「洋氣」，傲視土包。政府禁英文，這家咖啡館就用法文，曲線救國。有家雪糕店，名叫Ice Pack，被斥「過分西化」勒令改名。店主居然從故紙堆中，翻出證據，Ice Pack諧音古波斯文「憂傷的青蛙」，保全了名字，還真用一隻流淚青蛙做了商標。

從裹得嚴實、盯得緊密的街頭，走進咖啡廳，眼前的情景，嚇了我一跳：四五張長桌，火車廂式座位，男男女女緊挨着坐，少數勾肩搭臂。每一個都是可能被拖出去鞭撻，最輕坐監的啊！

我和米夏在靠窗小桌前坐下。兩場比賽間隙，投影大屏幕正轉播排球比賽。伊朗男排這兩年勢頭強勁，迅速成為全國驕傲。開賽前，都要插播「國際地圖上的伊朗」小片頭。不幸，這一場 0比2負於葡萄牙。伊朗也有女排，但得不到任何企業贊助。

環顧左右，無人認真看球。玩手機，玩猜字遊戲，我身後，一對情侶互餵意粉。女孩們的頭巾，顯然比街上又後退了幾厘米。伊朗政府推廣的標準頭巾戴法，完全蓋住頭髮，包括脖子和胸部。但年輕人常常額前多露一縷，染成金黃或棕紅，從黑頭巾底下奪目躍出，撩撥風紀警察的底線。最近，又出新花招，馬尾扎到頭頂，發卡墊高，頭巾幾乎就掛在馬尾上，前邊的頭髮空門大露，但「你不能說我沒戴頭巾」。警察不管，就流行開來，警察發威，往前拉一拉。姑娘們的日常抗爭，就在兩三厘米的頭髮上。

斜對面桌上的女孩，頭巾歪到一邊，露出髮髻邊一朵白花。她背對屏幕，跟三個男生坐在一起，調笑打鬧。「我朋友圈裏也有這樣男孩氣的女孩，久了忘記性別，不過，漂亮女孩總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打量着那個女孩，微微有些臉紅。

中間長桌，面對面坐的兩個女孩，顯然是談話中心。兩邊男生也是造型各異：一個頂着非洲式爆炸頭，茂盛得若無旁人。另一個留長髮紮起小辮，在中國屬於過時了的藝術家范兒。伊斯蘭共和國對男生的禁忌是不准穿短褲，謝絕奇裝異服，刺青要遮起來。這些髮型，嚴格追究起來，也是政府眼裏容不得的。

荷蘭對哥斯達黎加終於開始。不一會兒，插播巴西風景——山頂巨型耶穌像。米夏笑着說，一定又是哪個瘋狂女球迷。伊朗廣電局延遲直播，審查每一個鏡頭，確保沒有打扮出格或舉止狂野的女球迷，污染伊朗觀眾純真的眼睛和心靈。這一做法在世界盃剛開始的時候，遭外國媒體廣泛恥笑。伊朗廣電局聞之足戒，每次轉播留下一個女球迷鏡頭，呆坐或靜思型的，堵住外媒之口。米夏是學電影的，說過去延遲直播5分鐘才能掐畫面，現在伊朗審查機構越來越嫻熟，十秒足夠把袒胸美女換成石雕耶穌。

上半場險象環生。人們放下手機，停了遊戲，紛紛抬頭，齊齊發出「哎呀——」、「哦——」。驚嘆聲像只氣球，在人們頭頂掂來掂去，此起彼伏。雖然伊朗隊已經回家，伊朗人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球迷一樣，仍有自己的心水。米夏自稱「阿森納腦殘」，街上看見一個撿垃圾的孩子穿盜版阿森納球衣，即刻衝上去掏錢。今晚他支持荷蘭。

綠茵場上越來越緊張，屢屢射門不中。有人拍桌子，有人跺腳。投影屏幕照亮了所有仰起的臉，人們隔空搭腔：「不進嗎？」「球門是不是太小了？」米夏和非洲頭發現兩人都支持荷蘭，相互擊掌。

中場休息，阿訇立刻接管屏幕，悠揚誦經。不相識的人們熱絡起來，頭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過去坐。她叫達拉，從美國回來休假。咖啡館是她朋友光頭開的。問光頭為什麼敢「聚眾觀球」，他指指屏幕背後，角落裏一個灰白頭髮的老頭：「他負責跟警察搞關係。」咖啡館惹過很多次麻煩，關門，抓人，久了，卻打通警民關係，繳點保護費，互守默契。只要不太大聲，不打開窗子，樓下警察裝耳聾。但也不能太過分，比如女孩們頭巾可以歪，但不能不戴。光頭說這樣的咖啡館在德黑蘭有上百家，但不是每一家都敢播世界盃。跟禁忌周旋，底線都是相互試探出來的。

座中許多人，特別是女孩，看起來不像球迷，幹嘛冒着風險來看球？光頭說，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夠半夜不回家的時間，年輕人想盡辦法在外頭晃蕩。前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討好民眾，齋月裡兩點就下班，也不搞夏令時，國家經濟受損。現任總統魯哈尼務實，照常五點下班，但允許營業場所開到凌晨四點，彌補齋月白天無生意的損失。「四點，剛好球賽結束，」光頭擠擠眼睛，「明年還不知道怎麼樣呢。」逢伊朗與六國核談判關鍵期，若魯哈尼失敗，強硬派又會佔上風。

伊朗奉行經最高領袖「篩選」的民主選舉，藉此調整內外政策。狂人內賈德執政八年後，哈梅內伊允許保守派中相對溫和的魯哈尼參選。人們在同系保守陣營的三個候選人中選中了他。上台後，魯哈尼釋放與民間和解信號，比如恢復2009年示威學生的畢業證書，平復前任內賈德留下的傷害。

第三桌是德黑蘭大學學生，學藝術的，哲學的，社會學的，工商管理的，無一例外參加了2009年抗議。有的被抓被打，有的在監獄裏呆了幾個月。他們說革命平息後，人心疲累，現在不大談政治。薩滿現在專注觀念攝影，明天他的個人攝影展，就要在這個小電影院開幕。宣傳單上的照片，關於防毒面具、斷裂的身體、沼澤中的手臂，逼人的隔離與困惑。薩滿說，在伊朗，「我們不說，只秀出來。」（we don’t say it, but show it)

中間戴綠頭巾的女孩，把手機推到我面前：「這些更好。」一組人像藝術攝影，朦朧的，人體的，月光花瓣的。主角正是撒滿身邊披黑紗的女孩。她一點也不尷尬，說這些不能公開展出，也許私人展覽上可以。她站起來的時候，襯衣塞在牛仔褲裏面，完全不符合衣着「掩蓋曲線」的最高指示。

在一個處處禁忌的社會，年輕人怎樣相互結識？「像這樣的聚會，還有Facebook，」綠頭巾女孩說。太多網站被屏蔽，但每個人都用VPN，每個人都會翻牆。年輕人也願意到這家咖啡館上網，因為普通人家裏只能用撥號，政府限制網速在128kb 。

爆炸頭也坐過來。他不止一次被警察攔下，以至發明標準回答。警察問：「幹什麼的？」答：「話劇演員。」「演什麼？」「一棵樹。」有次一個年輕警察跟他聊天，說不喜歡這份工作，一個月收入不到100美金。他也喜歡爆炸頭。

扎小辮的是舞台劇導演。為這過時的藝術家髮型，也蹲過幾天監獄。這一年多氣氛寬鬆，大家探頭探腦，又不安分起來。最近他排了一齣劇，按達拉的說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為伊斯蘭政府嚴禁跳舞。小辮改了名字叫「韻律活動」，希望掩耳盜鈴能通過審查。

伊朗改革派經濟學家雷拉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說，政府什麼都管，權威就越來越弱。當人們發現，怎麼戴頭巾是反抗，上網翻牆是反抗，給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頭髮長一點是反抗，甚至看世界盃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價，無非是罰錢、簽字、一兩天監獄，那麼他們就習慣了反抗，越來越敢於挑釁權威。但等到政府察覺，也會猛然出手，重塑權威，就像2009年發生的那樣：數十人被殺，幾千人被捕。雷拉自己就參加了2009年抗爭，魯哈尼上台後剛剛獲釋。而運動領導人穆薩維，至今還在獄中。

像頭巾、髮型、聚眾這些「秀出來」的反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剛剛完成的時候，根本不可能，那是一個全然封閉、嚴控的社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擔任總統的拉夫桑加尼，被視為「伊朗鄧小平」，啟動經濟改革。繼任者哈塔米嘗試政治改革，給民眾更多自由。無奈美國壓制政策不變，定義伊朗為「邪惡軸心」，對抗氣氛中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內賈德執政頭四年，伊朗人漸漸醒悟，這位總統對外罵罵咧咧，對內拿石油收入取悅窮人，破壞經濟結構，通貨膨脹嚴重。2009年很多人把票投給內賈德的對手穆薩維，但內賈德搶先宣佈獲勝，草率的選舉結果激怒大眾。

達拉遊行的時候看到一名男子，距離她五十米遠的地方，腦袋被子彈射開花。她自己服刑六個月，出獄後遠赴美國。在美國她竟懷念伊朗，「有時我甚至想戴頭巾，畢竟我是這樣長大的。」

不知誰提到1998年世界盃伊朗2比1踢贏美國，咖啡廳裡熱鬧議論。米夏說：「我還記得第一個射門得分的傢伙，跑向鏡頭，眼淚狂飆……」然後又說到2010年南非世界盃，伊朗足球隊員上場，手腕上纏着綠絲帶，象徵支持總統候選人穆薩維。為什麼伊朗的足球如此政治？應該說，政治高壓鍋裡，一舉一動無不政治。

下半場仍然激烈，互射點球的時候，咖啡廳裡座位打亂，爆炸頭擋在我前面， 米夏跟綠頭巾的女孩為鄰。小辮坐在地上。達拉站着抽煙。光頭穿梭送咖啡。管得鬆些，生意也會好些。問薩滿，看球會講髒話嗎？「不，有女士在身邊，我自然會注意語言。」

聰明的管治，退出個人生活，但仍牢牢抓住底線。這在很大程度上舒緩了民怨。但問題是，私人與公共事務的領域，越來越交織，沒有充分的自由，一切仍然無不政治。

比賽結束，荷蘭支持者們高舉雙臂唱起歌來，光頭提醒他們小聲點。本不相識的人們，互相擁抱道別。達拉問我和米夏，你們明天有什麼打算嗎？聽說當代藝術館展出國王時期收藏，有梵高夏加爾達利，那是伊朗跟西方親密的時代，王室買了許多西方藝術品。米夏一言不發，掏出手機，交給達拉按下號碼。

到門口，女孩們各自整理頭巾。街上的車，似乎比我來的時候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