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穿過大半個中國的逃難—— 評《小難民自述》

1944年，一個13歲的瘦弱男孩，與他一般大的同學一起，在廣漢錘石頭，讓大人拉著巨大的碾石碾壓，使其細碎。為的是修建廣漢機場，以便美軍空中保壘B29從此起飛，遠程轟炸東京，取得世界反法西戰爭的勝利。2005年，我與朋友們請他做了一次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講座，整理出來，被網友冠以《美國人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的標題瘋轉。這位七十年前的孩子，便是如今有名的學者、作家流沙河。

童年的經歷，多年後對不少人都是不可磨滅的，同時也是別具隻眼的。流沙河先生記得修飛機吃的有氣味的紅顏色米湯，後來看到過轟炸東京飛回來的飛機中，有一架飛機的翅膀被高射炮打了個很大的洞，可以從洞眼中看到藍天。雖然像流沙河先生這樣晚年的回憶，也非常值得珍視，但以兒童的眼光在當時就記下來的經歷，更具一種不可替代的「在場」感。而這種「在場」感，經過時間的汰洗，更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特別意蘊，這便是七十五年後小岵女士所著《小難民自述》的獨特價值。

從理想狀態看，兒童應該遠離戰爭與災難，但殘酷的現實卻讓兒童似乎從不曾遠離過，這是由於成人世界的貪婪與殺伐決定的。流沙河先生是晚年回憶他13歲參加修機場的抗戰經歷，而小難民小岵女士卻是以13歲的眼光與筆觸，親自記錄了自己一大家子從南京逃難到昆明九個月沿途所歷。小岵女士筆觸充滿童稚味，這是成人無法裝扮出來的。逃難到銅井鎮不久，遇到螃蟹盛產的季節，大家以此來喻日本，用「憤怒」來吃螃蟹。雖然不無以巫術行咒詛的嫌疑，但悲憤的心境卻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現在是吃假想的日閥，將來終有一天要吃著真的……」（小岵女士著《小難民自述》p.10，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下引只注頁碼）。幾十年過去了，此句生動如在目前。

逃難的艱辛，其間的慘況，我想稍有一點同理心的人，便不難感受得出。如有一次人多擁擠，13歲的小岵女士左手牽著妹妹，右手拉著弟弟，隨急急逃難的人流跌去。「到底我們有一個團體，立刻就爬起來了，沒有被踏死」（p.23）。在逃難的過程中吃不飽飯、睡不好是常有的事，故憂傷、焦慮都在所不免，「我不知以後的前途怎樣？我不知我們的生命是否仍能保存？」（p.37）在這樣的情形下，作為愛讀書的她，在途中燒掉中不能帶走的書，雖然心痛，卻也只好「理所當然」了。「我的可愛的許多書，因為不能隨身帶去，一齊用來當作燃料了。當我看著它們化為灰燼時，我真痛心。啊！它是我的第二生命啊！」（p.34）當「第二生命」妨礙第一生命的生存時，就只好黯然讓路了。事實正是如此，當人到了別無選擇的時刻，往往只有這樣決絕，才能最大限度提高一點生存的概率。

我將發現一些她觀察問題的特別角度，來看小岵女士作為女童的敏慧之處，而不是走大家都重視的逃難過程中被日寇害得很慘的故事。住在安徽和州的時候，不僅發生縣長毫不組織抵抗的逃跑，而且在敵人退去三四日後縣長還不回來理政的情況。讓小岵女士氣憤的，還有沿途所見重男輕女的惡俗，如和州每家只要有了兩個女兒，第三個女兒必會被大人想辦法溺死，其辦法是「很敏捷地把她掉在馬桶裡，倒入一瓢冷水，然後蓋上蓋子，任她掙扎，這是多麼的慘酷啊」（p.29）。對此作者即便在逃難的困頓中，也要慶幸自己擁有家人真切的愛。

作者雖只有13歲，然其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社會習俗對女性的殘害，特別敏感。她在湘西芷江固然見到了重男輕女的現象，讓她這樣城市長大的女孩子覺得不可理喻的事還有纏腳。她的媽媽自然沒纏腳，但「外祖母是一個被舊社會習俗所害，雙足纏得很小的人」，其逃難的艱辛自然倍於常人。正是從理性的角度與實際的觀察，使她對芷江尚熾的女孩子的纏腳風氣不滿。「這裡的女孩子，無論多麼小，甚至七八齡的，我看她們的雙足，已被纏得很小，走路一拐一拐的，很是痛苦，而且她們的雙肩和背脊，都要負著很重的物件，這樣摧殘她們的身體的發育，無怪她們個個肌黃骨瘦，精神疲倦不堪，絲毫不能振作了。」（p.169）。

女孩子作為家中的生產力，極早地參加勞動養活自己，至今仍是大多數鄉下人無可改易的命運。但彼時與我老家離得很近的芷江纏足習俗如此頑固，還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因為我的母親比小岵女士還大兩歲，比她看到過的七八齡纏足的女孩子要大很多，都沒有纏過足。自小在村中見到上年紀纏足的人亦基本沒有，或許這是因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一點差異亦未可知。當然正如惠男在《小腳與夷夏之防：清朝為何無法推行纏足禁令》所說，歷史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纏足的否定與肯定在歷史長河中相當微妙。但不妨礙在我們作為一個現代人，在現實語境中，以及對人權的超然贊同中，全盤肯定小岵女士對它的否定。

沿途所見並非所有女性都需要小岵女士的哀嘆與同情，比如苗族女性在她看來甚至比男的體格更強壯，更吃苦耐勞，「個個挺著胸膛，很自然，很天真，顯示著健康美。她們辛苦而興奮地工作著，與街頭遊蕩的浪人相比較，真有天壤之別呢」（p.173）。這樣的見解，是與她在貴州黃平縣看到很多遊手好閒的人，卻在吃食鴉片的情形相對照而得出的。作者非常心痛國家危亡之下，還有不少自戕的國民有吸毒的嗜好，自從在安徽看到有此種現象，以後只要再睹，不惜累累言說，情見乎詞。但苗女的辛勤勞動，未必是女權得到聲張的結果，相反有可能是女權不彰的結果，當然這樣的看法已超出小岵女士的思考能力範圍了。

日本軍隊殘害中國人，那自然在我們的意料之中，但作者小小年紀記下的同胞間的互相傷害，尤其值得深思。如房東騙竊其錢物，還有些平民趁亂搶劫等，不絕於筆。比如在坐火車需要躲避飛機轟炸的安靜時刻，民眾卻沒有噤聲安靜，這使得小作者頗為感慨：「我覺得這是我國人的一種劣根性，在危急的當兒，每個人還只顧自己的舒適，沒有顧到大眾安全和幸福的觀念；個人為重的心，牢牢地盤踞了他們整個的腦海」（p.149）。這些話從一個逃難的小姑娘口裡說出來，至今依然令人感到沉痛。日機的空襲之可怕，使列車在夜間亦是走走停停，那千百年大家贊美的明月竟使作者害怕，「月兒是更明亮了，但是我卻恨它，我希望有一朵烏雲飄過，遮住它的雪亮的光，可是，它仍舊明亮得可怕。」（p.145）

最後再說到流沙河先生的演講被網友冠以《美國人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與他的演講來說是很切題的，並非取標題者的想當然。最重要的是有毛澤東1944年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的講話——「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相佐證，想必那些痛恨美帝的「毛左」為自圓其說，也不能斷然否認。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小岵女士在發願想記下自己及家人的逃難經歷時，與他們家人一同逃難的陳先生就曾讓其取名《西遊記》來寫此一經歷，可能作者覺得這題目雖有趣但過於輕佻了一點。「我發誓要把這波浪式的逃難生活記載下來，但書名並不就採用陳先生所建議的」（p.90）。

小岵女士本名吳大年，她是一位尚健在的退休的教育工作者，其中最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培養了一個有名的兒子、歷史學家錢乘旦。恕我閱讀面不廣，尚未讀過錢先生的著述，其質量如何，無從置喙。但從他為自己母親新版的《小難民自述》的「題記」來看，卻並不太高明。「當年那積貧積弱的中國早已不再，一個強大、富裕的中國屹立於世界，中華民族浴火重生，如火鳳凰再現，創造著自己美好的未來。」且不說這些話是否為飾詞，就是包括其母小岵女士在內的親歷者所聞知的抗戰歷史，至今或許都是一筆糊塗賬。

（本文刊發時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