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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寬容的力量—— 天津演講:胡適對我的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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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8*可以這樣講,微博上雖然還有些人謾罵,但我不願意稱他們為「五毛」,為什麼?我覺得用標籤是一個懶惰的方式,不要輕易說別人是「五毛」。

在微博上反對我的人,謾罵我的人,肯定比一些朋友要少。謾罵者他們來得不多了,為什麼來得不多呢?他們也許覺得無趣。你們罵我,我又不理你,我既不刪帖,又不拉黑,還不跟你對罵,同時又不跟你爭論。我對凡是有見識的人,無論你是反對我,還是贊揚我,當然要有所回應。我覺得平和理性、寬容大度,也是一個漸漸的學習過程。

我現在,絕對不會在網絡上跟誰進行無謂的爭吵,我自己微博每天只發幾條,發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我對各種各樣的言論,哪怕我不贊同的言論,比如一些左派的言論,我不會@他們,但是我隔一段會去看看他們的言論。看了他們的言論,一般我不一定會針對他們每一個具體的人去發表言論。為什麼這樣講呢?

在我看來,你如果要與誰爭論,他的言論要有相當的代表性,才值得批評或者贊成。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太在意,而且我這個人強調要讓思想在一個平台上平等競爭。我是一直相信思想市場的,就是說,在沒有讀過理查德·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書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思想是有市場的」,應該讓它自由平等地競爭。與其說我在意誰的思想高明、思想深刻,還不如說我在意要有一個思想自由競爭的平台,這才是最重要的。

換言之,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自由表達是很重要的,不需要把別人滅了你自己的想法才能存在。再言之,一個平等競爭的平台之建立對于思想競爭的重要性很大,而不是說戰勝了你,更不用說滅了你。但我們現在很多人不是為搭建這樣的制度性平台努力,而是不停地想要消滅別人的想法,至於謾罵就成了家常便飯。

現在我們來看看胡適先生對待謾罵的態度。

楊銓是胡適中國公學時候的學生,後來又與他一起留學美國,基本上是在師友之間,所以交情還可以。1930年,楊銓給胡適寫信抱怨說很多人罵他,希望求得胡適理解,胡適先生就給他回了一封信(這封信很重要,這封信是關於對待「謾罵」的態度的)。

胡適說,我被別人罵了十多年,別人罵得不對,我們替他著急,別人罵得下流,我們替他難過。如果,我能夠給他們提供謾罵的靶子,他們能得到益處,當然我也是樂意的。胡適進一步說,對待謾罵,我們就應該有這樣的態度。大家都知道魯迅和胡適是有過結的。因為魯迅先生寫很多文章「刺兒」胡適(我們四川話喜歡說「刺兒」,就是「挑刺」的「刺」,含有譏刺之意),魯迅先生非常擅長此道。比如,魯迅先生在小說和文章中取笑潘光旦、顧頡剛之類等等,喜歡用別人生理上的某點缺陷來取笑。

按照道理講,那個時代魯迅跟很多人打過筆仗,但是惟獨沒有跟胡適打過筆仗,那是因為胡適不想打。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過後,已經有一定名聲的青年女作家蘇雪林(後來成為研究李商隱的專家),寫了一封信給胡適,痛罵魯迅先生,希望能聯手起來批評和清算已死的魯迅。胡適先生給她的回信中說,魯迅先生固然批評過我,但是我對你這個態度,深表遺憾。他說:我們愛一個人,我們不能萬美集於一身;不喜歡一個人,我們不能萬惡集於一身,我們要就事論事,方有持平之論。胡適接著說:魯迅先生早期的文學創作和《中國小說史略》,這些都是上等功夫。

我們現在很多研究魯迅先生的人,對魯迅先生的雜文評價很高,其實我對魯迅的雜文就評價不高,自少是《墳》以後的雜文充滿太多的戾氣,寫得晦澀,有太多的仇怨。這一點,可能說起來就話長了。就是說,寫雜文和寫時評到底有什麼不同,雜文要帶來什麼,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其實魯迅被表揚得太多的雜文並不是他的精神遺產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各位會和我這個看法有所不同,這沒有關係,也許我以後會寫文章來專門論述這個事。我也基本上同意胡適先生的看法,我覺得魯迅早年的那些著作是非常棒的。

總言之,胡適對批評和罵過他的人都能心平氣和,有相對公允持平之論。到了晚年,則更不用說了。

眾所周知,1949年國民黨退到台灣之後,他兩邊不討好,被批評得很多。其實二三十年代,任卓宣(葉青),投向國民黨後寫了一系列批評胡適的文章,最後集成了書,叫《胡適批判》兩冊。還有一個在德國學到了唯物史觀的人叫李季,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很糟糕。就是說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左傾勢力開始抬頭的時候,胡適的影響逐步降低。抗戰的時候,由於胡適當了駐美大使,在青年當中帶來一些好感,隨著整個社會越來越左傾,使得胡適的影響越來越小。在國共內戰時期影響力大減,甚至沒能影響到他的幼子隨他南遷。

1949年5月11日,史學家陳垣,後來當了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寫了一封給胡適的公開信,勸胡適合作。1950年9月22日,胡先生的次子,就是他的第二個兒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報》,寫了一篇文章《批判我的父親胡適》。在此之前,毛澤東在《放棄幻想 準備戰鬥》當中對傅斯年、胡適和錢穆這些人有所批評。1954年開始至1955年,一直連續批了八個月,整個大陸批判胡適然後集成了八大冊《胡適批判》,有幾百萬字之多。

1958年左右,胡適兩邊不討好,就像當年的《四郎探母》,大陸不能演,台灣也不能演,因為暗含著通敵之意。大陸不喜歡胡適,因為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講道理、有理性、有懷疑精神。有很多人至今為止都還不知道為什麼要如此大精力的批判胡適,這正是胡適的思想不被人們了解的一個原因。

唐德剛先生說胡適晚年做寓公,非常淒涼,其實這是胡適他自己不選擇在美國做事的結果。他認為,台灣雖然很小,但還是一個將來能夠實現他民主自由理念的一個地方,所以他選擇回台灣。同時他又不能完全附和國民黨的要求,尤其當時蔣經國是情治系統的領導人。

五十年代,胡適除了受大陸批評外,還受香港報刊雜誌上徐復觀所撰寫的來自文化保守主義文章之批評,更直接的是來自於蔣經國主政的情治系統的不斷批評,最後結成了一個冊子《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子把胡適批得狗血噴頭。也就是說,胡適一生,一方面贏得了很大的名聲,另一方面又受到很多的批評與誤解。但他並沒有抱怨,他一生都在努力,受到諸種謾罵時都能很理性地對待,而且堅持用一種理性、平和、有風度的態度去看待這一切。單憑這點來看,就跟很多人不一樣。我寫過一篇萬多字的長文章名叫《自由與微笑:胡適圖像研究》來申說此點。

我研究胡適的照片,很奇怪,胡適憤怒的照片基本上沒有。我說,第一、胡適憤怒過沒有,肯定憤怒過,但是沒人拍下來;第二、圖像在傳播過程當中有選擇性,比如說有些圖像可能是胡適要求的,是胡適能夠控制的,可能他不喜歡登憤怒風格的;另一方面,可能新聞界也確實沒有拍到,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胡適一生基本上沒有憤怒的照片,但有愁眉苦臉的照片。胡適1909年的一張照片愁眉苦臉,我分析過,1909年他剛好剪了辮子,留了個分頭,然後把風紀扣扣上,那臉上還有點愁容,但並沒有仇恨。到了1914年,進入康奈爾大學之後,他送給跟他此後有50年交情的韋蓮司,周質平先生寫了一本書《深情50年:胡適與韋蓮司的交往》。

他送給韋蓮司這張照片風度可人,眼含笑意,完全是一個翩翩少年。他送江冬秀的照片就是另外一副神情,其照片為「室中讀書圖」,讓江冬秀對他放心對他的期許,這種差別已顯示出他把韋蓮司當朋友,而視江冬秀為未來太太的微妙心態。照片的胡適自信、俊朗,旁邊題有「萬里送行役,軒車履復期。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其他諸多照片在顯示他不拿一張難看的臉給要看的做人要訣。具體情形,我就不多講,大家可以到網絡搜索我那篇《自由與微笑:胡適圖像研究》來看。

說到胡適的婚姻,叫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尤其是有些人不能理解,胡適為什麼這樣選擇。當然,那個時代,知和行不能統一的人很多,比如魯迅先生。很多人都批判包辦婚姻,像魯迅其實也經歷了很多掙扎,胡適當然也有,是人都應該有,只是普通民眾的掙扎不為人知而已。

胡適對自己的母親非常之愛,在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出現了我的朋友謝泳兄曾經研究過的中國現代作家學者中的「寡母撫孤現象」。胡適的哥哥嫂嫂都比她母親年齡更大,她母親在這樣一個大家庭里當繼母,這裡面的婆媳不和、妯娌之戰、兄弟紛爭等等,給胡適的母親帶來很大的困擾。有些時候,胡適看到自己母親關著門暗自飲泣,他心裡面就會很難過。胡適為什麼常是一張充滿笑容的臉,為什麼人那麼講究體面,為什麼能那麼寬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從小看到自己母親左右為難,後來他說:人世間最下流的事,無過於拿一張難看的臉給別人看。

到康奈爾大學讀書後,他看了很多哲學書,上布爾教授的幾門課其中有一門課就叫《容忍史》。《容忍史》主要是講寬容的歷史,容忍的歷史,講異教徒遭受的迫害與寬容之關係,講平等、講理性與寬容之關係等等。講到寬容對人類的重要性,這對胡適影響很大,他晚年有一句名言,叫:「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布爾教授所說。

另一方面,一個哲學教授艾德勒教胡適要怎麼樣對待那些在言論上的追隨者:你要讓你意見的追隨者知道,每個人都獨立地表現自己,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見解,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們成為你的粉絲和對你意見完全照單全收的追隨者。他的意思是說,你作為一個思想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意見領袖,要隨時提醒別人:我的這些言論當中,可能有錯。你一定要自己想一想,不能照單全收。有一些人,今天看到某一個人表揚了他的哪一段文字,表揚了他的哪篇文章,他就很少想到這一點。他甚至覺得:你是我的粉絲,然後很得意,很多人都是如此得意的心態。他不想說:「No,你不應該做我的粉絲,你是我的一個讀者,你甚至可能是我的一個批評者,你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其實說白了,到了公民社會,不在於說:劉曉波敢批評,冉雲飛敢批評,高氏兄弟敢批評,不在於這些少數人,而在於每個人都敢自由地批評,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從這一點來看,這就是為什麼強調把自己鑄造成器的胡適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雷震,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和新聞人,《自由中國》雜誌被關的時候,他被判了十年。雷震在此前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們要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如果這句話是個一般人說的,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你的第一感覺可能是,他是個弱者,他不敢說真話實話,你可能會罵。但是請你記住:他是雷震,坐了十年大牢,辦《自由中國》多年,1949年前是國民黨的政協秘書長,也算高官,又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高材生。看雷震這種人,為什麼如此勇敢?他卻說「我們要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這是值得思考的,這絕對與膽小無關。胡適也很贊賞他這句話,也說:「我們要用負責任的態度說負責任的話」。

胡適在三十年代辦《獨立評論》的時候,專門在開篇辟首的「前言」當中說:「我們要用負責任的態度說負責任的話」。他說我們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但是這並不能反推過來,政府隨便制止言論是對的。這是兩個概念,言論是自由的,思想是無罪的,思想可能有錯,但是無罪。經過理性的探討,而不是高壓的情形,如果錯了,一個人應該承認錯誤。承認犯錯,這並不丟臉,人是有局限的動物,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所有人在浩瀚的知識面前,都是那麼卑微和渺小,隨時有可能出錯。

但我們中國很多人確實是不大容易認錯,要讓一個人承認錯是很艱難的一件事。其實這件事,一點都不丟面子,但這一點很多人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認為自己永遠不會錯。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個思想家,確實要把我說的話對社會的影響盡量地考慮到,但這並不能反推過來說,限制言論自由是對的。每個個體在說他自己的話的時候,要盡量去為自己說的話負責任。什麼是公民?公民就是每個人要擔當自己應該擔當的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你不能把你的責任推卸給別人。

比如,我十五六歲的女兒,她說她要練書法。我說你練可以,但是你要想清楚,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你不能中間隨便不學,因為你應該有毅力。如果確實是有外力不可抗拒,我們可以不學,但一般情形下,應該能堅持,這是你的選擇,不是我的選擇。而且我會告訴她,你學了課外的東西,它會佔用你玩的時間,固然學了增長知識,增添自己的藝術修養,但玩的時間也少了,我會告訴她這兩方面的東西,然後最終讓她自己選擇。讓你為你自己的選擇負責,這才是一個培養公民的方式。「要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不是你膽小怕事,而是要有一分論據說一分話,「分際」就是這個意思,有分寸和邊界。我認為發表公共言說的時候,應該盡量對照這一點。

人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說得十全十美,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但是互相之間不應該謾罵,我覺得謾罵其實是一個偷懶的做法。大家互相罵了之後,你想一想,留下來些什麼東西呢?謾罵不是有效的交流,而是增添仇恨,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不要為仇恨所束縛》,朋友們在網上能夠搜到。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能被固有思維束縛了自己,被仇恨所綁架。

從某種意義上講,胡適說過:「我們的真正敵人不是對方,我們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敵對,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人與人之間的爭論,並不在人與人之間,而在於你沒有拋開成見。

其實,很多不必要的爭論都是來源於成見,來源於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來源於自己有一個心理。這一點胡適也說過:我一定不會犯錯。這個心理是非常要命的,非常有問題的。事實上有很多人一旦想到自己不會犯錯,那他當然會覺得錯都在別人。以至於要讓他認錯是不可能的,要平和切實地探討是不可能的,要有風度、理性和寬容是不可能的,如此一來,整個社會就會受到毒化。

可以這樣講,大家身上都有很多仇恨意識、排他意識,很少有談判和妥協的態度。我們個人與個人之間,很少有談判的態度;公民和官方之間,也很少有談判的態度。我覺得胡適不僅影響了我,對這個時代也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大家一定要學會妥協、談判,一定要學會寬容、理性、平和去對待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人事,哪怕是同你利益衝突很大的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那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作為知識分子,首先應該從自己做起,要理性去地批評社會以及與他人爭論。有些人會問:「你批評政府很厲害嘛,你那些言論過激嘛,那你還來講平和與理性,這話什麼意思?你不是又賣矛又賣盾嗎?」好,ok,我承認我可能在批評的時候,批評機構與制度的時候,確實是比一些人激烈些。但我有個前提,批評的一切都盡量說理,講究證據。可以這樣說,證據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但你覺得我觀點有問題,那是可以討論的,可以批評的。

另外我這個人比較少批評個人,也許有一些人會說,你就是個充滿世故、充滿鄉愿的人,你怕得罪人。我說:「你錯。」在哪種情形下,我才批評個人呢?

舉個簡單例子,郭小四(郭敬明),你文章寫得多麼好,你寫得多麼糟,你掙了多少錢,我一點都不在乎,我一點都沒興趣議論你,沒有議論的必要。雖然沒興趣議論,但是當你抄了莊羽的作品,而法院已然公正判決,你不承認錯無道歉,你的粉絲還追捧這種不承認錯誤的做法,我認為這就越過了做人的底線,對社會公共領域之利益產生了不良影響。於是,我寫了篇叫《沒有做人底線的愛》來批評郭敬明和他的粉絲。

再比如余秋雨,你把「致仕」講成「做官」講錯了,你在青歌賽的表現不佳,我沒興趣批評你。即便你講「文革是你最好的歲月」,雖然混淆了文革的殘酷本質,但我都還可以理解你,至少其中有你的個人情感,可展緩對你的批評。但是當你面對那麼多受災的民眾,他們為自己爭取權利,你還要他們保持動人的氣氛,於此「含淚勸告」。那麼,我就認為你就過界了,越過了做人的底線,那我就要批評你。但無論怎麼批評,擺事實講道理都是必須的。你不能說:「余秋雨,你這個傻X,你還覺得你是大學問家,‘致仕’你都講成了‘做官’,連‘退休’你都不知道?」這個態度,我認為就不可取。如果我對此做批評,我會說:「余先生,‘致仕’這個詞你講錯了,希望你有機會修正。」僅此而已,而不是說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更不是謾罵。

批評人應該就事論事,不應該否認別人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儘管他的成就有待於討論,但是你不能完全去以偏概全,進行全稱判斷。

有些人批評人和事,喜歡來邏輯上的全稱判斷,以便一錘子結束戰鬥。當一個人,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公眾人物,在別人因言系獄時落井下石,他就越過了做人的底線。如果,只是不夠能勇敢而沈默,我覺得還可以理解,所以,我們不能過於從高線上去苛求,人都是有局限的動物。

為什麼有一些人交朋友老說自己交友不慎呢?為什麼你曾經的朋友把你以前說給他的心事翻個底朝天?我認為一個人應該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第一、要麼就是你認識不清,缺乏經驗;第二、要麼就是你這個人急功近利。交朋友,我認為價值觀絕對是最重要的。當然,這不是唯一的。有的人在是非觀念上很可能是朋友,但不一定和他走得那麼近,為什麼?我可能對你不夠寬容的個性有所警惕和保留,不會與你走得太近,得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你明天可能因為某件小事與我不睦,把我與你交心的事翻個底朝天。換言之,一方面,你要看這個人的價值觀跟你是不是基本相同的;另一方面,要看這個人是不是有寬容的精神,與這樣的人交朋友才是比較可靠的。

人都是有缺陷的,千萬不要感到自己沒有缺陷。No,人人都有缺陷。為什麼有的人喜歡翻臉,互相指責?那就是對別人要求太多,對自己放鬆太多。對自己不嚴格要求,不想想自己也有很多缺點,卻也能得到不少人的寬容。也就是說,不少人缺少胡適先生的這種寬容精神,才是許多人互相攻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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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從容的過程—— 天津演講:胡適對我的影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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