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革命與被革命(三)

期間，魯迅差點被教育次長景耀月除名。一般的說法是魯迅強項硬氣，得罪了次長景耀月，所以乘教育總長蔡元培北上迎袁之機把魯迅名字划掉了，幸虧蔡總長回來又給補上了。許壽裳也說景耀月喜歡擴充勢力任用私人雲雲。可是，蔡元培、魯迅、許壽裳的名字往那一排，誰都能看出，他們仨都是同鄉——浙江紹興人，還都是同黨——光復會……所以，做人不能這麼倒打耙子嘛。

5月，教育部隨政府遷往北京，這是袁世凱的天下，工資馬上見漲。由於教育部尚未有正式任命，魯迅5月至7月每月臨時津貼60元。8月，由於蔡元培的提攜，正式任命下達，魯迅先是被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欽定」為僉事，後是被任命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吳海勇分析，這兩個官銜不是一回事，前者約相當於現在公務員制度中的職級，後者是職務；兩者雖然都算是正處，但前者乃「欽定」，撤換權限不在教育部，級別要比後者略高。［2］8月至10月領取的都是半薪125元，11月領取足額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為240元，1914年7月增為280元，1916年3月達到300元。後袁世凱時代，也就是1917年之後才有所謂的欠薪與半薪［3］——要知道，1919年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月薪才8元［4］，所以魯迅成了民國先富起來的人，是可以肯定的。比起那個落魄到掉河裡淹死的「可惡的」範愛農同學，魯迅運氣夠好了——魯迅赴京不久就聽說了範愛農的噩耗，他說範的水性極好，可能是自己不想活了。又聽人說，他走後範愛農還經常給人嘀咕：說不定哪天魯迅就來信叫我去呢。可是他先去彼岸世界了。

富了且不說，魯迅還當上他當初最討厭的官員了，成了自己在東京時就咒罵的「升官發財」之類，而且這工作一方面可說無聊至極，另一方面卻是舒服至極，每天除簽到外基本上無公可辦。用魯迅日記里的話來講，是「晨九時至下午四時半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聊賴」［5］。按同事冀貢泉回憶：「人們好幾天才有一件公事辦。我們兩個並不是閒的，沒公事辦，有私事辦。恰好我們兩個人都喜歡讀書，我們每天對面坐下各讀各的書。」［6］

（圖注：讀書、研究，還是得有經濟實力做後盾。圖片來自網絡。）

按周作人說，魯迅一般是早上10時前起床，洗臉喝茶之後再往部裡去（魯迅坐人力車上下班，他當時所住的紹興會館離教育部三里地左右），他在那裡辦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只有一次是見到中華書局送來一本《歐美小說叢刊》，魯迅大為高興，特地擬了一個很好的評語，用部裡的名義發了出去。周作人說：「據我所知道，似乎此外還沒有第二件。他曾參與整理那內閣大庫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廢紙的事，卻不記得他講過其中的什麼故事。」［7］但這已是1918年的事了。而且魯迅雖沒給兄弟們講過，事後卻給讀者講過，說「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8］。有意思的是，就是魯迅自己，也從裡面拿東西，只不過自己不說，別人說出了而已——他從裡面拿出了教育部同事錢稻蓀祖父的殿試卷，送給了錢稻蓀［9］。至於拿了其他沒有，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都是不拿白不拿，都是玩完。這個現象，倒是可從中國近代一直延伸到中國當代，二桿子鬧革命，向來如此；二桿子執政，也是如此。最後周作人還記起一個，就是部中常收到鄉間呈文，要求旌表母親節孝的，但旌表卻給寫成了旅表雲雲。這是魯迅做公務員的大致情形吧。這麼沒意思的工作，他能一做十四年，也挺不容易的。

可以說，從1912年到1926年，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一直處於嚴重的碎片化狀態中，袁世凱稱帝的本意可能是瞄准了德皇式的威權政治，因為他和大公子袁克定都特別羨慕富國強兵的君主制德國，但是盤子沒扎穩，跌到地上更碎了。之後中國就亂套了，張勳復辟、北京政府參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共建立、國民黨建立廣州政府、國共合作、北伐……這期間，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與次長走馬燈的換人，更換過38次教育總長、24次教育次長，其中範源濂做總長最短的一期只有9天，易培基14天，馬君武20天［10］。魯迅說他們不是來辦教育的，都是來做官的——教育總長官俸很高的，月薪1000元，而北大校長是600元［11］。

魯迅自己呢，雖然部裡曾經三次大裁員，每次都鬧得人心慌慌，但魯迅坐得很穩，十幾年沒動窩，直到與許廣平攜手南下好幾個月之後，教育部才宣佈辭了他的職。有心人發現，魯迅一直稱袁世凱為「袁總統」、「總統」，1916年袁世凱死後，開始稱他為「袁項城」，1925年才直接稱「袁世凱」［12］。

這期間也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16年秋天，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已經很出名了，與國會同名。民國的國會議員吃花酒、捧戲子、哄抬妓女價格，早已是北京一景。北大師生也沒閒著，同樣聽戲、捧角、逛衚衕，與參、眾兩院齊名，所以民間有所謂「兩院一堂」之說。［13］

魯迅做公務員有的是時間與金錢（上班經常規定是半天制還沒啥管理，晚到或不到，事後在簽到簿上補簽個名就成），但他沒有「兩院一堂」的雅興，買古書、抄古碑，寂寞中忙個不亦樂乎，直到1917年8月，魯迅在東京隨章太炎讀國學時的同門、《新青年》編委錢玄同的來訪，打破了這種寂寞。

彼時，《新青年》剛剛扯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先是1917年1月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後是1917年2月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前者提出文學改良，後者提出文學革命，但並沒有打開局面（隨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轟暈了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所以錢玄同希望魯迅出手。魯迅有些猶豫：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沈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進入死滅，卻也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少數的幾個人，讓他們承受無可輓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是怎麼回答的大家都知道了：然而幾個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4］。

周作人評價說：「魯迅對於簡單的文學革命不感多大興趣」，「他的動手寫小說，並不是來推進白話文運動，其主要目的還是在要推倒封建社會與其道德，……他對於文學革命贊成是不成問題的。只覺得這如不與思想革命結合，便無多大意義。」［15］

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由《新青年》推出，從此一髮不可收拾，《孔乙己》、《藥》、《阿Q正傳》相繼出籠……一位文化巨匠橫空出世！

有人說，魯迅借《藥》諷刺秋瑾呢。這是太不瞭解魯迅了。魯迅不諷刺秋瑾，他諷喻國民呢。事實上我一直認為，魯迅雖然扛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但他的所作所為，卻是改良派嚴、梁的路數，且比嚴、梁對於國民性、民族性更有通透的認識，何況他還深受尼採影響呢？所以他的白話小說，殺戮的不外是庸眾愚民，呼喚的不外是民智、民力與民德！魯迅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就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16］

我同意「革命文學」之說，因為革的是國民之靈魂，人心裡扔炸彈，可謂深度革命——我向來認為制度革命是第一層面，文化革命是第二層面，靈魂革命是第三層面。魯迅的文學與吶喊，怎麼著也是第二與第三層面的東西。

1919年5月，激情燃燒的歲月。五四遊行那天，有人打出的標幅是輓聯，上寫：「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旁邊署的是「北京學界淚輓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17］。學生闖到曹宅，找不著曹，就把章宗祥痛打一頓；之後搗毀曹宅又放了一把火，是為偉大運動的開端。作為教育部科長僉事，魯迅與此沒啥關係。

7月，陳獨秀被國安約走喝茶了，一喝就是倆月，他1918年開辦的純政論性的《每周評論》由胡適接手。老好人胡適一接手，就刊出他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很有先見之明地提出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18］。奈何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都沒主意，所以對主義特別迷信。另一個與陳獨秀同名的大憤青李大釗與胡適對上仗了，說，中國必需有一個「根本解決」，你瞧人家蘇俄，一革命，啥都解決了［19］。

可以說直到今天，中國的網絡上還有諸多李大釗的傳人，叫喚根本性解決，希望天上掉下個好制度，一口吃成個大胖子。魯迅畢竟是魯迅，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對當時的十月革命，有些冷淡，有些懷疑［20］。他懷疑得有理。彼時，他另有事要忙——他這個北漂要在北京買房，並將母親、二弟三弟及其家眷全部接到北京來。據馬嘶推算，魯迅將八道灣11號那套三進的大院子買下並重新修繕，前後花了4335元［21］；吳海勇推算的則是3990.1元［22］。不管具體多少吧，做了教育部七年小公務員，平時還要給弟媳婦兒羽太信子的日本娘家寄錢，魯迅的經濟實力槓槓的。

雖然對十月革命不感冒，但還有人給他郵寄《共產黨宣言》。1920年6月，陳望道把自己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給了魯迅。魯迅可能泛泛地讀了讀。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接到書後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稱贊「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這個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飯的人要強很多，他是真正肯為大家著想的」。［23］

二弟周作人在北大教書（1917年魯迅給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的，1919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後，於1920年又創辦了中法大學，魯迅又給蔡元培推薦三弟建人去中法大學任非教科之事務，蔡校長抹了他的臉，沒給辦），經二弟推薦，1920年8月起魯迅接受北大國文系兼職聘書（本來是周作人接的小說史課，回來後發覺自己沒有大哥玩得好，就讓給大哥了，北大國文系系主任馬幼漁也同意了）。之後，還在女師大、北師大、世界語專門學校、中國大學等處兼職，女師大月薪13.5元，世界語學校月薪15元，北京大學月薪18元，北師大月薪18元。［24］別小看這些零碎，加到一起超過八個圖書館管理員呢。

附參考文獻

［1］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3］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1、239頁。

［4］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5］魯迅：《壬子日記》，《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6］冀貢泉：《我對魯迅壯年的幾點印象》，《光明日報》1959年12月23日6版。

［7］周遐壽：《魯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第422-423頁。

［8］魯迅：《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頁。

［9］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10］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11］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頁。

［1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頁。

［13］楊晦：《五四雜憶》，《五四運動回憶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1頁。

［14］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頁。

［15］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

［16］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469頁。

［17］北京大學校史資料室：《五四愛國運動北京資料選錄》，《五四愛國運動•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06頁。

［18］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上》，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

［19］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上》，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20］魯迅：《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21］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

［22］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23］余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魯迅研究資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00頁。

［24］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