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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血染的博弈—— 埃及觀察

2013-08-20*經歷十八天生死與共,瓦立德和穆罕默德成了至交。我問:「畢竟你們政見不同,將來會不會再次成為敵人?」瓦立德很有信心,說至少找到共同語言,那就是對話。就算回到各自陣營,對話也會繼續下去。穆罕默德說,不同陣營的人見面,才知道溝通的重要,「今後,埃及不再只有一個聲音」。

2011年2月,我在開羅遇見兩個年輕人。瓦立德,29歲,埃及共產黨人。穆罕默德,28歲,穆斯林兄弟會青年團負責人。政治光譜粗略分一分,一個極左,一個極右。瓦立德承認,「從前對穆兄會的印象是‘極端宗教組織’,左翼的天敵」。

1月25日,他們在解放廣場,抗議穆巴拉克的人潮中相遇。當時穆斯林兄弟會沒有打出自己的旗幟,共產黨人也沒有。廣場上遮天蔽日,只有埃及國旗。「這場運動跟意識形態沒有關係,」穆罕默德說。

整整十八天,瓦立德和穆罕默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警察從內政部樓頂開槍,他們前面的一個年輕人倒下死亡。死者的母親來到現場,對大家說:「你們都是我的兒子。」大家決定繼續坐下去。後來瓦立德左肩中彈,穆罕默德抱起他,奔向廣場背後迷宮般的小街道,那裡有醫科大學學生組成的臨時醫院。沒人問抬進來的屬於哪個組織哪個派別。周圍店鋪主人,沒人抱怨生意沒得做,紛紛出來送水送藥。

另一個穆兄會的年輕人說,後悔過去對時髦女性有偏見。穆兄會的人在抗議中受傷,開羅美國大學的女生們,那些穿緊身牛仔褲不戴頭巾的女生們,衝過來幫他們包紮。那一刻,他覺得有關宗教、生活方式的討論不再是最重要的,埃及人團結起來了。

基督教團體「夠了」運動創始人George Ishak告訴我,抗議穆巴拉克期間,他以基督教牧師身份,在解放廣場為死難者念悼文,周圍的穆斯林們居然跟著重複。一個穆斯林對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如此親近。」

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所有反對力量受壓制,被打散。他們互不相識,甚至互相妖魔化,一場「倒穆」運動令他們不期而遇。經歷十八天生死與共,瓦立德和穆罕默德成了至交。我問:「畢竟你們政見不同,將來會不會再次成為敵人?」瓦立德很有信心,說至少找到共同語言,那就是對話。就算回到各自陣營,對話也會繼續下去。穆罕默德說,不同陣營的人見面,才知道溝通的重要,「今後,埃及不再只有一個聲音」。

當時我羨慕這兩個年輕人。他們曾經在一堵牆的兩邊摸索,如今,在牆的盡頭,終於相見。威權統治垮台,埃及內部和解就此展開。

除了不放過昔日權貴,革命後自豪的埃及人樂於展示寬容。「倒穆」勝利後的第三天,我見到一群警察遊行,宣誓與舊政權決裂。問一個路人,會原諒他們嗎?他說,一切都過去了,人民和軍隊、警察從此一家。警長艾哈邁德被人群抬起來歡呼,「你們就像是我的父親」,他流淚哽咽,許多只手拍在肩頭。有人過來跟他擁抱。也有人尖叫著衝過來要揍他,被其他人拖住。

推翻穆巴拉克前後,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神聖感。遇到過出租車司機不收費,一擺手「為了革命」。曾經在開羅學習一年,對於埃及男子見女性起哄、揩油,我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解放廣場秩序井然(美國女記者遇襲,據報是團伙策劃,有政治目的)。這種「神聖氛圍」不僅在埃及,在世界其他地方齊心協力推翻暴政的革命中也曾出現過。

然而,愛恨不可能轉瞬即逝。穆巴拉克下台後一星期,我坐在反對派大會現場。當時的情景似乎預言了未來:有掌聲有咒罵,有人鬧紅了臉,有人拳腳相向。年青人不服年長的,世俗派譏笑宗教團體。

「神聖感」消散得飛快。穆巴拉克下台後,軍方遲遲不願還權於民,廣場再度爆發抗議,全球媒體的焦點轉移到示威人群中性騷擾成風。剛剛懺悔過的警察,轉眼又出來棒打民眾。

我看見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一次次陷入混亂。軍人不肯放權,放權之後懸停議會,為民選總統設下制度漏洞。穆爾西上台擴權,觸動埃及人對「獨裁」極其敏感的神經。經濟措施行差踏錯,世俗派掀起抗議狂潮。軍方偏幫一派,拘禁穆爾西,鎮壓兄弟會,直至血染廣場。

法治缺位,上街成了「後穆巴拉克」時代的遊戲規則。遊戲主角,是兩個傻蛋和一個混蛋——傻蛋是不懂妥協的穆兄會和世俗派,混蛋是手法粗糙的軍方。瓦立德和穆罕默德那樣的年輕人,算是第四方,目前還輪不到他們唱主角。

世俗派痛恨穆兄會誤國,更懼怕穆兄會的動員能力。推翻獨裁後的第一次選舉,世俗精英來不及披掛上陣,就被地下運作多年的宗教勢力殺個措手不及。他們祥林嫂般念叨,如果競選時間再延長一個月,結果很可能大不相同。既然與宗教勢力的對陣不是「費厄潑賴」(Fair Play),我們怎麼把穆爾西搞下台都不為過。

穆斯林兄弟會自成立以來,就是個政治主張含混的組織,更不用說很少露出真面目的沙拉菲派。伊斯蘭政黨掌權後沒有兌現諸多承諾,反而忙著四處張貼領導人畫像,檢查青年男女的牛仔褲是不是太緊太短。從囚犯到總統,穆兄會把權力看作使命,要為中東其他宗教政黨示範。名垂青史的誘惑當前,豈容後退?

四重力量互相拉扯,動蕩的埃及並非特例。二十世紀後期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中,轉型國家在「威權」與「民主」間反復並不鮮見。解釋後威權時代的轉型,「博弈」比我起初使用的「和解」更恰當。能不能渡上彼岸,取決於博弈中多重因素,甚至有運氣的成分。埃及趕走穆巴拉克前不久,緬甸軍政府開啓改革。緬甸幸有一個不想遺臭萬年、很想後半生有靠的丹瑞,有一個雙手不沾血德性清白的登盛,有一個頑抗到底,卻也在關鍵時刻願意不計前嫌的昂山素季。傳聞軍政府最終放下屠刀,也跟佛教行善的感召有關。

埃及的博弈,難關在宗教派別與世俗力量的對立。不幸的是,這個問題在中東伊斯蘭教國家缺乏成功先例,到了世界中產人數首次超過貧困人口的今天,變得更加困難(另文「第二春」專述)。伊朗政局常常是這兩股力量的拔河,就連經濟上取得成功、宗教色彩濃重的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最近都遭遇中產階層猛烈抗議。

但是,民主的大門一旦打開,必須歡迎所有人參與。儘管革命由埃及城市中產主導,卻不能把穆兄會、薩拉非派等排斥在民主進程之外,甚至還不得不接受他們的短暫領導。

這多少讓我想起,在英國上學的時候,劍橋中國學生會面臨的困境:成為學校正式註冊的組織,就得向「異見者」敞開大門。否則,只能作一個民間團體。中國學生會未敢嘗試這個遊戲。

埃及軍方血腥清場,最大的惡果,是摧毀了埃及革命反暴力的元氣。「阿拉伯之春」在利比亞、敘利亞一上來就是慘烈的內戰,埃及革命的開篇,卻是和平的。答案稍嫌諷刺,因為在埃及,統治者留下一線公共空間,令怒火有渠道表達,而不至走火。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民眾有權在可控範圍內和平示威。通過非暴力手段表達訴求,埃及人並不陌生。但是,這一次,出於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厭惡,埃及民眾似乎對軍方的鎮壓掉過頭去,默許其成。

未來會怎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在解放廣場發出感慨:如果沒有預見革命的到來,又怎能預知它會如何發展?「好比你看到大象飛起來,趕緊閉嘴,記點筆記——猜不到大象騰空,就別胡說它會飛向哪裡。」

「阿拉伯之春」這只大象還在飛,我們最好多做些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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