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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為什麼愛國—— 1899年梁任公的《愛國論》有感

2013-06-23*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可寶貴的愛國主張。放在今天,不但尤合時宜,更是閃閃發光。國以民為本,民以權(利)為先。一國民眾,沒有民權,是為子民。擁有民權,則為國民。以國民的身份愛國,是謂民權愛國。否則此國乃「他人之國」,何愛之有。

(珍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記載了八國聯軍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歷史瞬間;圖片來源於網絡)

網絡上有一張當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的照片,它收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照片記錄的是八國聯軍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一個場面。聯軍士兵沿著城牆下面的下水道進入城裡,魚貫上岸,河沿一側則是一群民眾,彷彿看西洋景一般圍觀。

此時,中國已與聯軍各國成為交戰國,分屬交戰兩邊的民眾與士兵,自然成為敵對的雙方。

然而,這張照片提供的信息是,民眾並不敵視這些「侵略者」,更談不上同仇敵愾,他們毋寧是漠然的。是的,眼前發生的這一切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因而他們純粹就是一群看客。

國家蒙難,京城的民眾沒有任何愛國表現,甚至還出現了帶路黨,比如是誰領這些外國佬從不為人知的下水道入城,反而成了圍觀的看客。

看客一詞20世紀以來早已成為「國民性」的一種表徵,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麻木、冷漠、愚昧。就這幅照片,如果我們還蹈襲這樣的詞彙,至少對他們來說很不公正。因為這張照片內涵著的問題不是國民性,而是國體性。或者說,20世紀我們批判的國民性問題,歸根到底是國體性。甚至,這張照片本身就可以解構國民性,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愛國和愛國主義可謂20世紀中國最強勢的政治話語,永遠立於政治正確之地位,而且無可質疑。但,愛國的愛,如果是一種自然情感;那麼,國是什麼,這個問題,卻不是一個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一問。畢竟愛有時是盲目的,而且容易被盜用。因此,當我們如果可以把愛國視為一個問題,我們不妨聽聽前賢的聲音。

還是在邁入20世紀前一年的1899年,時為26歲的梁啓超(1873-1929)作過一篇洋洋灑灑的《愛國論》:「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則不愛矣。是故人苟以國為他人之國,則愛之之心必滅,雖欲強飾而不能也。苟以國為吾國,則愛之之心則必生,雖欲強制亦不能也。」

在任公看來,民眾愛國不愛國蓋在於民眾把這個國家當作是「吾國」還是「他人之國」。

很顯然,以上述照片為例,那些圍觀者並沒有把他們所在的這個國家視為「吾國」。華夏吾族,歷來家國合一。設若那些洋人士兵進入的是他們自己的家,他們還會這樣漠不關心嗎。換言之,假如他們所在的這個國家讓他們以之為「他人之國」,那麼,我們又憑什麼指責他們麻木冷漠和愚昧呢。

國民性是一個偽問題,正如國體性才是一個真問題。這個「體」不是別的,它指的是國家政治制度。對周秦以降的皇權專制,任公多有批判。在寫於同年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中,開篇即論「國民與國家之異」。

就國家而言,任公從國家源起角度對專制政體的「私天下」進行了批判:「國家者,以國為一家之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源,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帥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吒。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這樣的國家,沒有國民,只有子民。但,作為對應,子民也只能把這樣的國家視為「他人之國」。

那麼,什麼是國民呢,任公轉從現代nation-state(即「國民國家」,以前我們僅譯為「民族國家」)的角度,作出了這樣的表述:「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捨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這樣的國民,有自己的權利,如「治一國之事」,也有自己的義務,如「捍一國之患」。

既如此,國民出於自身休戚與共的相關性,亦勢必「以國為吾國」也。

故,回到《愛國論》,任公這樣揭櫫了他自己的愛國思想:「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謂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

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可寶貴的愛國主張。放在今天,不但尤合時宜,更是閃閃發光。國以民為本,民以權(利)為先。一國民眾,沒有民權,是為子民。擁有民權,則為國民。以國民的身份愛國,是謂民權愛國。否則此國乃「他人之國」,何愛之有。

但,在專制國度,民權不會從天下掉下來,它常常遭遇統治者的壓制。故此,戊戌事變後的任公,以英倫和日本為例警告當局:「非深觀大勢,開放民權,持之稍蹙,吾恐法國1789年之慘劇,將再演於海東西之兩島矣。」

海東西兩島自然無事,但最終有事的是清末。試看那張照片,圍觀民眾所以表現得如此不愛國,蓋在於他們沒有他們當有的民權,因而他們也沒有愛國的義務。「民權滅則國權亡」,清末業已證實了這一點。只是對吾土而言,清末並非專制末,清末已而專制未已。故任公的警告其實也是對後來專制的警告:統治當局「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

(邵建,金陵教書匠。出版有《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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