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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浪人革命家

2019-08-10*驅動歷史的是情感力量、而非思想。促使人們做出選擇、開始行動的,都是那種內心無法壓抑的火焰,或僅僅是對現實生活的厭倦。

路過池袋西口公園時,我想起了石田衣良的小說。那是1990年代的日本,一群失意無所事事的小混混,成為了意外的英雄,他們追蹤殺害了援交少女的兇手,幫助無力的老人、殘障人……小說暢銷一時,還被改編成電視劇、漫畫,也讓池袋再度煥發生機。比起銀座、六本木,甚至澀穀與新宿,池袋毫無個性,意味著 “土氣的三流繁華”。小說觸碰到了新時代情緒,比起令人炫目、雄心勃勃的戰後歲月,平成年代像是陷入了停滯、頹唐,年輕一代卻並非 “平成廢物”,邊緣人或許更蘊藏著正直、善良與勇敢。

我還想起半年前,我與身穿紫、綠色塊襯衣的石田衣良在此散步,他敏銳、開放,還有一種讓我羡慕的鬆弛感。這些記憶剛要展開,宮崎黃石先生的家就到了,他住在池袋一條窄巷中。

這是期待已久的拜訪。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稍具興趣的人皆知,兩位日本人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一位是長崎商人梅屋莊吉,他慷慨地贊助一次次失敗的起義;另一位則是宮崎滔天,他將孫中山介紹給日本政界要人,親身參與前線戰鬥。宮崎也浪漫、富冒險精神,既沉醉於美酒、婦人、水滸英雄,又心向世界革命,想締造一個平等、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黃石是滔天的曾孫。他繼承了宮崎的舊宅,據說它由黃興出資興建。他也活躍在中日交往中,在辛亥革命的周年,或是孫中山、黃興的紀念活動上,他常作為宮崎後人出席,是中日親密關係的象徵。這也是過分模式化的象徵,在媒體上,黃石似乎總在陳述那些基礎的事實,宮崎滔天與孫中山如何相見、又如何推動革命,全無個人化的一面。作為家人,他怎樣看待宮崎滔天?獨特的宮崎家傳統對他有何影響?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宮崎滔天的浪漫基因傳給了長子宮崎龍介。年輕記者龍介與柳原白蓮的戀情轟動了整個大正時代。白蓮不僅更年長,兩者社會地位更是懸殊。她是天皇的表妹,與龍介私奔時則仍處於與煤炭大王的婚姻中。這對傳奇夫婦仍與中國關係密切,1953年,二人作為周恩來的客人訪問中國,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交談。毛澤東亦與宮崎家有著特別淵源,1916年末,當宮崎滔天前往湖南參加黃興的葬禮時,還在第一師範讀書的毛澤東致信邀請他前來長沙演講,對他的革命精神讚歎不已。

這也是一次不無困難的拜訪。宮崎黃石先是拒絕,接著對於具體的問題、攝製組的人數一再確認。今天風尤其大,那個溫和的東京消失了,我在宮崎家門前瑟瑟等待,看著院內的松樹與茶樹隨風擺動,深棕色的房檐,似乎指向歷史深處。

最終走進了這充滿歷史感的房間時,我被它幽暗的長廊吸引。我與黃石隔桌而向,他消瘦、謹慎,我們似乎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一側頭,我就看到了“推心置腹”的匾文,孫中山所書,贈與宮崎滔天,運筆圓潤,對於一個自小成長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英文教育的人來說,這是個值得慶祝的成就。

我想起他們的初次見面。那是1897年9月的橫濱中華街,宮崎滔天前來拜訪孫中山,卻對後者印象不佳。這位大名鼎鼎的流亡者,“口未漱,臉也未洗……對他舉動的輕忽、略失莊重,不免感到失望”。孫梳洗完畢,換上衣服,端坐起來,雖“實在比得上一個好紳士”,仍覺得缺些威儀。但當孫中山開始講述滿清的腐敗統治、欲實現共和理念時,則顯露出另一種景象,“靜若處子的他,想不到竟如脫兔一般。不,一言重於一言,一語熱於一語,終於顯示出深山虎嘯的氣概”,“他的談吐雖不巧妙,但絕不矯揉造作,滔滔不絕抒發其天真之情,實似自然的樂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覺間為之感動首肯”。

生於1871年熊本縣荒尾村的宮崎滔天,是一名下層武士之子。這也正是日本歷史新篇章開始之時,統治了日本兩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崩潰,明治維新發軔。宮崎家族深具這大時代精神。父親曾開設武館、傳授劍術,從小灌輸他“要做英雄”,“死於枕席之上,是男兒莫大的恥辱”。他的大哥參與了西鄉隆盛的叛亂,是人民權利的狂熱擁護者。他戰死沙場,被視為家中的英雄。

14歲時,他入讀大江義塾。這是德富蘇峰創辦的私塾,他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啟蒙作家,將歐洲思想引入日本,還大聲追問日本之命運,倡導自由民權。他還用新的教育方法塑造這些少年。他要學生對他直呼其名,鼓勵他們自治,運用西方知識進行辯論。在這個小小的學堂中, “人人以辯士自居……其口中常徵引羅伯斯庇爾、丹頓、華盛頓、克倫威爾”。

宮崎滔天是其中的異端,總被一種模糊的壯志未酬感籠罩。出生年份註定他生活在維新英雄們陰影之下,最富戲劇性的年代已然過去,他必須尋找別的方式建功立業。他前往東京,意外地成為了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二哥給他帶來一個嶄新的理念,他們應協助古老、衰敗的中國變革,若中國可以興起,它可能也會促進印度、暹羅、安南、菲律賓乃至埃及的復興。這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世界革命,面對西方帝國威脅,他們要幫助弱小者取得平等地位。在這個恢宏的計劃中,他們找到自己安身立命所在。

但對於宮崎滔天,中國充滿誘惑,卻又不知如何下手。他試圖學中文、潛入中國考察,卻遭遇接連的失敗,只能在暹羅度過一段毫無成就的時光。但在探索中,他和同志都日益相信:“中國之事只在於人。如果有一位人傑奮起,則天下事一朝可定”,這個人須是“通曉西洋學問的漢高祖”式的人物。最終,他找到了孫中山。

“他們會怎麼交談呢?”我問黃石。宮崎滔天的中文學習從未付諸行動,英文也非常勉強,孫中山則不會日語。像當時很多中日韓人士一樣,他們依靠筆談,漢語像是東亞世界的拉丁文,是共同的教養基礎。

黃石翻出了二人的筆談一則,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我看到了“食在廣州,穿在蘇州”的字樣,還有武漢、重慶、南京等地名。他們在爭論該選哪些城市作為未來中國的首都。若不是孫中山日後真的成了臨時大總統,這些筆談就像是兩個年輕人的夢話。

他們的確活在夢中。1902年,宮崎滔天為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三十三年之夢》。彼時,他處於人生低谷。他隨孫中山四處串聯、募集資金、發展同志、購買軍火、發動起義,卻只收穫到一連串失敗。被迫做起浪花節歌手的營生。他感慨,人生就像是一場苦澀、幻滅的落花夢,唯有靠酒精、女人、歌唱抒發困悶。

(圖)

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日]宮崎滔天/林啟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三十三年之夢》,它的閱讀快感讓我再難忘卻。你自然可以借助其他歷史著作,知道泛亞洲主義的興起,國際網絡對辛亥革命之重要……這本書卻讓我一窺那個時代的內心世界,是什麼驅動這些革命者的自我犧牲,在一個又一個挫折中,他們怎麼自我慰藉,鼓起新的勇氣。驅動歷史的是情感力量、而非思想。促使人們做出選擇、開始行動的,都是那種內心無法壓抑的火焰,或僅僅是對現實生活的厭倦。

在1902年還意興闌珊的宮崎滔天,不久後就開始撮合黃興與孫中山的見面,並促成了同盟會在1905年的成立。他的家則成了同盟會聚會之所,《民報》也是在此編輯,宋教仁在日記中,常記錄出入其中的片段。

誰也未料到,不過6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在回國途經香港時,一眾革命者相聚,臉上滿是暢快的笑容。宮崎滔天也身居其中,他的虯髯公的模樣,令人過目難忘。“好像夢就這麼實現了”,黃石感歎說,在經過這麼多失敗與同志的死亡之後,革命似乎真的成功了,中國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孫中山將成為她的大總統,儘管是臨時的。

這再度被證明一場夢。在接下來的歲月中,孫中山仍處於不停的舉事與失敗中,臨終前仍在說“革命尚未成功”,他試圖挽救的中國陷入了更深的危機。宮崎滔天無力地看著這一切的變化,他也保持著一個志士的驕傲,從未試圖從中國的革命成功中獲取任何具體的回報,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始終過著拮据的生活。他一如既往地關注亞洲前途,但新的衝突卻在中日兩國間愈演愈烈。黃石還拿出一個藤編的手鐲,這是孫中山在1910年代末廣州,為宮崎滔天的夫人所編。此刻,他定為各種公務以及背叛、失敗所困擾,宮崎的友誼給予他的慰藉,也是革命者的溫柔。革命者的霎那溫柔,或許是歷史中最迷人一刻。

“我羡慕這種有夢想的生活”。半小時的閒談之後,宮崎黃石放鬆下來。他說自己一直在商社上班,過的是循規蹈矩的生活,如果真能早生一百年,他很想過一下曾祖父式的人生,那種有遠大追求的生活。他也說起,在這個老宅中長大,他卻很少想過宮崎滔天或宮崎龍介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就是家裡人,孫中山與黃興的書法、信件,也僅僅是日常陳設的一部分。即使他那位傳奇的祖母,大正三美人之一的柳原白蓮,也只是個“很慈祥的奶奶”。

從商社退休後,他對家族的歷史產生興趣。他的父母曾在1970年代創辦“滔天會”,致力於讓公眾瞭解這位傳奇人物,那也是中日關係再度回暖的時刻,宮崎家與中國的特殊友誼,再度變成了兩國的連接點之一。宮崎黃石的名字也是這種友誼的產物,龍介以“黃石公”為他的孫子起名。宮崎黃石希望能繼續這項事業,“年輕人應該瞭解這些”。

我猜,如果池袋西口公園裡那些閒蕩的少年,知道宮崎滔天的話,一定也會被他的肆意與莽撞、勇敢又多愁善感的個性,深深吸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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