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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一切如夢,開始醒了」——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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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0*有的同事惡作劇。沈先生沒注意午休鈴聲,他們就把倉庫門鎖上,到下午才將他放出來,還假裝抱歉地說:「老沈,怎麼飯也忘了吃?」沈先生心裡還在琢磨庫房裡的瓶瓶罐罐,沒管他們。惡作劇的同事見沈先生不生氣,大為失望,到處講他「有神經病」。

【一】

儘管只念過小學,沈先生後來成了世界一流的文物專家。

他在湘西的時候,因為有點文化,字也寫得漂亮,在軍隊裡當文書,為一個軍閥管過古銅器、瓷器、書籍、碑帖和古畫。當時他十八歲,對那批古董很感興趣。

以後他做老師,一有錢,就在小攤子上買古物。家裡的碗碟多數是清代的瓷器,只不過不成套,是東一個西一個淘來的。他有眼力,但缺票子。

1948年2月,北大辦博物館,韓壽萱當館長。沈先生自己跑去幫忙,還捐了很多古董和工藝品。他一向大方。

自殺被救過來以後,他去歷史博物館做事,並非偶然。

但學問不是個人感想,業餘愛好和專業研究之間隔著千山萬水。然而沈先生是自學方面的世界冠軍。1949年9月,到博物館沒幾天,他就寫信跟丁玲說:「頭腦用到工藝美術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環境能工作,或可為後來者打個底子,減少後來人許多時間,引出一些新路。」他自信地寫道:「相信在這方面,我還能作點事。(這些事目下你們還來不及注意,過三五年就會承認的。)」

沈先生很認真,很實在。大冬天,他天不亮就離開家,坐電車到天安門。博物館還沒有開門,外頭寒風刺骨,沈先生捧個烤白薯暖暖手,坐在御河橋頭的石鼓上,默默地看著天空的殘星。警衛一開門,他就進去工作。

當時歷史博物館在紫禁城的午門,沒有暖氣。館裡有十二個研究員和副研究員,上班多數在辦公室聊天。只有沈先生,幾乎天天鑽到五鳳樓的倉庫,整理和研究文物。寒冬臘月,別人在辦公室烤火,他縮著身子在冰冷的庫房裡琢磨。那裡連電燈都沒有,昏暗死寂。牆角躺著四五具埃及木乃伊,另一頭擱著三四十把明朝折磨和處死犯人的刀、鑿、鈎、錐。大木頭架上的銅鐘陶罐大概從清朝倒台以後就沒人碰過,積滿灰塵。沈先生有時把手帕綁在臉上,遮掩口鼻,一件一件清理那些古物。

小兒子去幫過忙,說父親蒙面的樣子像個強盜,可惜身子瘦了點。

【二】

他太過專心,有時連中午搖鈴吃飯都聽不到。

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跟郭沫若關係密切,不喜歡沈先生,覺得他是躲到博物館逃避政治衝擊。博物館的頭兒也看不起沈先生。一個副館長把他看成沒落文人,對下屬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所以館裡對沈先生很不尊重。

有的同事惡作劇。沈先生沒注意午休鈴聲,他們就把倉庫門鎖上,到下午才將他放出來,還假裝抱歉地說:「老沈,怎麼飯也忘了吃?」

沈先生心裡還在琢磨庫房裡的瓶瓶罐罐,沒管他們。惡作劇的同事見沈先生不生氣,大為失望,到處講他「有神經病」。

沈先生還自己跑去展覽廳當講解員,聽觀眾反應,找研究題目。就像跟丁玲講的,幾年以後,他就一篇接一篇發表研究文物的論文,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受到外國專家的尊重。博物館的頭兒嚇了一跳,又擔心沈先生會搶他的位子。

1962年,沈先生從井岡山下來,決定不再寫小說。博物館批准他搞多卷本的《中國服裝史》。1963年,周恩來總理跟文化部的領導講,他陪外賓看表演,覺得歷史戲的服裝挺亂。很多國家都有服裝博物館,中國沒有。他希望能編一本《服裝圖譜》。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說沈先生正在搞。總理說:「那就讓他做吧。」

總理一表態,博物館的頭兒馬上興奮起來,派三四個美工配合沈先生。1964年6月,《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選輯》交到出版社,有二十萬字,二百多圖片。三個月後,編輯完成,準備印刷。

就在這時,毛主席接連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 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各文化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劉少奇主席召開文藝座談會,支持毛主席的意見,指責當時的文藝「厚古薄今」,「頌古非今」。

文化藝術屬自由言論,有好有壞,當然可以批評,但不應該用政府的力量進行干涉。可是,中宣部命令開展文藝界整風,一大批作品被政府否定。沈先生的《服飾資料》講的是古代,幾乎不可能逃脫「厚古薄今」的指責。領導決定按新的政治標準修改,但一些幫助沈先生編書的人參加劉主席指揮的「四清」去了,《服飾資料》沒法搞下去。

【三】

什麼是「修正主義」,大概誰也講不清。「四清」自然而然地滑到「文化大革命」。沈先生很快就被說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跟其他機構的專家、教授相比,沈先生受到的衝擊不算太激烈,大概只陪鬥過一次。1966年9月,支持編寫古代服飾史的齊燕銘被抓到博物館批判。沈先生六十四歲,心臟有明顯問題,隨時可能出事,奉命在會場邊上的房間坐著聽。大會從上午開到下午,足足鬧了七個鐘頭。其實上台破口大罵的,幾乎都沒有看過那本書稿,即使看了幾頁,也讀不懂。

博物館的革命派並不溫柔。沈先生親眼看到館裡一個領導被幾條大漢痛打,把耳朵也打聾了。

沈先生覺得,沒有繼續寫小說,埋頭低調搞文物,使他少受很多罪。對他傷害最大的可能是抄家。他的孩子沈龍朱1958年定為「右派」,第二年「摘掉帽子」。但「摘帽右派」還是賤民。1966年8月,工廠裡的人押著沈龍朱去抄他父親的家,在那裡亂翻一氣。歷史博物館的革命派急了,「反動學術權威」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倒讓其他機構的人先去抄了家。於是他們連忙採取革命行動,先後把沈家抄了七次。

他們還逼沈先生把兩個房間讓給館裡的工人住。結果沈家只剩一個房,大部分圖書丟在院子裡,日曬雨淋,只好當作廢紙,七分錢一公斤賣掉。

以後沈先生天天去博物館做衛生,在院子里拔草,清潔女廁所,替女同事洗月經帶。後來他回憶說:「一面打掃毛房,代替一些青年‘現代女性’搓洗月經棉,洗得乾乾淨淨後,晾在熱氣管上,到乾後自然有人收去。......這些現代青年女士,以為十分自然合理,沒有人向我道一聲謝。」

發動「文革」的人搞掉對手,就派軍隊和工人到各個機構穩定秩序。1969年6月,進駐博物館的軍官安排沈先生做了三次檢討,然後宣佈他得到「解放」,又成了自己人。

【四】

「文化革命」主要收拾在劉主席掌權時地位比較高的人。沈太太當編輯,思想也跟得上,沒有受直接衝擊。她先去農村搞了十個月「四清」,回來就參加「文化革命」,跟同事一起開大小批判會,還到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賣革命組織的小報,接著自願到一個補鞋店勞動鍛鍊,經常忘了吃,忘了喝,滿懷激情,足足幹了大半年。

後來上頭搞大換班,把原來機關學校的人趕去農村「五七幹部學校」。當然,像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那樣,公開的理由很動聽。當時的說法是:「這對幹部是一次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1969年9月,沈太太積極響應號召,到幹校去了。沈先生說,她跟同事「滿高興地到湖北咸寧湖邊一道開荒,長年整天在深可過膝淤泥中拔草插秧」。

沈先生一個人留在家裡,笨手笨腳,生活相當狼狽。不過他沒有別的嗜好,連五子棋都不會下,就是喜歡工作。他寫信給大哥說,太太走了,家裡清靜,有更多時間研究錦緞,把論文寫出來。

到11月,博物館要沈先生等人去幹校,限月底前離京。沈先生心情很壞,給兒子寫信說:「大致將老死新地。一切看條件了。」

到幹校後,沈先生臨時在故宮的連隊落腳,離太太的那個連五六里。那時領袖希望百姓像士兵一樣服從,所以從小學到幹校都跟軍隊一樣編成連、排、班。不久,沈先生又被送到雙溪,夫婦相隔五十多里。

沈先生年近七十,身體不好,只能幹點撿柴草之類輕活。有一陣子他看守菜園子,在信里對黃永玉說:「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至,外相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後包抄轉來。」

沈先生曾經住在一個丟空的小學教室。那屋子漏得一塌糊塗。下雨時,桌子、箱子和床上都用塑料布蒙著,下頭拿兩三塊磚頭墊高。地面隔一兩尺擱一塊磚,沈先生踮著腳跳來跳去。

他告訴別人,屋裡可以養青蛙。

【五】

最讓沈先生難受的是研究中斷。

他在給太太的信里悲哀地說:「絕想不到那麼熱心為公、而又還能作點事的人,卻已無機會再接近工作。」於是,他掙扎著幹。在與世隔絕的鄉村,身邊一點參考材料都沒有,就靠自己的腦子。沈先生在另一封信裡跟太太講:「連日陰雨中,在床上已初步完成了《關於馬的應用歷史發展》一文,一切全憑記憶。」

有時連像樣的紙都沒有。沈先生曾經在一本《人民中國》雜誌頁邊空白的地方寫文物考證文章,寄給在北京的博物館同事。就這樣,在幹校兩年多,他居然寫了四十多篇小論文。他後來跟同事講:「在農村‘五七’幹校期間,對我的記憶力是個極好的鍛鍊機會。」

陳寅恪教授雙目失明,自己口述,助手記錄,搞出一批歷史論著,人們讚嘆不已。沈先生在鄉下,一個人靠記憶寫論文,遇到的困難恐怕比陳先生還多。

在沒書可讀的環境裡,搞文學創作比搞歷史研究會容易一點。儘管在井岡山上就決定封筆,沈先生搞了半輩子文學,實際上對寫小說戀戀不捨。在雙溪,沈先生試著用黃永玉家世的素材寫小說,搞出兩萬來字就沒法搞下去。世道太亂,他不知道怎麼寫才合規矩。從此他徹底放棄了寫小說的嘗試。

沈先生身體很差。1970年11月,他犯心絞痛,進了咸寧縣醫院,住院時申請回北京治病,領導不批。第二年1月,他再請求,還是不批。

1971年8月,沈先生和沈太太被安置到文化部在丹江的幹校,夫妻終於團聚。沈先生年老體弱,沒有安排勞動。沈太太依然積極,擔任班長。沈先生繼續憑記憶寫文物論文。老人家一直惦記著他的《古代服飾資料》,幾次寫信給博物館領導,人家不理他。他就給在北京的兒子寫信,讓他交給領導。領導說:「他那些東西還沒有批判呢,現在還搞什麼!」

那是個大批判的年代,這也批,那也批。流行的口號是「不破不立」,好像什麼都得先打破,然後才能重新建立。大家把這當作很高明的辯證法。其實哲學沒有那麼簡單。如果沒有被洗過腦,誰都知道,完全有可能在空地上建立一百間新房,而不需要破壞一間舊房,不破而立。

【六】

經過反覆爭取,1972年2月,沈先生被允許回京看病。

這一年,他正好七十歲,很多毛病都不可能徹底治好。沈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到家就埋頭工作。他多數時間在家裡修改《服飾資料》和寫論文,有時回博物館參加重新佈置陳列。其實回京後接近兩年,他的戶口一直在農村幹校,沈先生在博物館沒有任何名分,也沒有北京的糧油供應,得買高價食品。

為了減少阻力,他向領導表示,《服飾資料》和其他論文出版或發表,他不署名,也不要任何報酬,把東西搞出來就行。他需要兩個繪圖助手,如果博物館派不出,可以用他的工資到外頭請人。他說自己年紀大了,能做事的時間不多,只希望工作順利。

但就是這麼可憐的願望也沒法實現,博物館對他的工作很不在乎。

太太還在幹校。沈先生孤軍奮戰,每天早上五點左右起床,晚上過了十二點才睡,吃飯隨便對付。他寫信跟太太說:「我總能打起精神把工作進行下去。並且永遠不灰心喪氣。」他給一個老朋友的信寫道:「目下獨住原來靠西一小房,既有工作,因此又開始來買點工具書。並收拾殘破。把焚毀之餘上千圖像攤在床上桌上,好像一頑童在潮水過後的沙上,重造一小樓,實在相當天真可笑!」

沈先生一直保持著頑童的堅韌,但這時他不再天真,已經把形勢看得很透。這是他生命最後一個時期的明顯特點。

1972年3月,沈先生在信裡跟太太說:「一切如夢,開始醒了。」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最少。「文化革命」把文化人搞得那麼慘是毫無道理的。掌握大權的「武化人」才真正可怕。林彪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相信「權力就是一切」,為了爭權,無惡不作。人民沒法了解國家事務,滿懷憂慮。「過去起鼓舞性[作用的]抽象名辭,已失去作用,黨內外均有此感。大小均如此,對於什麼都失去信心,......這幾乎可說是全國性大事,事存在,看不見,人人感覺得到,卻無可奈何。所以不免令人憂慮。」

沈先生對親友說,報刊上宣傳「文藝大豐收」,那是明擺的謊話。他自己「不會走回頭路,來寫什麼小說。除非好壞有個新的客觀標準可循」。

最後這句恐怕有點問題。一個作品好不好,那是人的感覺。所有感覺都是主觀的。如果講「客觀感覺」,那就不像人話了。所以作品好壞,永遠不會有客觀標準。發表作品屬於言論自由,人們可以按自己的感覺讚揚或者批評,但不該強硬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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