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記憶可以裹上樟腦：仰光濤建戰爭公墓紀行

1942年1月，日軍自泰國向緬甸發動進攻，欲切斷滇緬公路以阻絕中國獲取國際援助的管道，緬甸戰役的序幕由是拉開。如今70多年過去，戰爭親歷者多已作古，那些屬於個體生命的鮮活記憶該怎樣被轉化為集體回憶的符碼？懷著這樣的好奇，在緬甸的最後一天我起了個大早，準備去探訪距仰光市區大約20英里的英聯邦戰爭墓地，希望可以尋找到歷史與當下相聯結的某種可能。

墓地位於仰光北郊一個叫做Taukkyan的村子，所以被稱為Taukkyan War Cemetery，中文“濤建戰爭公墓”，是1945年英國收復緬甸後修建，後來陸續將散落全緬各地的英聯邦陣亡將士墳墓遷至此處，現在遂成為緬甸最大的烈士公墓。我請酒店前臺幫忙用緬文寫下地名，便打了輛車前往。司機不會英文，只有緬語歌曲在老式豐田車內輕快地飄蕩。看著窗外清晨時分充滿活力的仰光，不知不覺間四十多分鐘過去，車已停在了公墓門口。

走至近前，卻發現進入墓園的小門是關著的。不知管理人員何在，我與兩個大約在上初中的緬甸小男孩搗鼓了半天才將門打開得以入內。

這裡雖是英軍墓地，但的確環境清幽靜謐，一些當地人也喜歡來此休息，或獨自捧一本書坐在石階上，或三三兩兩於草地間散步談天，抑或是在樹蔭下與情人互訴愛意。整個墓園莊嚴肅穆，氣魄宏大，芳草鮮花點綴其間。園區正中是一個羅馬風格的圓形建築，向兩側伸展出一排排的柱狀紀念碑，將墓地分成東西兩片長方形庭院，黑色墓碑就密集分佈在四周草坪之上。

墓碑基座為水泥築成，黑色大理石碑面上刻著陣亡士兵的姓名、陣亡日期、年齡、軍銜、所屬部隊及徽標等資訊，有不少在底部還刻有親朋寄託哀思的箴言。而對於無法確認身份的犧牲者，英聯邦戰爭墓地委員會也給他們一一立了碑，盡可能將所有能證實的資訊呈現於墓碑上。

二戰中參與緬甸戰役的英國第十四軍團，大概是人類史上少見的族裔構成如此多元的軍隊，除了來自印度的數十個族群外，亦有東非和西非軍隊，還囊括了澳洲白人、加拿大白人、南非人等等，更不用說英國人自己。然而在這裡，不論是英國兵還是印度兵，不論是上尉還是下士，不論信仰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他們的墓碑都是同樣大小、同樣高矮，規格完全統一，每個個體都得到了充分尊重。

面對這些碑石我不由感慨萬千。正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在《論墓誌銘》中所說，墓誌銘的產生是源于“保護死者余骸，使之免受輕侮之舉和野蠻侵害”及“利於紀念”的雙重願望。其實國內也有紀念當年曾入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公墓，碑文卻最多只記錄陣亡兵士的姓名與軍銜。“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如此簡陋隨意，那種人與人之間最親密的情感聯繫如何能夠安放？我們對一個時代的記憶又如何能夠建構而避免出現斷層？要知道，文化記憶不會自然生成，只能在媒介與政治的作用下發展。

若是把視線聚焦緬甸境內，則更加令人神傷。全緬境內，據說現在只有東籲還保存有一座遠征軍紀念碑，其他墓地與紀念碑都已被破壞殆盡。遑論同為盟軍的英美，就連戰敗的日本幾十年來也為收集士兵遺骨投入了大量心力，在仰光、曼德勒等多地維護著忠靈塔、鎮魂碑等紀念地，其中甚至包括為戰馬修建的紀念碑。

簡單逛了一遍，想到之前在網上看到的資訊，我便試圖尋找管理園區多年的奧斯卡先生以便瞭解關於這座公墓更多的細節。繞到南側的小屋旁，碰到十來個身著灰布衣服、頂著烈日修剪花木的園丁，才知奧斯卡先生已退休，想來他也已經七十多歲了。雖有些遺憾，我還是請一位園丁帶我去看埋葬在這裡的中國士兵。

他領我到墓園東北的19區，低頭搜尋了一會，指著一塊墓碑告訴我這裡埋葬的就是當年在英軍服役的中國士兵。我仔細端詳碑面上刻著的部隊徽標，中心的蟠龍上方果然有小小的“CHINA”字樣。數了數，一共有56個墓碑上帶有這樣的標記。他們曾經在這片土地上與友軍共同浴血奮戰，心中懷抱的最大夢想就是打回祖國，如今只能孤獨地躺在這裡，無人問津。園丁見我陷入沉思，也自悄悄回去工作了。

然而有件事一直讓我很好奇：這些中國士兵的姓名為什麼都這麼西化？完全看不出半點中文的痕跡。直到回國後查閱他們所隸屬的部隊The Border Regiment的歷史我才猛然發現，這支部隊的徽標上面的“CHINA”和龍形圖案根本就不是指由中國人組成，而是1841年參與鴉片戰爭後所獲得的“功勳”的證明！

這是從經驗記憶到文化記憶的過渡中產生的錯位、僵化與扭曲。T.S.艾略特有一句詩：“沒有記憶可以裹上樟腦，免受蠹蟲的侵害。”而我們所能依賴的，也許只有公共的批評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