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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从业者,女权主义者,关注艺术行动,学习拉康精神分析

家务焦虑,终于,我第一次看见谁抓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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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焦虑是2019年10月写的,当时做了一个关于家务、身体空间的工作坊。另一篇则是2020年1月中旬写的。

自从和Z住一起之后,家务的问题就一直常绕我心里。它不是它本身,而是常伴随着别的东西一起出现。有时候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有时候是在面对自己的恐惧。是不是很奇怪,家务竟然会携带恐惧——实际上这恐惧曾以一种尖锐的焦虑在我身体内控制我,使我陷入“非如此不可”的紧迫感中,使我压迫着自己病痛的双手……。

实际上,我能打出这段话,是因为我花了好多时间才理清,我到底是因为Z的拖延症在生气,还是因为我在这种家务劳动中感到孤立、绝望而害怕、焦虑。以及,我这种情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到底在面对着什么

最开始,是我打算为家里的客厅装一个帘子,在这个过程中,我教他怎么打冲击钻,之后迅速地拖了地、铺毯子,我也意识到了就那么一个下午、晚上,我做家务的速度和量,至少是他的两倍。这是我计较家务的开始,我也不明白自己的计较到底是为什么,说不定是嫉妒,因为我憎恨自己被训练成擅于做家务的“贤惠”的身体记忆,我完成家务越是又快又好,我就越不开心,越是觉得重新迈入母辈的深渊——所谓的“为了家,劳碌一生”。而泽作为男孩子被培养起来,可以什么都不会,也没有家务的烦恼(虽然现实是他的母亲对他能力的剥夺),不需要烦心哪里又要擦洗了,地多久没拖了,被子是否需要晒……。这一切只需要放着就好了,或者我喊着(通常也要好几次)才去做,而急性子的我通常会故意在他面前,自己把原来让他做的家务做完。

就是这样的事,让我几次陷入崩溃之中(尽管他在学习着做这些,但我依然常感到不满)。

有一次,又是这样的事情,唤醒了我多年以前的回忆,我和ex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希望我们的关系被发现,拒绝了我的求助。甚至是一些更早时候的创伤,都是孤立无援的境况。我在睡梦中哭醒了,嘴角不断抽搐,我意识到我面对着我说不出来的绝境。一个家务引发的绝境。

后来Z实在是担心我的手,让我做事慢点,等他来做,他说,虽然他做事慢,但他会做的,说我并不是一个人。我当时就哭了。

然后我第二天依然起得比他早,依然去浇花、买菜、做午饭……。他那句话确实让我的焦虑不再那么尖锐,但对比现实时,我依然没有给我自己和他任何空间。

在一次要他晾衣服的事情里,我发现他根本不会晾衣服,我在想,是什么使我们的家务能力差距这么大?是母辈非要把她的命运施加于我(每当我不愿意、做不好的时候就告诉我“将来会被婆家嫌弃”);还是男性的服装布料不需要烦恼晾衣服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很暴躁,我回忆起自己晾衣服时候的动作,再想象Z晾衣服的动作,感觉到自己又一次被压到命运齿轮之下:我到底有没有逃出母辈的命运?

后来我又一次崩溃了,在一系列家务之后,我的手很痛,但我非要在当天、在当时就把门帘贴上,我已经忘记Z在做什么了,只记得他在床上,而我已经做了两天的家务——因为即将有客人到访,我总担心自己的家“不美”、“不体面”(不知道这样深层的焦虑从哪里来的)。那一天依然是以我的崩溃收场,我一边说着手很痛、细数要做的事情,一边做原本让他做的家务,但就是不说他,他的拖拉让我觉得说并没什么用处。但我也不回看自己,连身处焦虑都不知道。直到Z坐起来,问我是不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手不能再好起来,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逼他,我才停下。那瞬间,一个巨大的东西堵住了我的喉咙,我没有看他,他连着说了几句话,我都没有回应。我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无法言说的绝境之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面对着什么,一个大的黑色实体在我眼前。

Z说,就算突然意外一只手要打三个月石膏,这些东西三个月不收拾也没关系的,但是我的手不照顾的话,可能会有永久性的损伤。他请求我不要不说话,至少给他一点回应。我看向了他,垂着手躺在他腿上,我的嘴唇颤抖,很艰难才说出:我没有办法表达。

那天又流了很多沉默和抽搐的眼泪,我感觉到我在那样的时候,面对的并不是Z的拖延症,也不是他不擅家务,而是别的,是我自己的绝境,而且是没法讲出来让他知道的绝境。也是我在一遍遍回到母辈为我烙下的焦虑之中:

“就算我跟你爸吵得再厉害,当客人来的时候,我也一定能立刻露出笑容,让你爸体面。”
“你也要这样。不然将来没法嫁出去。”
“不会做饭的话以后嫁人了怎么持家?”

一遍遍地回到那劳碌、孤独、无望的阴影之下,最后给自己一个理由:我是为了这个家。但她的劳动是不被看见的,完全被遮蔽的。没有人知道她一米五几的个子怎样爬上梯子换保险丝、灯泡、修水管、擦洗家里的一切,操持家里的三餐、无数的祭拜。享受的人只会觉得这是天然存在的。

这是我害怕的命运,属于大部分女性的、被遮蔽的、无声的命运。

家务只是一个载体,在《日常生活实践2:饮食烹饪》这本书里,写了美妙的日常的厨房场景,写了妇女们一起谈论起熟悉的事物时的自由与神采飞扬。或许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聊天会,甚至算不上工作坊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带给来参与的人,而是希望在关于“家庭记忆 ”这样的展览活动里,重新回看那些隐蔽的、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劳动,看到它们在我们如何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形状,重新发出我们的声音。

以及,Z一直在学习怎样做得更好,我也能习惯了他的生活节奏,现在他也会主动提出来收拾家里,会告诉我他都做了什么,当我做了家务的时候,特别是做饭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谢谢。我也很感谢他,那天我没有回应他,让他心慌了,后来他说他以后知道了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立刻表达出来的,他会等我。

source:NASA


--------------------------终于,我第一次看见是谁抓住了我------------------------

这事情发生在19年11月,现在才整理,有些事情记忆很模糊了,或许有好些错漏的、后补的,我也没有去跟Z再求证。


在家务焦虑里,我写了当我面对自己的焦虑时候的感受:无法言说的绝境、巨大的黑色的东西,以及我最害怕的命运——属于大部分女性的、被遮蔽的、无声的命运。后来我和Z都去X州参加一个活动,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那天我和Z躺在床上漫无边际地聊着,就聊到了我灵敏的嗅觉。


我们共同的家就住在二楼,正好在路边,有时我在客厅就可以闻到楼下有人抽烟的味道,也经常闻到对面或者楼上炒了什么菜,炖了什么汤。但泽是闻不到的,他的嗅觉弱于平常人,我又比平常人灵敏一些。


当时Z说我敏感的嗅觉会让我在国内出行很不方便,毕竟抽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我当时却听成了他说我的嗅觉这么敏感是有问题的,这让我接受不了,一下就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发作”了。让我更仔细地说清楚我当时的感受,尽管这十分主观,但它是关于我个人的历史的,是我怀揣的真相。


我先是将Z的意思理解成,他希望我不要再保持嗅觉敏感,去适应这个环境。这样的误读直接让我进入了一个要与他对抗的状态,第一反应就将他视为敌人(这在今天说出来依然很伤害人,而且Z很爱我,也非常注意经营和维护我们的关系。)。我当时没有对他表现出来,而是哭,但我哭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感觉到“他是敌人”的感受,他要来抱我时,也被我拒绝,我害怕自己会伤到他,我脑海里一边闪过被切鼻子的画面,也一边在说服自己他不是那个切我鼻子的人,想想我们的感情,我们互相呼应的时刻,我才将这样的感受压下,只是哭着说:“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这样的话”。我一边哭着,一边尽量说出这几句,至少这比要打人的第一反应好得多。


Z也被我吓到了,在他的视角只是普通的聊天,我就突然哭起来,也拒绝了他的拥抱,而我也还无力解释发生了什么。上次家务的事情,有一次我自己陷入绝境,也给Z带来很大的压力,那天我没有回应他,让他心慌了,后来他知道了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立刻表达出来的,他会等我。我很感谢他,不止是这次,还有好多次。


我那念头还没有被我完全更正的时候,我已经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让自己的手脚去拥抱他,重新跟他对话,重新更正误读。Z并没有对我敏感的嗅觉提出任何反对,但却被我解读成反对,并且这种解读相当根深蒂固,狠扎心里,这样从身体、直觉出发的判断,简直难以怀疑。


我相信Z胜过自己那一刻的感受,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任,还有一个前提:他也是敏感的人,也是难容这个大酱缸的人。我应该去拥抱这样的同伴,而不是用同伴偶尔的口误去定性他(那时候我还是不认为是自己的误解,而是Z的口误)。

painter:iago

在逐渐平息的情绪中,我慢慢地梳理自己的过往,与嗅觉、烟味有关的过往,一点点地跟Z说。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非常典型的前现代的、父权的宗族社会下的、家长制的大家族。有无数的祭祀、宴席和会客的时候,也是我十分抗拒的时候。我抗拒烧金纸的味道,更抗拒烟味。每天凌晨,父亲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身上满是烟味。他们男人的客厅、车内也永远弥漫着烟。在宴席上,烟的浓度都是肉眼清晰可见的,和杯盏交错、比划手指大声吼叫的男人们一样让我难以忍受。在搬了新家的前两年春节,我家每晚都打麻将打到天亮,浓浓的烟味从紧闭的门缝中钻入我的房间,无论怎么洗,从衣服到头发,烟味都绕在我身上。


但我妈妈总告诉我,如果我不适应,公交车也别坐了。每次在宗族的公共场合我表现得不适应的时候,她焦虑的目光总会投来。从小到大,她总告诉我要适应,就像面对长辈要低头。


这样的语言早就被我抛到脑后了,可当类似的话出现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它切割在我鼻肉上的力量。


那时候我闭着眼睛,讲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在脑海里看到了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要切掉我的手。我忘记了我有没有哭,或许我还没讲到我妈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画面。总之在我能够完整流利地讲话之后,Z说:我们去找刘洋吧。


刘洋是我们的朋友,一个精神分析师,他是在临床上展开分析的学习的。


我见到刘洋之后,跟他讲了我发作时候的情况,包括我看到的东西,中途Z想说什么,就跟去看医生时着急的父母一样,被刘洋阻止了。我当时正说到:我看到了我妈妈抓着我的手腕,想切掉我的手。因为我从小手画画就很灵巧,但她想要我一个做家务女儿,而不想要一个画画的女儿。


刘洋抓住了我的语误,他问我:怎么可能只切掉画画的手而不切掉做家务的手呢?


我当时看到了刘洋阻止泽说话的手势,思绪回到了自己身上,忍不住问出来:那到底是谁想砍我的手?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是我自己抓住了自己的手碗,而不是我妈妈。这样的画面太强烈以至于我至今记得我自己的身形和动作。我也意识到,除非我自己要砍我自己的手,否则没有人能动我的手。没有人。


之后的几天,我在洗澡时候总会忍不住看自己的手,它没什么力气,因为腱鞘炎也经常酸痛,但它又很强大,因为我自己主宰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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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早两个月来写这篇,会写得更好,因为那时候我处于窥见自己真相的那个时刻。但我也太懒了,只跟一两个朋友说了这件事。以往我们通常都很避忌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冠以精神失常还是歇斯底里的名义,都不曾看到过这里面,层层叠叠的透镜之下的关于自己的历史、关于自己的真相。这也是我一定要写出来的原因,我希望将自己理解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经验说出来,将自己梳理的文本拿出来,让有相似情况的人们可以将自己心里的空间做得大一点、更大一点,可以容纳自己不同的冲动、情绪,可以休息、可以体察自己。

Z也一直在学习怎样来应对我突如其来的情绪失控,当时他问刘洋,下次该怎么办。我只记得刘洋当时说了: 1,我并不脆弱;2,“发作”不是坏事,有节奏有韵律地发泄出来更好。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都不脆弱,她们都很强大,她们都在战斗中,但是到底是不是在战斗呢?到底在跟谁战斗呢?自己到底在经历着什么呢?我对她们永远有信心,也永远好奇她们的真相,希望有一天也能讲述出来。


而我的妈妈,并不是我记忆中的那样了,她也变了,她承受的远比我多得多。当时父亲还在世,他们之间的撕裂一直是我童年的阴影,是我到了大学还时常如鲠在喉的经历,曾经她的焦虑击穿了我,我会看到的那个母亲,是曾经的、焦虑的母亲,但决不是今天的她,今天她也一样在更宽容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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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想写的“第二次看见谁抓住了我”,没有完整地写出来,但在给Yan的回信时,写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关联链接《给Yan的两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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