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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庆:《从正义的血统到反抗的权利:北京「红卫兵」运动中的阶级政治与公民政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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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同时在人民中间创造反动的种姓制度和新的压迫制度。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废除了基于私有制的剥削,但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官僚特权拥有人手中,他们在理论上是被控制的社会财产的受托人。

从正义的血统到反抗的权利:北京「红卫兵」运动中的阶级政治与公民政治

FROM THE GOOD BLOOD TO THE RIGHT TO REBEL: POLITICS OF CLASS AND CITIZENSHIP I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作者:吴一庆(多伦多大学东亚系) 来源:Wu, Yi.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82. 【*】为译者注,【#】为译者按。部分内容因审查略去。

文化大革命

一位名叫李文波的58岁男子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崇文区。国家的阶级分类学将他归为「小业主」,不属于无产阶级。

在炎热的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主要来自政治上受青睐的家庭,或「红色」家庭)洗劫了李文波的家,袭击了他的家人。李文波的阶级是他成为目标的原因。

在一整天的折磨中,李文波和他生病的妻子被限制在没有食物和水的阁楼上。经过多次请求,李文波的妻子得以下楼上厕所,但她被粗暴地对待。恼羞成怒的李文波和学生们争辩,学生则用棍棒还击。最后,愤怒的李文波抄起厨房菜刀,试图赶走这些青年学生。李文波被殴打致死。

李文波家

在北京的「红卫兵」圈子里,这一事件立刻被戏剧化,成为「阶级敌人企图报复革命者的伎俩」,充斥着「资本家用刀砍死『红卫兵』」的谣言。

崇文区的事件对这座城市的暴力事件产生了爆炸性影响。许多「红卫兵」寻求阶级仇恨,要求「血债血还」。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临近人家,攻击非无产阶级背景的人。被污蔑者或「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时常被杀。

显然知悉此事的高层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事件。

针对社会异类的猖獗暴力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和昌平达到高潮。在昌平,8月底和9月初有327人遇害。在大兴,324人被杀,其中22个家庭被全部杀害。最年长的受害者80岁,最小的仅38天。

据记载,身处别处的受害者家人被电报引诱回家,这些「狗娘养的」将被「斩草除根」。

这些针对社会异类的暴行有什么政治含义?我们如何理解国家强加的阶级类别和「文革」中动荡的群众政治(mass politics)?

戏剧化地描述「文革」不是我的目的。相反,我要将螺旋上升的暴力语境化,这是基于政治共同体、纯洁(purity)和污染(pollution)的特定观念。更重要的是,要识别出对抗性的话语,这种话语的出现挑战了暴力行为的潜在意识形态前提。

在汹涌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阶级和政治共同体的形式,进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文革」意义的方式。

在「红卫兵」的推动下,「文革」的前几个月内,所谓的「血统论」成为阶级问题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主要来自官员和军官的子女。这种解释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只由那些拥有最优秀革命家族血统的人管理,他们是干部、军官或其他隶属于国家指定无产阶级类别的人。

「血统论」是对阶级严格的系谱学解释,据此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她的阶级地位,从而决定了他/她的政治地位。那些出身于不利阶级的人不仅必须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而且必须被制度性歧视。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血统论」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导致了大量暴力事件。

「血统论」出现后不久,就遭到了不同方面的反对和批评。1966年末至1967年初,对「血统论」的批评和对阶级歧视的抗议充斥着公众视野,标志着遽增的解释和争论进入重要时刻。

1967年初,24岁的工厂学徒遇罗克创作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文章。一年后,遇罗克被捕,并于1970年被执行枪决。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宣布每个中国人,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遇罗克(1942-1970)

遇罗克的名字成为了「文革」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并且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血统论」一直是学术讨论的主题,他们主要从中国社会长期分裂引起的社会利益冲突来解释这场辩论。

正如李鸿永(Hong Yung Lee)所言:

阶级起源的冲突不是一场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基本利益。

干部子女因利害关系延续着僵化的阶级观,因为这种阶级观保证了他们的地位,也阻止了革命前精英的子女。

对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而言,这场辩论的特点是「相互冲突的群体对构成『阶级』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

「『红五类』(【*】革军、革干、工、贫、下中)的激进分子坚称,继承来的家族背景是衡量阶级的恰当指标。」但过去精英家庭的子女「在挑战这个体系中有明显的利害关系」。

马思乐(Maurice Meisner)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红卫兵」运动中的分裂「是冲突的社会利益的理性表现」。

这似乎解释了一种悖论。随着「文革」的展开,这种悖论愈发明显。李鸿永注意到:「乍看起来,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表现出更大的革命热情和真正的『造反精神』,而干部的子女站在了保守派一边。」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这一困惑随着对「学生实际社会地位」的深入研究而消散。马思乐写道:

1949年后,这些曾经出身贫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喜欢政治地位、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前资本家、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歧视下劳动……而那些能够宣称出身低微的人……在革命后的秩序及其新的不平等中有着保守的利益。前统治阶级的后代是新的弱势群体。

毫不奇怪,后者如此热情地回应毛派对官僚特权的激进批评,并呼吁更大程度的平等,而前者则团结起来捍卫党,将他们的「革命」能量用于攻击前特权社会阶级的后代。

本文着重关注「血统论」,探讨阶级与公民身份和政治共同体概念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含义。尽管对革命历史和象征有着共同的概念,但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如何形成于共同体的相互冲突中?

本文从讨论早期「红卫兵」运动中血统观念的兴起开始,然后讨论对抗性话语的出现,这种话语挑战了对阶级的普遍解释。

通过遇罗克的著作,我将揭示这种批评话语更广泛的、超越狭隘群体的意义。正如安舟(Joel Andreas)所言:「知识分子的子女与共产主义干部的子女交战了。」这或许带有讽刺意味。

「红卫兵」(1966年)

在现有学术成果基础上,我认为对「血统论」的批判标志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现的重要时刻。

遇罗克及其同志们拒绝一种严格的国家主义政治,这种政治能够使社会和阶级关系具体化。相反,他们以对道德自主和人类尊严的强调作为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政治分析中,遇罗克超越了官方理论,提出了超越眼前情况、超越特定社会群体特殊利益和身份的观点。

这里提出的关键问题涉及具体的不满和更大的原因是如何相互渗透的——反对社会和政治歧视的抗议,以及争取人类尊严和公民身份的斗争与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无产阶级的纯洁 Proletarian Purity

「血统论」是「文革」前中国社会重要方面的极端意识形态表达。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原则是基于国家强加的阶级类别的社会政治功过等级秩序。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来自被污名化家庭背景的年轻人越来越发现他们的教育机会受到阻碍,职业前景变窄。与此同时,国家采取积极措施来增加「红色血统」学生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干部和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

干部子女通常就读于特殊寄宿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或者完全由国家新政治精英的子女组成。例如,北京育英小学只招收大使、大使馆专员和局级、科长以上干部的子女,而五一学校、八一学校和十一学校只招收中将以上级别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子女。

1966年,仅在北京就有30多所这样的学校。后来的「红卫兵」出版物披露,这些学校的特点是「三多」。

首先,他们有更好的员工,通常员工与学生的比例在1 : 5到1 : 7之间,高于1 : 28到1 : 35的平均比例。其次,他们的预算通常是平均水平的20到30倍。第三,它们面积更大,硬件设施更好。

例如,八一学校占地20万平方米,校址位于清朝礼亲王府。除了花园、游泳池、澡堂、诊所和洗衣房,这所学校甚至还有一个动物园。

这些学校在后来的「文革」期间被指责为「小宝塔」。在不太排外的学校里,对家庭血统纯正性的关注也产生了「高干班」,里面提供了各种特殊的待遇。

「文革」开始后头几年,连续开展的政治运动增强了年轻一代无产者的阶级情感,引发了对敌人的阶级仇恨。来自不良阶级背景的学生被告诫要坚定不移地抵抗来自家庭的影响。

阶级斗争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革命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一位中国学者回忆,在她去农村「向农民学习」的过程中,学校管理者告诫学生应避免接触当地的农民。

「文革」海报

他们说农村地区的阶级状况非常复杂,所以不要问候你遇到的任何人,也不要称呼陌生人为「叔叔」或「阿姨」。你可能正在和一个前地主或富农谈话。

另一位回忆起她在政治教育课上的讨论,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溺水,但不知道他的阶级状况,你会为了救他的命而跳进水里吗?如果这个人原来是地主呢?值得冒生命危险吗?」我们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一些人争辩说,没有时间去了解一个垂死之人的阶级状况,因此应该跳进水里救命。其他人问他万一那个人以前是地主呢?……连老师都不知道答案。

越来越多来自政治上有权势的家庭的学生被日益激烈的课堂言论鼓动,他们认为优秀的血统应该确保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干部子弟」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治精英及其后代日益封闭。其中一位回忆道:

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干部的孩子,我有特殊的使命。直到现在,我对家庭背景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无所知。就在我上中学后,我们被要求填写一份个人信息表,里面有关于家庭背景的问题。我问父亲要写什么,他说:「写『职员』就行了。」但不久后我开始意识到,作为革命干部的孩子,我属于「红色」那类。这让我感觉很好。我开始和来自相似家庭背景的女孩们在一起。

许多人认为,天生「红色」意味着他们更具革命性,因此有权继承权力。他们对特殊政治地位的感觉反映了自身既得利益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矛盾结合,这源于他们对自己与中国革命斗争的特殊联系,因为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的父母曾英勇战斗。

在干部家庭学生集中的北京,这种情绪尤为强烈。理论上,「红五类」包括所有官方的无产阶级范畴,不仅包括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还包括工人和农民。然而,北京学生的实际构成有很大的偏差。毕竟,北京不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其工人阶级人口很少。

小商贩、工匠、雇工、僧尼、算命师、传统艺人、政府职员,以及教师和医生等职业人口没有固定的聚居区,他们镶嵌了北京的人口版图。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新实施的户口制度实际上阻止了农村农民进入城市居住,从而阻止了农民的孩子到城里学校上学。因此,由于农民阶级的缺席和工人阶级的示微,北京的学生人口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占少数的干部和军人家庭子女,另一部分则来自为数众多的「非红色」城市居民和黑户。

随着阶级言论变得更加好战,学校中的紧张局势加剧,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之间界线变得更加严格。

「文革」前夕,北京的精英中学涌现出许多学生团体,它们主要由干部和解放军军官的子女组成。这些学生表示担心,现有的教育政策歧视无产阶级学生,同时偏袒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

这些羽翼未丰的团体自称「红卫兵」,不久后将成为「文革」的急先锋。

革命前的文化不平等继续存在,尽管形式有所减少,但具有爆炸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因为这些不平等象征着新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残余。在「文革」前夕,北京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非常明显。教室里的日常纠纷变得越来越多,并被同化为更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课堂作为官方政治范畴的固定性及其在国家话语中的突出性,体现了学生对社会背景和身份差异的意识。不久,这些分歧将在「文革」中爆发,并扩大成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当时中国青年被要求参加革命。动乱开始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派遣了党的工作小组来控制学校,目的是监督激增的学生活动。工作组采用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官僚动员方法,坚持有秩序的阶级斗争。

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激进学生的反感,他们声称有权根据自己对毛泽东号召革命的解释权来领导这场运动。

1966年初夏,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团体在首都激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小组,该工作小组密切关注党的阶级路线政策,并依靠「阶级出身论」定义的所谓「左派」学生行事。

然而,学生试图扩大对敌人的追捕,新的冲突迅速发展起来。学生援引毛泽东的权威指责工作组镇压他们的造反,而工作组认为这种姿态是对党的纪律的挑战。7月底,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并严厉谴责他们,因为他们「阻碍了群众运动和革命力量」

「文革」(摄影:翁乃强)

在毛泽东对学生的大力支持下,党对独立学生组织的长期限制瓦解了。几天内,更多「红卫兵」团体涌现出来。

早期「红卫兵」运动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

一方面,它体现了「文革」的中心原则「群众自由动员」。在宣传毛泽东的口号「造反无罪」和挑战党的纪律时,「红卫兵」运动给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直接政治行动模式。

另一方面,「革命小将」的自发性源自政治特权出身的学生,他们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历史的特殊话语,认定自己拥有控制和限制这种话语的专属权利。在设想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自然统治者的选定接班人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烈抨击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替罪羊般的资产阶级,并按照国家强加的阶级类别来解释。

「血统论」的出现与「红卫兵」运动的爆发相吻合。随着校内党的权威崩溃,党的阶级路线政策(一种固有的模糊理论)被抛入动荡的群众政治世界,并受到不同类型的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的矛盾解释。

几份红卫兵文件有助于这一理论的传播。第一份是清华附中制作的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干部子女通过强调他们作为中国统治精英的角色,对阶级界线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他们公开捍卫「政治地位应该世袭」的观点,呼吁「红五类」青年(特别是干部子女)在阶级出身的基础上组织他们的阶级力量。

他们笃信,作为「老革命」的孩子,自己在「文革」期间有着独特的责任和权利,而资产阶级的后代应该被视为目标:

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帐王八蛋们吗?难道左派里我们不占压倒多数,反而让他们占上风吗?不,领导权必须是我们工农革干子弟牢牢掌握。唯成份成论固然不好,无成份论更是混蛋! (【*】北京《红卫兵报》1966年11月1日)

大字报认为,虽然「黑五类」青年有可能被政治改造,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脱胎换骨」。不「脱胎换骨」,他们就只能「永远被统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是第二份「血统论」宣言。「自来红」反映出干部子女夸大的政治优越感: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北京大学大字报

从这个角度来看,干部子女享有独特的政治权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由他们对革命遗产的理解定义,据说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些遗产:

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 (【*】转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7月下旬,在一个「自来红」的极端版本中,一张海报点明了干部子女自出生之日起就异于常人。当普通婴儿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妈妈」时,「自来红」能够喊出「毛主席万岁」。

最著名的「血统论」出现在中国传统对联中。它最早出现在1966年7月,但确切来源不得而知。几所学校的「红卫兵」团体都声称是这副对联的作者,并且在不同的变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联主张政治的可靠性和地位传承的持久性,并呼吁排斥任何出身不好的阶级: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或「绝对如此」)

对联一经问世,就修改出许多版本,包括几个改编版本还配上了音乐。某个版本增加了不讨喜的一行字,以表明那些阶级背景既不「黑」也不「红」的人地位低下:

老子平常儿骑墙。

1967年9月发行的一份大字报收集了十几个版本的对联。这里有几个典型的版本:

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横批:前赴后继)
老子造反为人民大除牛鬼,儿子造反为革命横扫蛇神。(横批:造反造反)
老子革命枪林弹雨力战众魔,儿子造反披肝涌胆横扫群崽。(横批:造反万岁)
老子革命我革命事实如此,你娘放屁你放屁臭气冲天。(横批:本性难移)
革命红后代发战斗誓言英雄显威,反动狗崽子见革命对联恶鬼见愁。(横批:完全如此)
我父革命我继承誓保江山自来红,你爹有罪你不斗活该倒霉自来黑。(横批:事实如此)
想当初老混蛋积极反共充当蒋走狗,看今朝小王八抵制革命充当急先锋。(横批:全家罪)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对联选》,1966年9月23日)

随着学生身体被分成不同的类别,早期的「红卫兵」(也被称作「老红卫兵」)将阶级出身作为成员资格最重要的标准。只有血统纯正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红卫兵」,所有非「红色血统」的人都将被排除在外。

甚至「红色血统」学生中也出现了一种内部等级状态,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程度的「红」。

严格定义尊卑顺序反映了「文革」前的政治等级——高级军官的子女享有最高的地位,然后是文职国家干部的子女,接着是有工人阶级背景的青年,最后才是底层农民家庭的学生。

在北京的一些学校,「红卫兵」成员的定义如此狭窄,以至于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学生也会被取消资格。由于宣称只有「革命英雄」或高级官员的子女才具有政治价值,「血统论」也排斥了许多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

一名参与者在几十年后写道:

「血统论」对联断言,干部子女在「红五类」学生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它非常明确地宣称,只有当父亲是「革命英雄」时,儿子才能成为「英雄」。

当时有些人会引用毛泽东的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解释这一点。但是在1966年的特定历史状况下,只有狭义的解释占主导地位。

北京几乎没有工厂工人和农民,因此只有约15 %到20 %的中学生有资格成为「红卫兵」。当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组成自己的团体时,他们往往因为不纯洁的阶级关系而被迫解散。

一些人被允许加入名为「红外围」的团体,但他们只享有二等地位。例如,在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建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残酷监狱来折磨受害者,一些政治上不太纯洁的学生被允许加入「红联军」,充当夜班狱警,但不允许参加审讯或殴打。

「红卫兵」成员需严格遵循阶级要求,以至于可以追溯到祖父母或远亲。在一些学校,「红卫兵」公布了所有学生的家庭背景,并命令政治上不纯洁的学生只能通过后门进入教室。

在其他情况下,研究毛泽东的作品被用作惩罚措施。「混蛋」们不得不整天学习毛泽东的作品,普通阶级出身的学生每天只需要花几个小时,「英雄」们则可以用他们想用的任何方式进行革命。

来自「黑五类」的学生经常受到羞辱和虐待,「红卫兵」却享有巨大的特权,包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权利。特别重要的还有对「黑五类」进行人身虐待和家庭调查的权利,这被认为是真正的「红卫兵」应有的革命荣誉。

1966年夏末,许多大字报都在陈述作者的家庭纯度,并声称自己术语「红五类」,有权发表政治言论。

「血统论」在实践中有一个极端案例,医院门口的大字报(《致全市紧急呼吁书》)写道,由于「混蛋和流氓」的污染,因此敦促:

  • 献血者应该仅限于「革命同志」;
  • 被污名化的人群不能接受来自「无产阶级兄弟」的输血;
  • 他们必须严禁参与献血项目。

红色暴力的节日 Festivals of Red Violence

通过强调过往的社会起源和污染,「血统论」成为1966年夏末和初秋暴力事件的意识形态原动力。

8月末,北京的「红卫兵」开始了一场凶猛的运动,试图让这座城市摆脱日常生活中表面与严格规定的革命美德概念不符的方面,无情地攻击宗教文物、寺庙、大殿、雕像、旧书,任何象征西方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或与中国前现代历史相关的东西。

「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接下来的故事为人熟知。几天之内,北京的城市文化景观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街道和公共场所的名称被改变,以消除所谓的封建或资产阶级影响。历史遗址和文物成为破坏的目标。佛教偶像、雕塑、匾额和文学碑文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的形象。

仅在北京,从8月中旬到9月,至少有4922处官方指定的历史遗址遭到破坏或摧毁。中国最珍贵的国库故宫幸免于难,只因周恩来总理下令封锁,并派军队守卫城门。他们的计划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被暂停。

北京城的日常生活受到无情的攻击。理发店、照相馆和裁缝店被命令不要做任何违背无产阶级道德的工作。年轻女性被迫将头发剪到齐耳长,男性被命令不要剪鸭嘴形的头发。紧身牛仔裤、高跟鞋和西式外套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并被禁止。

「红卫兵」设立了街道检查站,名为「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以实施革命发型或无产阶级着装规范。「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运动也以根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攻击了过去的精英阶层和其他城市居民享有的剩余特权。

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红卫兵」在一份声明中发布了如下禁令:

  • 洗衣店必须停止为那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和年轻绅士洗裤子、袜子和手帕。 公共澡堂必须拒绝为那些资产阶级混蛋服务。不要给他们搓澡和按摩。
  • 资产阶级混蛋不允许雇佣女佣。谁胆敢违反这条规则,谁将受到严厉惩罚。 拥有银行存款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连一分钱也不许拿走。
  • 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恶棍四处游荡或参观公园,以此来享受他们的闲暇时光。
  •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和资本家必须佩戴牌匾,以表明自己是异类和怪胎。
  • 未经群众批准,禁止所有异类和怪胎领取工资。他们只会得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 餐馆再也不能为资产阶级的杂种服务了。不允许服务员回应他们毫无意义的要求,为他们准备来自山珍海味。

【*】译者由英文转译。

各省的「非红色」学生也被警告不要去北京,因为红色首都被宣布为「混蛋」的禁区。

当顾客进入餐馆时,他们通常必须说明自己的阶级身份,「黑五类」将被拒绝服务。阶级地位或出身不好的人在公共汽车上不受欢迎,所以他们不得不假装成工人。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医生害怕对无产者病人进行手术,以免手术失败后被指控为阶级报复。病人被要求透露他们的阶级状况,「黑五类」家庭经常被拒绝接受治疗。

红卫兵试图净化社会,最终发起了这场运动,清除城市中任何不属于「人民」的人,以使首都「像水晶一样纯净和清洁」。

196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多达77000人被从北京驱逐到偏远农村,其中包括:

  • 「黑五类」共计37000人;
  • 敌方军人、政府、警察和宪兵人员共计1500人;
  • 资本家共计5500人;
  • 小业主、业主和商贩共计200人;
  • 政审有问题或生活作风可疑者共计2400人;
  • 其他共计500人;
  • 以上人员家眷共计30000人

1966年夏末的大部分暴力事件由流散的青少年学生团伙造成。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暴力的升级,但他的立场摇摆不定,至少充满了矛盾。

早在8月20日,毛泽东就在一份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的空白处简洁地写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

蒙古大使馆(1967年)

毛泽东在8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在同次会议上,他又表示不要干预,再让它持续几个月。

在8月23日的另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赞扬了不受约束的暴力行为。但他也指出,北京的「文革」似乎「太文明」,而且「乱得不厉害」。

尽管「瘫痪」的政党领导人没有明确的阻拦,但这些暴力行为显然得到了领导层的容忍,甚至得到了官方媒体的认可。在「红色恐怖」的高潮期,8月23日,所有重要报纸都刊登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两篇社论,标题是《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此外,如果没有各种政府机构的援助,包括警察和居委会的援助,强制遣返社会人士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种遣返是集中进行的。

在「红卫兵」运动的最初几周,暴力事件发生在疯狂的学生运动和官僚瘫痪的独特时刻。许多官员只是不确定如何回应,或者害怕回应,以免他们最终站错了队,被指控阻碍「文革」。

显然,除了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原则,即革命继任者必须与阴险的阶级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之外,没有明确的、中央强加的模式可供热烈的年轻人效仿。

在1966年夏末秋初席卷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混乱暴力中,「红卫兵」经常在当地警察和政党机构的默许甚至协助下,突袭并洗劫成千上万属于「污染」阶级的房屋,没收财产,羞辱或人身攻击那些有政治污点的人。

9月初,北京市委颁布法令,「必须坚决杜绝不加区别打死人的现象」,并且「除了那些主动犯罪的人,『黑五类』的身份不应该向公众披露」。

但是这种来自摇摇欲坠的政党机构的干预太少,也太晚了。

虽然发生在大兴那种杀戮很少发生,但每天都零星有「黑五类」被杀。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仅在北京就有至少1772人被杀,33600所房屋遭到突袭和洗劫。

摄影师翁乃强在广场拍摄「红卫兵」

对于那些后悔自己出生太晚而不能成为一代革命英雄的年轻人来说,暴力行为是他们想象中转变成革命战士的象征性成人礼。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称之为历史上确立集体行动的「剧目」或剧本,作为这部宏大历史剧的一部分。

学生通过激烈斗争来证明他们对大部分想象中的阶级敌人的仇恨,再现了中国革命中特有的暴力斗争。

1966年夏末秋初,对阶级的一种特别狭隘的解释成为了狂热「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力。这种解释在「血统论」中被具体化了,强调出「红色青年」的特权和「黑五类」的「污染」力量。

「大毒草」的诞生 Birth of a Big Poisonous Weed

尽管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或反对「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但是在「红色恐怖」初期就有人怀疑针对「四旧」和「阶级敌人」的猖獗暴力。

在1966年8月22日的日记中,遇罗克讽刺地写道: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遇罗克在8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基督教)青年会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牟志京也表达了类似的疑虑,他后来也是遇罗克小组的重要成员。牟志京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

有很多事情我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当我听到那些人在学校私设的监狱里被殴打尖叫时,我第一次对整件事持怀疑态度。我目睹了老师被拖来拖去,在学校游行,学生们向他们泼尿和泼粪,教师每隔几天就自杀,红卫兵从卡车上拉下暗号,当众鞭打他们,女学生被打屁股时被迫抬起屁股。 当我看到这些,我第一次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译者由英文转译。

牟志京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他回忆道:

当「红卫兵」组织成立时,我试图加入它。但当时要考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非寄宿家庭的学生被禁止加入。这样,学生突然被分成两类,地位不同。一类是傲慢的「英雄」,另一类是「狗杂种」,是「狗娘养的」。 【*】译者由英文转译。

随着运动的继续,牟志京的疑虑越来越大。

这怎么可能是正确的?我仔细研究了党的文件和毛泽东选集,以寻求理论依据。我骑着自行车去清华附中,在这个「红卫兵」的出生地张贴批判「血统论」对联的大字报。 我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是那一天,校园里很安静,基本上空无一人。我安全地转过身去。「血统论」对联出现后不久,「阶级出身论」爆发了。 【*】译者由英文转译。
关于「血统论」的对联和大字报,1966年8月到9月,清华大学宿舍楼

最初的分歧主要来自「红色」学生队伍,其他人为了避免麻烦而低头。从认为对联无助于「干部子女的思想改造」,无助于「团结大多数人」,到认为干部子女「傲慢自大」,对「血缘论」对联的批评各不相同。

虽然许多干部家庭子女对这副对联拍手称快,但其他人反驳说,如果班级往上追溯几代人,「红色」学生也可能会变成「混蛋」。出身干部家庭的何严光(音)回忆起他的矛盾心理:

我一开始把家庭出身写成「革命战士」,因为我觉得它比「革命干部」更有价值。但我不太自信,因为如果追溯几代人的家族史,就会发现我祖父实际上是个地主!想到这,我就萎靡地像个霜打的茄子。 加入「红卫兵」的时候,我真担心别人问我家庭背景。如果没人问,我可以自夸是革命干部家庭的一员。我最害怕填写个人信息表格。每当提到祖父,我就紧张不已。 我对「血统论」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是我也担心自己不能被完全信任,因为我的家庭阶级出身不是无懈可击的纯洁。 【*】译者由英文转译。

在另一个案例中,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讲述了一个学生的故事。这名学生的父亲是解放军将军,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反革命分子。这是一种自我嘲讽的姿态,表示不赞同「血统论」。

然而,大多数质疑「血统论」对联的人没有批评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前提。

北京第二中学的一名「红卫兵」后来回忆道:

大多数学生同意这幅对联,批评者是少数。我不同意(对联)。在我们讨论对联的班级会议上,我争辩说,对联意图很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但是没有正确表达。这不完全符合党的阶级政策,也不利于「黑五类」后代的团结和思想改造。 【*】译者由英文转译。

对许多人来说,具体化的社会类别之间的差异被视为既定事实。辩论只集中在如何处理这些差异上。

1966年夏天举行了许多辩论会来讨论「血统论」对联。在这些会议上,人们习惯于在发言前报告自己的阶级背景。「自来红」经常占有相对优势。

在一次辩论会上,一些学生抢着发言。来自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声称他们应该获得特权,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来自干部家庭的人争辩说,他们理应享有特殊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母流血牺牲。

牟志京回忆了他在其中一次会议上的经历:

发言者激烈争辩。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对联。我请求发言。主持会议的人问我赞成还是反对。我说我反对。那时我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我的反对纯粹出于直觉。我只是觉得这很荒谬。 当时,几名身着军装的女学生跳上讲台,抓起麦克风的同时朝我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我没有说话。 【*】译者由英文转译。

牟志京拒绝接受羞辱,倔强的他实名写下了一副批判「血统论」对联的大字报。几天后,他发现大字报下有许多愤怒的回应。几名女生故意模仿一种粗俗的男性口吻挑战着牟志京:「如果你有种,就来我们学校,我们教育教育你!」

为了证明自己,牟志京去到了他的挑战者面前。不过令他惊喜的是,女孩们非常热情地对待他,「就像好朋友」。离开的时候,她们还不情愿地分手了。

牟志京回忆了另一次会议。一名来自高干家庭的学生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红军长征的传奇。红军以30万兵力出发,仅用3万人就到达了延安。「让我问你,」他激动地叫:「另外27万人去了哪里?」显然这是在说军队(这些人的父母辈)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牟志京最难忘的是一名「黑五类」学生的自我谴责:「我来自一个反动家庭,我是一个私生子。如果你不接受我是混蛋,那你也是混蛋!」国家领导人对血统理论的反应最初是混乱而矛盾的。

9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文声称,「红卫兵」必须纯粹,必须由「红五类」构成主体。另一方面,他们不应该忽视普罗大众,向普通人关闭大门。

关于文化革命的学术文献经常将「血统论」归咎于「保守」的政党领导人,而将相反观点归咎于「激进的毛派领导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陶铸和谭震林等高级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会被打为「走资派」——曾通过强调固定阶级标签的重要性向「红色学生」发出了鼓舞信号。

陶铸在1966年8月下旬评论了「红卫兵」的入队资格:

什么类型的人能加入「红卫兵」?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如果他们来自无可指责的家庭,那么他们总比来自可疑家庭的人要好。 【*】译者由英文转译。

毛派领导人的立场显然更为关键。他们想支持学生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也从一开始就清楚,仅仅关注阶级标签是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江青和康生都反对学生专门从「工人、农民和革命领袖的孩子」中组建阶级组织的计划。然而,毛派领导人对阶级问题的表态暧昧不明。

8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访问北京大学时,被问及「红卫兵」是否应该仍然完全由「红色血统」的学生构成。陈伯达的回答不清不楚:「你们自己商量吧。」

甚至当毛派领导人批评对联时,他们也经常强调对联基本符合党的阶级政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评论说,「血统论」对联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政策」,并且「它的基本精神是好的」。关峰表示:

革命干部的孩子从他们的家庭中接受了许多积极的教育,他们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的爱。另一方面,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儿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 【*】译者由英文转译。

关峰还说,对联有些偏颇,可能会有「副作用」:

的确,干部的子女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但是他们能否成为英雄取决于他们是否参与革命风暴……另一方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从战术上讲不太明智,因为它没有帮助我们团结到尽可能多的人。 【*】译者由英文转译。

在8月6日的一次集会上,江青被问及对这副对联的立场。她回答说「不完全同意」,并建议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尽管有所保留,但江青还是决定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给学生。她指出,这些只是「小问题」,不管你们是否想修改,都由你们自己决定。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另一位顾问是陶铸)的立场同样不明确。在集会上,康生首先向北大附中的「红卫兵」致敬。他称赞他们「为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战,我非常钦佩你们。」

然而,康生也敦促学生们以毛泽东的「革命继承者」标准为基础,「正确地实践党的阶级政策」。他没有提到阶级出身,因此含蓄地保留了意见。

直到1966年末,人们对「血统论」的强烈反对才逐渐形成。从1966年秋天开始,「文革」的方向发生了部分但至关重要的转变。随着党内领导层分裂持续,该运动的目标超越了「黑五类」、知识分子和小官僚,转到了党的高层官员身上。

虽然「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继续受到媒体的大肆赞扬,但该运动开始针对党内高级官员。这就需要修改政治体制,不仅要确定新的目标,而且需要动员所需的新的政治机构。

在这种背景下,10月份发起了一场新的全国性运动,呼吁摒弃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路线被定义为将斗争目标从当权者转移到群众手中。

前几个月,地方政党当局被命令平反那些被打上「反革命」和「黑帮」烙印的人。尽管言辞复杂,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政治语言,强调了前几个月党员干部的不良作用,并为早先遭受暴力袭击的人转而袭击党组织打开了大门。

尽管毛派领导人在该运动的方向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一进程也得到许多普通公民和学生的大力支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否定使那些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或排斥的人有可能参加这场运动。

「污染」阶级出身的学生第一次能够加入现有的「红卫兵」团体,或者组织他们自己的团体。「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裂痕。

那些倡导「造反有理」口号的人蜕变成政党机器和官员的捍卫者,反映出「文革」高度动荡的政治动态。这些年轻人极力捍卫「血统论」,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成为他们所领导的运动的目标,这将对动员以及群众对运动的理解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文革」的焦点转移,「红卫兵」成员不再被视为排他性政治的区分标志。许多来自政治特权家庭的学生被新激增的「红卫兵」团体迷惑和困扰。

一位曾经的「红卫兵」说道:

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都是「红卫兵」团体,还有各种可以想象的造反行为。我们真的不喜欢这样。我们是真正的「红卫兵」。只有在「八·一八」后,其他人才敢戴上「红卫兵」袖标。但是现在他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具革命性,更左。他们现在斗老干部,随心所欲地冲击党政办公室。我们对这些人感到厌恶,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日益恶化的情况。 【*】译者由英文转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

随着许多高级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打倒,那些曾经享有权力和特权的「自来红」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陷入了「混蛋」的境地。许多人对「文革」和新晋「红卫兵」感到不满。

「文革」大字报,《人民画报》1966年第十期

另一名曾经的「红卫兵」回忆道:

「红卫兵」不再是神圣的事物。任何有胆量的人都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或加入一些现存的团体,「红卫兵」的名字也贬值了很多。 【*】译者由英文转译。

一个自称「7434部队」的新造反组织还写信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谴责他们的政治地位。

【*】1966年9月6日,由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东方红公社」第一把手朱成昭牵头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7434」是「去死三司」的谐音。

【#】「7434部队」跟「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有关。1966年底,这个由早期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纠察队和「三司」发生过多次正面交锋。

也许是为了补偿丢失的优越感,许多干部家庭的「红卫兵」开始专注于展示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强烈反对的身份象征。许多人不再穿着过时的军装,这曾是「红卫兵」身份的标志。

有人回忆道:

「文革」开始时,年轻人喜欢破旧的制服,越老越破旧,越好。「红卫兵」臂章是用窄布条缝制的……但是到了1966年底,那些以前穿旧军装的人不再穿旧军装了。男孩们穿戴上专为军官量身定做的羊毛制服、闪亮的靴子、皮帽和一英尺长的丝绸臂章,女孩们则戴着长长的羊毛围巾来彰显她们的特殊出身。 【*】译者由英文转译。

来自干部家庭的丧气学生沉迷于吃、喝、跳舞和其他形式的享乐活动。一些人通过破坏或虐待发泄内心的愤懑,将自行车扔出建筑物,毁坏或偷窃学校财产,如收音机、电话和留声机。据报道,甚至有人用鞭炮炸掉猫的肛门,用从学校厨房偷来的芝麻油炸猫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统论」会适得其反地打击这些最近才被美化为英雄的年轻人。不仅他们有权有势的父母失宠,而且当上溯两三代祖辈的家谱时,人们经常发现,这些人的祖父和曾祖父都不是无产阶级。

一名干部的孩子写下了自己在农村的一段经历:

我们不被允许加入贫农组织。在农村,阶级审查要往上查三辈。一个人的阶级地位要根据他祖父或曾祖父的阶级地位来确定。因此,一些曾经被视为革命干部子女的学生突然发现自己属于地主或富农的后代…… 为此,我们与当地干部进行了徒劳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始终遵循这一逻辑,那么毛主席的儿子也是富农——这怎么可能? 最终,北京市委发布了一项指令,澄清并解决了干部子女的阶级地位问题。 【*】译者由英文转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毛泽东和林彪在内的大多数党内高层领导人并非来自纯粹的贫农或工人阶级背景。

1966年秋季末,「血统论」及其倡导者受到毛派领导人批判,也受到那些向不同社会背景开放的新团体批判。「对联」这一传统文学形式曾经有助于「血统论」的传播,并在对立团体和派别之间的争斗中变得流行开来。

现今,「老红卫兵」用对联来发泄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命运的不满。另一方面,新出现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创作新对联来嘲笑对手急剧下降的政治地位。

「造反派」海报

对于毛派领导人来说,血统观念不仅反映了少数人的政治精英主义,而且阻碍了更广泛的群众动员。

在10月16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陈伯达严厉批评了「血统论」,这是国家领导高层第一次这样做: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投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 【*】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伯达代表中央作《无产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

在11月中旬的一次演讲中,江青在以毛泽东的名义反对「血统论」:

毛主席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陈伯达的话为了削弱已经成为运动目标的党内高级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尽管他呼吁「红卫兵」放弃对血统出身的关注,但他强调「不强调阶级地位和阶级出身是非常错误的」,并且「毛主席和我们的党一直非常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出身。」

毛派领导人对「血统论」的批评为基层活动分子提供了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遇罗克的著名文章《出身论》的出版和传播标志着群众运动政治的崛起。官方话语和毛派领导人话语中的暧昧导致一些年轻人通过日常经历和目不暇接的事件寻求阶级的另一种理解。

新形式的政治理解出现了。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遇罗克的思想体现了对「文革」意义、方向和目标的另一种政治理解。

「文革」爆发时,遇罗克是一名24岁的工厂学徒。遇罗克的家族史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流动性和复杂性。他的曾祖父因为赤贫从山东移民到满洲。几十年间,这个家庭变得相当富裕,开了十几家商店。然而,一场灾难毁掉了家里全部财富。

当遇罗克的父亲长大时,这个家庭再次变得赤贫,他必须从15岁开始为日本拥有的南满铁路公司工作。由于勤奋,遇罗克的父亲获得了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奖学金。

抗战爆发后,遇罗克的父亲回到中国,在一家政府部门担任土木工程师,在那里他遇到了遇罗克的母亲,她当时是办公室的打字员。

1948年,在共产主义胜利前不到一年,这对夫妇买了一个金属车间,雇佣了大约10名工人。因此,这个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列为资本主义者——尽管这个车间已经移交给了国家,而且父母都转变为受薪的国家公职人员。

遇罗克一家(1963年春节)。前排左起:母亲王秋林、父亲遇崇基、遇罗勉;后排左起:遇罗锦、遇罗文、遇罗克。

1949年后,城市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对宽松的待遇,但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们的处境迅速恶化。

对于遇罗克一家来说,1957年父母都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这让情况更加复杂。结果,遇罗克的父亲被送去劳改,直到1964年才获准返回北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居住证或户口。遇罗克的母亲虽然保住了工作,却被撤职,并受到群众监督。

由于「污染」的家庭背景,遇罗克在十几岁时就受到歧视。来自资本主义和右派家庭的双重耻辱促使他加入共青团,这是从事许多理想工作的政治要求。

尽管遇罗克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操行成绩」总是B级。1957年后,遇罗克的「操行成绩」被降到C级,这显然和他父母新的右派身份有关。

C级反映了年轻的遇罗克的政治行为和道德特质,直到毕业。

他的妹妹遇罗锦当时还在念小学,也遭受了同样的侮辱,「操行成绩」从A级骤降到C级,以告诫她「要与家庭划清界限」。

1959年中学毕业,17岁的遇罗克在高考中表现优异。尽管表现出色,但他被大学甚至被职业学校拒之门外。1960年的第二次尝试也因家庭阶级出身的原因宣告失败。

和其他许多城市中学毕业生一样,遇罗克既不能继续接受教育,也找不到工作,只好去了北京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以缓解生计。

在农场工作的几年里,遇罗克广泛阅读历史、文学和哲学,尤其关注康德、卢梭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做了大量笔记,并在十几卷日记中仔细记录了自己的想法。他还写文章、电影评论和诗歌,并把它们发给报纸和杂志。然而,他的投稿大多都被拒绝了。

1962年,遇罗克第三次尝试高考。他表现很好,但再次被拒录。沮丧和疲惫的遇罗克于1964年回到了北京。

在做了一些临时工作后,遇罗克有幸在一家机械厂当上了学徒,收入不到普通年轻工人工资的一半。他后来在《出身论》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经历。他认为,家庭背景是决定就业前景最重要的因素,雇主只挑选家庭出身良好的人。

这些年来,遇罗克似乎没有任何造反的意图。他可能对拒绝他的制度很生气,但是他想继续安静地努力工作。但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66年夏天,遇罗克目睹了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名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遇罗克的母亲成了家里第一个被拘留和虐待的人。由于害怕政治上带来麻烦,遇罗克烧掉了大部分日记、手稿和信件,就像许多城市家庭毁掉了许多旧书、传统艺术作品和家族年谱一样。

遇罗克的公寓被反复搜查和洗劫。家人把祖母送到二姨家,以免受动乱影响。因为二姨是城市贫民出身,所以被认为是安全的。

然而几天之内,老太太不得不回家。二叔被批为「反革命分子」,因为他曾短暂地在国民党治下当过交警。这个家庭的阶级地位立即被重新划分,其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叔被解雇,房子被突袭。二姨被命令在衣服上钉一块黑布,上面醒目地显示着「反革命家庭成员」字样。受到极大的羞辱后,二姨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家人担心祖母可能会因为失去最心爱的女儿而崩溃,但她认为这个结果很好,因为与其每天忍受被羞辱的痛苦,不如去死。

遇罗克被暂时拘留,并在工厂接受审讯。尽管《出身论》直到1967年1月才出版,但他早在1966年8月底就开始写作了。

9月下旬获释后,遇罗克写了几篇文章的草稿。10月,他的弟弟遇罗文和遇罗勉参加了「串联」。最初几周,来自被污名化家庭的学生被禁止旅行。但是到10月初,执法已经松懈。

北京的学校荒废了,因为大多数红色学生已经离开。

遇罗文和遇罗勉设法获批参加「串联」,但必须接受密切监督。10月和11月,两人去了武汉、长沙、桂林和昆明,最后到达广州。

基于遇罗克的论点,遇罗文和遇罗勉在广州以笔名「北京呐喊战斗队」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根据遇罗文的说法,人们油印了几百份,张贴在广州市中心的街道上。

文章发表后,人们的反应绝对可谓惊人。在我们张贴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阅读、抄写和辩论。人们写下评语:「太好了!」「棒极了!」不久之后,这篇文章就出现在了遥远的武汉和天津。

11月下旬,遇罗文和遇罗勉回到北京。遇家三兄弟印刷了数百份《出身论》并在北大、清华、市委机关宿舍附近张贴。这吸引了十几名志同道合的学生,比如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复。

牟志京回忆道:

我第一次读到电线杆上的油印本《出身论》。我非常钦佩它。我自己对「血统论」对联的反对主要源于直觉上的厌恶和义愤,并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然而,《出身论》的作者以一种理论上复杂的方式讨论了这些问题。这篇文章严谨,令人耳目一新,鼓舞人心。 【*】译者由英文转译。

利用海报上的联系信息,牟志京找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但他只透露这篇文章是某个「小团体」写的。他们决定一起印刷更多的文章,并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

牟志京认为,文章的严厉语气可能会「削弱论点的客观性」,并「导致读者对作者的个人利益产生怀疑」,因此在保留其结构和论点的同时,对文章的语气进行了修改。

根据牟志京的说法,遇罗文在读完修订版后「愤怒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然而第二天他回来道歉,声称「小团体」欣赏这些修改。

利用从学校借来的钱,牟志京购买了7500张印刷纸,而一家解放军印刷厂接手了这项工作。然而在排版之后,打印页面上还有额外的空间,牟志京巧妙地决定办成一份报纸,插入一个刊头,并增加几篇文章。

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出版,遇罗克的《出身论》修订版以笔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版。

《出身论》的出版很快取得成功。三万多份创刊号在一周内售出,并且被重印了三次。刊载遇罗克文章的那期报纸甚至在黑市上卖出了一百倍的价格。

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

据报道,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重印了一百多万份,引发了学生和普通公民对阶级含义的激烈争论。在北京,至少有二十家「红卫兵」报纸参与了这场辩论,支持或反对遇罗克的观点。

《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很快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1967年2月,陈伯达在与北京学生的一次会议上了解到遇罗克的文章。他在会上表示,即使父母是好的,儿子也不一定好,革命领袖也不一定都来自良好阶级的家庭。

当被问到的遇罗克的文章时,陈伯达回答说,这篇文章激发了讨论,这很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增强他们的辨别能力」。

还有一次,一名男子向牟志京索要全套报纸,声称「中央文革小组」将收集八份最有影响力的「红卫兵」文件,供毛泽东阅读。据报道,政治局用大号字体为高层重印了遇罗克的文章。从一开始,该报及其编辑就经常被两个神秘人召唤,后者声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红旗》杂志工作。

牟志京表示:

我专注于编辑工作,没有时间出售报纸。有一天,我和卖报的人一起去了。我们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双手向我们伸来,把钞票塞在我手里。报纸刚拿在手上就被不知道是谁的手抢走。等我反应过来,所有报纸都不见了。 【*】译者由英文转译。

支持的信件从全国各地涌来。邮件体量如此之大,以致于邮递员不愿去投递,报社人员不得不每天用三轮手推车来接邮件。

1967年的最初几周,超过20名学生加入了该报的行动,其中包括几名来自干部家庭的忠诚成员。这些学生在在父母失宠后,陆续加入了他们的行伍。

然而,遇罗克的身份是保密的,因为担心他的资产阶级和右派家庭背景可能会危及报纸存亡。牟志京直到1967年2月才发现这个虚构的「小团体」的真实身份,其他人也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

事实上,在了解到《出身论》一书作者的家庭背景后,一些成员确实选择退出了这个团体。

权利与阶级:超越毛泽东主义 Rights and Class: Transgressing Maoism

是什么让《出身论》如此受欢迎?遇罗克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在遇罗克及其同志们的引领下,「文革」被重新解读了。这也是对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秩序的初步批判。

遇罗克抗议基于官僚结构的阶级类别区分,并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谁歧视,谁被歧视?第二,党的阶级政策和以其名义提出的「血统论」是否合理?第三,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吗?

遇罗克的著作拓宽了问题的广度:

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

虽然「血统论」的倡导者声称「红色后代」受到了歧视,但遇罗克指出,事实恰恰相反,特权出身的「红色后代」受到了优待,来自「污染」阶级出身的人则被剥夺了权利。

遇罗克拒绝承认来自「红色家庭」的年轻人在政治上更优越。在一篇题为《谈鸿沟》的文章中,他认为「血统论」在人民中间制造了「人为的鸿沟」。

在坚持党的阶级政策的同时,遇罗克将阶级地位制度与压抑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比较: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任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待遇。遇罗克认为,这种平等不应基于工具考量,而应被视为一个原则问题。

抗议歧视的批判性观点体现了一种受到全国上下许多人欢迎的平等公民观念。一名黑龙江学生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出身论》的中心思想在于,毛泽东时代所有来自不同阶级的革命青年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遇罗克的观点受到了许多活跃在造反运动中的人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对党的阶级政策的批评太过分了。

有人指控《出身论》相当于呼吁「废止阶级斗争」。还有人认为遇罗克的文章使用了「诡辩而动听的修辞」,并「将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国家、英勇的解放军和资深的革命领袖」,对那些出身恶劣的人影响极坏。

还有人认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可分割,《出身论》错误地否定了前者的重要性。另有反驳称,遇罗克的文章应该被「判处死刑」,因为它毒害了资产阶级的子女,正如「血统论」伤害了工农、干部子弟一样。

其他回应虽然同情遇罗克的观点,但重申了官方的说法,强调阶级出身和政治行为事实上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出身论》作者的身份对很多人而言是个谜。谣传说真正的作者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中学生,而是「一个五年级的大学生」,「一个狡猾阴险的混蛋,一个留级生」,并且他的家庭可想而知——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有问题,政治行为令人憎恶。

遇罗克在回应批评时表示,在毛泽东广为宣传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中是否包括有阶级出身?模范英雄王杰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是否就不如贫农孤儿出身的雷锋?

遇罗克认为,「血统论」的谬误在于「只承认父亲的角色,并将其置于任何其事情之上」。「血统论」的倡导者并不完全否认「毛泽东思想」在教育资产阶级及其后代方面的功效,但他们坚持认为家庭影响要重要得多。

遇罗克认为,社会影响多样而复杂:

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在他看来,阶级立场和政治主观性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家庭背景过于简单,无法代替阶级分析。「血统论」的逻辑是机械的:

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

他用两个学生之间虚构的交流嘲笑「血统论」:

学生甲:你甚么出身 学生乙:你呢? 学生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学生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遇罗克强调社会关系的开放性。他认为,不应通过官僚主义构建的类别(如父亲的阶级地位)来还原本质,阶级地位和身份要复杂得多。「血统论」的关键人物——人的影响是由各种具体的环境和力量来调控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遇罗克主张打破「血统论」的简化逻辑,这种逻辑认为家庭背景和阶级政治之间没有中介关系。鉴于家庭背景及其影响只形成了制约个人观点和行为的紧密社会关系网的一小部分,遇罗克写道:「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在讨论社会影响的重要性时,「血统论」的批评者强调了人类的可塑性和意识形态在产生政治主体性方面的重要性。

遇罗克经常使用「表现」这个概念。除了强调社会的有效性外,遇罗克还非常重视个人主动性和政治意识,也就是中国政治话语中通常理解的「内因」。

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以众所周知的「表现」概念为代表的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成为毛泽东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马思乐认为,毛泽东提出了阶级的概念:

与其说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等合理的客观因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更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对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政治意识水平和政治活动的评价。

理查德·克劳斯认为,这一概念从单纯关注呆板的阶级类别转移到「试图将『阶级』从社会分层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

克劳斯还认为,毛派强调「行为」,从而「敌视社会主义阶级的行为」被划入一个新类别。虽然这些类阶级类别包括任意制造的政治标签,但同样的做法也使得批评党的干部成为可能,因为阶级斗争的靶子可以是那些表现出资产阶级作风和行为的干部。

这也将允许那些没有权力的人攻击当权者,因为过去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声称通过研究「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

毫无疑问,遇罗克对阶级自主性的强调与毛泽东主义的关键面向非常类似。熟悉的概念在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中去的时候产生了新的意义。

尽管遇罗克使用了官方话语中熟悉的词汇和修辞,但他的批评还是达到了官方话语的极限,进入了危险地带,轻微的滑动就会导致根本性的转变。

遇罗克强调表现的至关重要性,他想知道如何通过这样一个熟悉的概念来解释新形式下的政治主观性。遇罗克认为,行为应该成为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有意义的措施。

他写道:

每个年轻人在结婚前都是平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不需要接受他们的恩惠或怜悯,也不应该满足于边缘的地位。谁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个问题不能由谁生你来回答。 【*】译者由英文转译。

通过「表现」,由阶级地位划分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建立起一个等价体系。「表现」的概念破坏了固定的、本质的社会系统,并成为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元素重新融入社会的媒介。

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空间中,每个阶级的地位都被确定为一个特定的、不可替代的时刻,对「表现」(或者社会关系的代理方面)的强调有助于化解内部边界,并以一种新的集体形式重新描绘社会格局。

被接纳的边缘化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认同,围绕这种认同可以组织群众斗争。这种更广泛的政治认同形式被称为「革命群众」或「革命青年」,它将支离破碎、等级分明的人们动员到一个统一的主题中。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对人民内部边界的颠覆如何识别新的外部边界——即人民和特权阶级之间的边界——从而揭露新的社会对立点。

遇罗克认为,被排斥在中国社会之外的阶级是特权阶级产生过程的一部分。特权阶级被任意划分为具有不同特权和权利或没有特权和权利的阶级。

【#】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

特权阶级的形成和「黑五类」的产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遇罗克认为,「血统论」试图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同时在人民中间创造反动的种姓制度和新的压迫制度。

在「文革」背景下,重新统一的大众主体和特权阶级之间的这种新的对立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相对于权力拥有者,消除歧视的斗争和解放社会外部势力的斗争与废除特权和不平等的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争取平等公民权利的斗争具有阶级意义,并成为彻底改变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遇罗克转向导致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级的不平等制度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他对「血统论」批评最具颠覆性的意义。

在1967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遇罗克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根据自然规律,上一代人和当代人正在变老,那么谁将成为下一代阶级斗争的目标?对于「血统论」的倡导者来说,答案很简单。老一辈人去世时,他们的后代将取代他们成为持续革命的主要目标。但对遇罗克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1967年初的一篇文章中,遇罗克发问: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

他认为,「文革」的新奇之处在于,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

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

在一份关于「红卫兵」政治的重要研究中,安舟引用了遇罗克对官僚的批判,并认为尽管同情遇罗克想法的政治力量挑战了官僚机构,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捍卫精英阶级和与旧知识精英相关的文化资本。

我认为,这种解释可以在两个方面拓展开来。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文革」的特定背景下,遇罗克使用「表现」一词并不是学术或专业用法,而是特别的政治行为,例如掌握「毛泽东思想」或加入「红卫兵」团体。

第二,安舟只关注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字面意思,低估了了这一新兴批判话语的象征意义,因而也低估了其具有的广泛意义。与那些认为遇罗克的观点仅仅代表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解释相反,我认为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解读。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评确实直接吸引了那些被阶级地位体系边缘化的人,但这并不是全部。

在挑战「血统论」时,遇罗克和他的同志们提出的批评超越了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要求。用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话来说,「黑五类」子女享有平等权利的要求是「冰山一角或各种未成形的社会要求的象征」。

在「文革」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明显特殊的需求如何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意义?「特殊」和「一般」/「普遍」的层面如何结合在一起,才产生一种动态的、强有力的批评?如何理解这一新兴批评话语的普遍性,以及这普遍性的社会政治内容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政治讨论中,遇罗克的作品经常被描绘成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普遍渴望,把他本人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先驱。

遇罗克最关心的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本质、人权以及平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设法消除他文中的修辞,消除他晦涩的马克思主义措辞的阴影,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说「出身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自由思想清新而纯净的空气从一片被红色席卷的大地下渗出。因此,尽管没有严格的自由主义学术语言,遇罗克显然属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传统,该传统可以追溯到1957年乃至1949年之前。他无疑是这一传统精神和智慧的后继者。 【*】引文作者姓名略。 【**】译者由英文转译。

尽管有人试图宣称,遇罗克的遗产是一种抽象的、脱离实体的自由主义,但我相信仔细阅读后会发现一种更复杂的含义。

重要的是,从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分析。它的颠覆意义首先在于重新定义了阶级的社会面貌。它拒绝具体化的阶级类别,而是将边缘化和被排斥的人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其中「人民」构成了新形式集体认同的节点。

然而,新出现的民主政治主题的具体形式并没有降低阶级概念的相关性。相反,群众的想象与阶级的根深蒂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政治语言。

我认为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遇罗克及其同志们对国家强加类别的批判。

「阶级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既有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对「黑五类」子女的动员在「文革」背景下又特殊的意义,代表了对特权阶层更大的斗争。遇罗克本人似乎意识到了这种特殊和一般之间的互惠关系。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 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 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因此,「黑五类」子女的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符号作用。用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的话来说,这个符号既是「总结」又是「阐述」。或者用厄尼斯特·拉克劳的话来说,既是「普遍化」又是「具体化」。

简而言之,遇罗克的著作塑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语言,颠覆并潜在激化了「文革」的官方意识形态。

中国政治话语中现有的词汇被注入了新的含义。似乎这只是一种关于固有人权的自由言论,具有额外意义。尽管毛派领导班子有短暂的宽容甚至鼓励,但关于阶级出身问题突然被禁止公开讨论了。

1967年4月,遇罗克的《出身论》在张春桥、谢富治和戚本禹等高层领导人出席的会议上被斥为「大毒草」。戚本禹认为,遇罗克否定了阶级分析,否定了阶级出身对人对影响,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存在种姓制度。

在戚本禹谴责遇罗克之前,《中学文革报》及其支持者的处境已经变得困难,4月1日第六期出版后很明显已经不可能继续运营了。牟志京去天津寻找新印刷厂,却发现戚本禹的言论已经宣判了报纸的死刑。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回到北京的牟志京立即去了遇罗克的住处。根据牟志京回忆,遇罗克向他道了歉:「你太年轻了,是我让你卷入了这场混乱。我很抱歉……」

根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的说法,当时谣传《出身论》的作者可能会被捕。

逮捕遇罗克的命令签署于1968年元旦,据说签署者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遇罗克自由的最后几天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元旦这天,遇罗克对母亲说:「今天,我想闭门思过,请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他把自己在房间里锁了一整天,他写下过去一年和未来的计划,并列出了来年的阅读书单,其中包括104本书。

1月5日,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但再也没有回来。

被捕后,警方没收了一本地址簿,里面有全国各地近一千名读者的地址。警方怀疑遇罗克试图「组织一个政党」。许多人被捕,一些人被判长期监禁。此外,警方还缴获了遇罗克正在撰写的一篇题为《工资论》的长文手稿,他在文章中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和经济生产的相关问题。

在被监禁的26个月里,遇罗克多次受到压力,让他承认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他坚决拒绝了。遇罗克的罪行宣告如下: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在10多万人面前(【*】北京工人体育场)被立即处决。

尾声

我描述了阶级地位体系中体现的阶级概念和实践。将过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女视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是阶级地位制度的核心,也是「血统论」的延伸。

这种阶级堕落为种姓的趋势是否是后期毛泽东主义的特征,可能会引起争论。例如,理查德·克劳斯写道:

从毛派的角度来看,阶级转变为种姓是不受欢迎的。作为一个动态概念,毛泽东对恢复阶级的兴趣与社会荣誉继承制的静态模式不一致,这是两种进路。

然而,毛泽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暧昧也得到了承认,甚至克劳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虽然社会主义干部和社会主义公民之间的距离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大麻烦,但他也认真对待过去资产阶级成员所构成的持续威胁——尽管他们权力的法律基础已经被社会主义改造破坏了。 由于两种在结构上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同时被认定为「阶级」,许多中国人可能会片面回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号召,关注旧的阶级命名体系。

遇罗克将政治时刻从国家强加的类别中解放了出来,他和他的同志们提出的观点超越了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开创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和过程的新批判,这种分析有助于着迷于政治的年轻人反思「文革」的意义。

《中学文革报》停办后,一些遇罗克的同情者加入了新成立的「四三派」,这是一个由北京几十所中学学生组成的松散网络。「四三派」的学生反对解放军加强对「红卫兵」运动的控制。

1967年春,为了在学校建立政治统一性,恢复权威,独立学生组织的合并和解散越来越成为大趋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遇罗克的想法激发了倔强的学生。「四三派」中的一些成员抓住了江青的一句话,即毛泽东打算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并以遇罗克那样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一番。

有人认为,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废除了基于私有制的剥削,但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官僚特权拥有人手中,他们在理论上是被控制的社会财产的受托人。

这些批评者认为,权力拥有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将特权转移给他们的后代。因此,「文革」的目标是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摧毁新特权阶级的基础。

从对「血统论」的批判中,出现了一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分析,这种新的批判有可能打破并重新定义「文革」衍生的凶猛力量的意义结构。

在抗议歧视和拒绝具体化的阶级类别时,遇罗克和他的同志们把人的尊严和可能性放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后来的其他批评家将这一「初潮」扩展为对中国社会中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更系统化的批评。

遇罗克的著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更有力、更清晰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毛派领导人谴责「阶级出身」的文章就不足为奇了。辩论的终结,以及对遇罗克的逮捕和枪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政治的内在局限。值得注意的是,对「血统论」群众辩论的打压与重建国家政治的趋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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