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邦：缅甸高地上的山寨中国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作者：汉斯·史坦穆勒（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

译者: 杨宇豪

原文：2016. ‘Der Wa Staat: Chinas Bergfestung im Hochland Burmas’, Merkur -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isches Denken 70: 807, 28-39.

谢谢作者和译者赐稿。

佤邦是缅甸东北部一个占有与昆明市相当面积、由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统治的地区。其官方地位是缅甸联邦中的一部，而实际上该地区却由一个独立的地方武装控制。对于佤邦境内发生的事情，缅政府与政府军几乎施加不了任何影响。在诸多方面，佤邦更接近与其接壤的中国。

中国的观察家有时将佤邦戏称为「山寨中国」。「山寨」是汉语里的新词，指品牌商品的廉价仿冒。这样的东西想来是贫穷落后的山里人制造的，给买不起正品的人使用。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就能见到类似山寨「耐克」运动鞋或者山寨「古奇」手提包这样的东西。通常这类商品会与真货略存不同而很容易分辨，例如仿制「iPhone」的手机「iStone」，于是模仿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性的摹制[1]。

卡尔斯鲁尔的哲学家和媒体理论家韩禀卓（Byung-Chul Han）将这个词解释为一种超出西方「原创—仿制」对立之外的概念——它代表了中国的创造实践，在其中原创性难得起到什么作用。如此根本的不同会很快导致所谓「东方主义」的那种东西方对黑白对立的成见：这种成见往往鄙视复制，觉得「中国人就喜欢抄袭」。即使这种仿制可以被正面地重新解读，解读也是发生在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和关系中，于是这种解读也常常是情绪化的模糊表达。对仿冒商品如是，对佤邦亦复如是。

于是中国的博主和新闻记者将缅甸的一个叛军领地称为「山寨中国」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廉价仿制品。而佤邦内的很多东西确实也就像它旁边巨大邻国的破旧的映像：虽然讲自己语言的佤族是佤邦的主要居民（佤语属南亚语系，同汉语截然不同），汉语官话还是这个区域的通用语和官方语言。

行政单位和官僚都有中文名称或头衔，直接从中国的相应机构中借来，比如书记、办公室、部长和委员会。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水和道路等等基本是中国公司所建，通常它们还会从中国派来工头。手机网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运营的。流通的是人民币。中国公司还经营矿业、橡胶业、烟草种植、超市和旅馆。中国向统治这里的佤邦联合军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援。据说支援的物资中除了旧的制服也有武装直升机，即使——或者应该说因此——佤邦武装是缅甸所有少数民族叛军中最强大的一支。[2]

因此这个“山寨中国”就不只是一个滑稽的中国仿制品，也是潜在的危险品。

佤邦军队的强大力量要归因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即位于中国和缅甸影响区域中间的缓冲地带）、金三角的鸦片生产、以及多种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佤邦军队的前身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学习了中国军人和志愿者传授的毛泽东军事理论。除了中国的援助，本地的鸦片种植是几十年间佤邦军队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近十年来，鸦片种植几乎完全被取缔，其中除了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对佤邦军队施加的压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禁止毒品生产和流通是佤邦争取认可与合法性的中心手段，也是争取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手段。为替代罂粟，佤邦在二十年来强力推广茶、烟草和橡胶一类的经济作物，并着力吸引投资，尤其是中国的。因此佤邦还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支持。

缅甸的佤邦想要完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副产品。并且毫无疑问，它确实在中国和缅甸都被认为是这样，即使是山寨版的中国。但中缅边境上的这片山区可以向我们展示更多这个地区多样的、另类的现代性。

西方经常用自己衡量中国。对中国，「西方」最不安的是中国并不抄袭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还有人权的概念。在愈二百年的接触里中国所模仿的西方现代化，也是其他社会学习的蓝本，尤其是第三世界。

对于中国的这个邻邦，「向中国学习」也总是意味着「与中国相处」。同受中国影响的其他边缘地区一样，佤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平行发展，并且交织与其中。从「山寨中国」这个比喻出发，本文将深入分析几个这样平行与交织的案例。

佤邦想要做微缩版的中国，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廉价仿品，可事实上这里的居民从来也不是就被动地接受中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相对自治的政权，佤邦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从上世纪后半叶学习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到近二十年来模仿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资本主义都在佤族地区找到了他们各自的土壤。两者都不只关乎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自然更缘于同中国不可避免的紧密关系。因此，佤邦的情形就既是个案也是一种对照。即，从本土历史中的具体案例出发，将其置于另外的比较框架下重新审视。

第一种山寨：过去的自治

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南部与边缘的很多社区都有山寨。在中央政权不能及或者力量微弱的地方，这样的寨子有防御的功能。在很多地区这样的寨子保护居民免受邻近部族或者军阀势力的侵扰，同时也为叛乱武装或者起义军队提供庇护以及向周遭乡村或平原地区进攻的据点[3]。

阿佤山腹地的居民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还生活在农村，这些村落有栅栏和沟渠环绕（Fiskesj? 2001）。几个部族生活在同一个寨子里，有时几个村子会环绕成一个大寨。在与邻近寨子频繁的武装冲突中这些寨子提供能保护，也是撤退的后方。到四五十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来到这片区域，这些寨子便慢慢失去其战争功能。

一直到那时佤族都是一个「无国家」的社会。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 2009）将南亚山区的这些社会描述为「逃避集团」，他们向高地撤退以躲避山谷里的国家势力。而实际上这个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地区寨子和坝子（山谷和平原）的对立：国家或者王权将自己限制在谷区，其中农民灌溉稻田，世界性的宗教和他们神圣的经文广泛传播，稳定的交通网络使得官僚机制和税收得以运行。在山区则相反，少数民族生活在迁徙的部落里，刀耕火种，信万物有灵的宗教，并保持相对的自治与平等。

因此山区和谷地的关系就成为了研究这个东南亚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从阿萨姆邦的高地一直讨论到老挝和越南。

但即便佤族明显是典型的山区居民，传统的佤族社会也不能被称为「逃离集团」。原因是佤族并没有躲避周围的国家，不是进山逃离国家的统治，相反他们时常扫荡旁边的掸邦，有时还会俘虏奴隶。以山寨为据点，他们还会对周围的村落实施报复。扫荡和报复也被用来猎头——敌人尸体的头骨是每年播种前祈年仪式所必须的。因此一直到1950年前后佤族仍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有时还会掠夺周边的社群。

佤族社会的自治反映也在每个人的独立上。

每个男人，也基本包括每个女人，都被当作是自力且自治的。这是一种平等的精神（Ethos），建立于一种荣誉准则和道德规范之上。（Fiskesj? 2010: 244）

氏族和村落间的斗争是为了复仇，其终极目的总是维护个人和地区的自治。山寨因此是复仇政治的单元，这样的组织最终确保了相对的政治平衡。[4]

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下佤族山区一直保持着自治。殖民官员确实进行过几次对佤族山区的考察（最早在1891年），但结论是没有必要与佤族为敌。他们被认为既没有威胁（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地区猎头），也没有被纳入殖民管控的价值（因为他们除了鸦片和牛角从没出口过什么，除了盐也不进口什么）。（Harvey 1933: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佤族依然免于卷入战火。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殖民政府即与一群年轻的缅甸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缅甸独立的谈判。1947年2月Aung San（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等人向缅北的少数民族代表承诺了自决权，而佤族同其他几个民族则不在协商中。

因此另外召集使团（前方地区调查委员会，Frontier Areas Committee of Enquiry）与这些民族的代表交涉。四名佤族代表参与了与这个委员会的会面，却显然没有什么话好说。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佤族是否准备与掸族等其他民族结为联盟，一个佤族首领表示：佤族宁愿继续像从前一样生活，独立于其他人。

后来的缅甸总理钦纽也在委员会中。他问一名佤族代表是否不愿接受学校、衣物、好的食品、住宅还有医院。佤族首领坤赛（Hkun Sai）回答：

我们是很野性的人，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委员会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再邀请佤族参加讨论，因为“他们中没有谁能为缅甸立宪做什么事。”出于同样的考虑，佤族山区应继续作为掸邦一部管治。

由于新独立的缅甸和掸邦都缺乏资源，这种管治开始只存在于纸上。然而边境委员会已经开始谋划现代军队对佤族山区的渗透并终结佤族的自治。但直到那时佤族村落和氏族还生活在相互间和相对于邻近民族（掸、拉祜、汉、缅）的自治。佤族想在同委员会的谈判中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样子，但他们也是令人恐惧的猎头者。实际上，山寨间的复仇行动和对山谷的扫荡是佤族得以自治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山寨：毛泽东思想

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个地区节节推进的现代化军队标志着佤族旧有山寨和政治自治的终结。早在缅甸独立谈判期间，缅甸各地上至掸邦的山地就开始出现毛泽东式的游击队。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缅政府以系统地训练农村军事组织的方式对抗他们。

在东北山区里的还有在内战中战败撤退到这里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统一边境。1950年和1951年，共产党的部队来到佤族山区，建立军营，着手安抚阿佤山中国境内的部分。在佤族山区国境线长期是开放的，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的军营常常就在互相可见的距离内对峙。中国和缅甸1960年完成了边界划定，这个边界一直保持至今。今日佤邦的大部分区域在1960年前都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佤族的首领也与中国军人常有接触。

很多如今在佤山缅甸一边的佤族首领仍然和共产党的军队保持联系。自1960年勘定边界后，中国的边防士兵便开始训练佤族人游击战术。共产党部队在本地佤族与敌对氏族、国民党部队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为期提供支持。在后来的六十年代，游击队在很多佤族聚居区内发展，其中多数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在佤山边缘的少数聚落也接受缅甸军队的支持，后者最终渗透进了佤族山区。1968年到1969年间由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领导的缅军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赶进了这些山区。缅甸共产党很快与当地集团结为联盟，特别是与佤族游击队。同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督导，这时中国已经开始直接支持缅甸共产党。

之后的两年佤族游击队成为了缅甸共产党武装的重要部分，同缅甸军队及中国国民党残部战斗。处于军队的底层，他们经常与缅甸共产党上层的缅族精英有冲突。对于组织佤族人，弥合佤族士兵与缅族精英的分歧，毛泽东的方式非常高效。

在某些方面这种革命精英和下层士兵的对立正是毛派革命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的战争和组织思想的核心即是从其中发展而来。比如「群众路线」就是说每个党的干部都要站到群众的「路线」上，而且只有从那之中通过与群众不断的互动革命才得以继续。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学到，要务实地避免与地方力量和「旧势力」（秘密社团、氏族组织、军阀等）发生冲突。这种实用主义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能被看作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6]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之外，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军事组织和战争中化得以实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战争对佤族山区现代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佤族山区，1989年也是跨时代的一年。铁幕在欧洲垮掉的前几个月前，佤族军官发动对缅甸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在之后不久建立了一支新的独立武装和政府。这次政变的基础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

毛泽东死后，中国高层对国外毛派游击队的支持迅速降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开始改善，而缅甸共产党至此只能自力维持。同时缅甸共产党中缅族精英与佤族下层士兵的矛盾加剧。缅族军官在指挥部发号施令的时候，佤族使命在同缅军进行残酷的战斗。对于党内的缅族领导，以及他们对群众的傲慢态度，佤族士兵的怨恨一直在加深。

矛盾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本地的罂粟种植。缅甸共产党多部长期依赖鸦片生产提供经济收入。中国的援助中断后，毒品贸易和毒品生产中课取的税收就成为缅军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缅族领导也尝试过以强硬手段规范毒品贸易，但这些手段更加剧了他们与非缅族的下层士兵的矛盾。

1989年3月，彭家声领导缅共中的汉族部队首先在邻近的果敢地区起义。缅共领导的佤族部队随即被派遣前去镇压。佤族部队抗命，相反却占领了缅共在邦桑的总部。他们烧毁了总部内所有的文件和情报，并将那些缅族的领导逐出缅中边境。同一天他们改名为「佤邦联合军」，鲍有祥被选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并任「佤邦联合党」总书记。

最初佤邦军政府的领导担心中国对他们政变可能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则这是接收了他们驱逐的前缅共干部——这些人中大多现在平静地生活在中国。基于佤邦官员（他们多数能讲流利的汉语）过去与中国的联系，佤邦同中国的关系很快正常化。

第三种山寨：威权资本主义

佤军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罂粟种植。这一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关系——当时毒品生产在中国被当作是对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终结后佤邦仍然依赖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而禁毒则是为了佤邦在争取承认与合法性过程中的声誉，主要是中国的认可。

佤军司令鲍有祥公开表示，以人头担保，2005年前佤邦彻底停止鸦片种植。（人头担保也在影射佤族过去猎头的习俗）事实上佤军打击罂粟的行动也相当成功。佤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罂粟种子，田里的罂粟往往一律割除。

对农民来说，罂粟种植的结束带来了不少痛苦。虽然佤军帮助进行替代种植——包括橡胶、烟草和茶叶——一段时间内很多农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橡胶、烟草和茶叶要至少一年才能收割。替代种植通常以大规模计划，本地农民由之失去土地。要么土地交给制定这些计划的军队，要么地权被出让给投资者。

同时，军队又向（主要是中国的）投资者授予更多的矿产开采权。很多小型的山区矿场开始开采煤炭、矾土和锡矿。包括一个庞大的锡矿在内，还有几个大型矿场由佤军掌握。多数矿石被运往中国。根据最近的报道，佤邦的锡产量在几年内快速上升，以至对整个地区锡的价格都有影响。（Martov 2016）

近年中国商人在佤邦不多的几个小城里开设越来越多的宾馆、赌场、舞厅和商店。本地的小贩和商店销售和在云南的商店一样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佤邦最大的赌场位于其首府邦桑的城中心，有500名雇员，设多间游戏厅和歌厅，可以玩扑克、麻将、二十一点、老虎机等，另有两间餐厅。一些佤族，主要是佤邦领导的亲戚，也会参股这些公司，或者经营自己的宾馆和饭店。

迄今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2015年中国的一个投资集团。该集团于2015年夏与佤邦政府签订了涵盖多个方面的协议，其核心是在中缅边境的岩城（位于佤邦勐冒县，号主注）建立一个「特别经济区」。在艰难的条件下，2015年7月此地开始建设一个有居民区、医院和广场的小城。

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平地，很多整座的山丘都要被夷平。几个月间，各种建筑公司带来了无数的机械和工人。2015年9月佤邦和中国的边境上经常堵车，几百辆卡车和拖拉机要在边境上等候数日才能进入佤邦。

这些建筑工地也雇佣了成百上千的本地工人，他们一般由佤邦官员直接在自己的村子里招募。很多佤族工人不习惯中国公司严格的规定和作息，也不理解中国工长对他们的指令。因此冲突时有发生，而佤邦军队不得不在其中调解。作为当地权贵的客人，我须避免直接调查此事，但我听说2015年的夏天工地上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本地工人成群地参与斗殴然后步行回到自己村庄。

这个群体是当今中国「大起大落」的故事中很好的代表：这个群体背后是「e租宝」公司的总裁；「e租宝」只用一年（2014—2015）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网络「点对点」（P2P）信贷交易市场。它为个人借贷者与贷款人提供交易平台，仅收取低廉的转账费用。这个公司的单日线上营业额在2015年5月的时候达到了五十亿元人民币。基本上，这个公司只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了不通过银行而直接交易的网上平台，然而该公司大部分交易在2015年12月被发现并未被执行。不久公司总裁及一系列董事及经理被逮捕。这让在「e租宝」投资的无数的中国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吴红毓然 2015）。佤邦的建筑项目随即停工，机械、工头和经理们很快就消失了。[7]邦桑的电视台还有岩城的「经济特区」只能靠烂尾楼纪念那项巨大投资的短暂停留。

这样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对贸易和基础设施的小型投资，以及规划中的经济特区代表了中国资本经济的各种形式。对于佤邦的地方威权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依旧是标杆——当然一个巨大的邻邦本身就有重要的影响。这很难证明，但我认为威权的资本经济在这里的社会影响应该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也就是说，相对的社会不平等急剧上升，但相比过去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政府和军队中的社会上层就像是中国商人的雇主，为他们提供方便。佤邦的层级建立于军队的层级之上，行政体系只在最近一二十年才慢慢开始形成。来自中国的经济投资和音响不一定帮助文职政府的发展，反之有可能天增军政府的集权。

第四种山寨：现代国家的「真实性」

「我们是中国的非洲」，一名佤邦官员2015年夏天对我说。而事实上佤邦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中国的「新殖民地」。就像殖民地的情形：殖民中心的体系在殖民地并不完全被采纳。毛泽东式的国家以及当下威权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区域同样明显，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照搬中国，而是印上了本地色彩。佤邦不应该被视为那种没有主权和国家机构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

到目前为止有一点是清楚的，佤邦的居民一直是务实的。在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环境中，一些人明白了如何做出改变，无论对于他们在中国和缅甸中间的位置，他们对本地罂粟种植的政策，或是他们与中国商人的生意。本地社会中形成了阶层与巨大的不平等，但学会务实的远不只是党内精英。同时由于他们共同面对的新的民族身份，本地社会中任何的对立都变得缓和而可以接受。

很多佤族年轻人参与了这种佤族身份的建构。无论对于佤邦官僚还是文化人，甚至年轻人，「佤族文化」和「佤族传统」都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广泛流行佤语歌曲，以佤语进行讨论。

其中一个核心话题就是「什么才是佤族」。这个话题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为佤邦的（相对的）主权辩护。佤军也活跃地投入文化工作中：在佤邦的没个地区都有宣传队，佤邦设立了多个本地电视台（以佤语、傣语、汉语、缅语播报），几个政府部门也建了网站。网上有无数帅气的佤族士兵和俊俏的佤族姑娘的视频。这些表现「国与民」的东西为佤邦的主权与合法性提供依据，而佤邦就被认为正式佤族的代表。佤族建立独立国家的不可能与佤邦政体的脆弱使这种主权与正当性的焦虑更显得紧迫。

这样的努力在很多方面同其他一些彻底难以实现的民族主义运动非常相似。历史学家杜赞奇从很新颖的角度描写了「满洲国」的民族主义。在一些方面，日本1930年代在中国东北扶植的这个伪政权被满洲贵族认定为失败的。然而杜赞奇强调这些如此不可能实现的「民族主义」仍然反映了现代民族主义几个普遍的核心原则（杜赞奇 2004）。杜赞奇首要强调的是「民族性」[8]与主权的关系：越是在没有希望取得民族主权的地方，这种对「真实地」代表「国与民」并以之为现代统治合法性基础的要求就愈加迫切。

这与如今佤邦的情形尤为相近：佤邦毫无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它在缅甸联邦的地位也受质疑。除此之外，它还要相对依赖中国。而很多人确实在讨论什么是「真实的佤族文化」。

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歌唱佤军士兵歌曲的视频或是传统舞蹈的视频，这个时候“民族性”与主权经常被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要说，「真的」普通的佤族——也就是在佤邦、中国还有其他地方赤贫的佤族——就是实际上组成佤邦的人，也是佤邦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这种提供正当性的做法在一些观察家那里被斥为犬儒的政治宣传：西方与中国的媒体常将佤邦描绘为一群军阀的个人势力。这样的描绘直接否定了前文那些「真实佤文化之代表」，而「代表」一说也为生活在中国、泰国、缅甸的离散佤族所支持。

云南沧源翁丁佤族部落（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小结

佤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廉价复制。然而，「山寨」一词的寓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重新诠释。就像当今中国互联网上说「山寨产品」一样，说佤邦是「山寨中国」也涵有仿制矛盾的意义。

一方面，说它只是劣等的仿制品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另一方面，有时这种劣等的地位也可以被利用——至少这种处境必须面对。在这种处境中，中国的山寨文化有一种自嘲的味道，而处于相似劣等地位的佤邦从它自治结束的1950年代就开始创造性地模仿中国。

在1950年代前，佤族确实就生活在山寨里。在缅甸和中国的影响下，他们的战略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经历了军事组织和游击队，转变为现代军政府。这个军事国家一个特点是，几十年间它都以中国的支援和鸦片贸易的收入为计。

最近十年，罂粟种植被经济作物（烟草、橡胶、咖啡）取代。替代种植的一大部分都由中国投资，矿场、商场、零售与酒店等也一样。中国“党—国家”的威权资本主义在这里被一个军事国家借鉴。

虽然佤邦的军人独裁领导尽可能地利用其位于中缅间缓冲带的地缘政治地位，但佤邦的体制不能被简单化为战争、毒品和中国影响的结果。佤族知识分子，无论在佤邦、中国、缅甸、或泰国，因此广泛传播佤族“真实的”文化和形象。这种「真实性」一方面就是在为佤邦相对的主权辩护。

中国边缘的地区模仿毛泽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绝不能同它们与中国不能避免的紧密联系分开来看，这种模仿也因此总是有多重意义——佤族从来不是直接地接受毛泽东思想或者资本主义。其实中国自己的情形也类似。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被当作是「山寨马克思主义」，而其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也有中国的印记。不能说中国的这些实践仅仅是简单的抄袭——不能说中国习惯于抄袭，而「民族性」没有扮演任何角色。[9]相反它们是创造性的模仿，政治领域内这样的模仿一直在进行。中国旧时代的山寨也如此，帝国的缩影，有时却也反抗帝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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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的脚注

[1] 2010年Mareile Flitsch与她的同事在苏黎士V?lkerkundemuseum博物馆策划了展览「造假的艺术」，其中也重点展出了很多山寨艺术品的有趣实例, 见Wu 2010。

[2] 没有可靠证据可以证实中国确实为佤军提供过军事援助。佤军也否认了中国供给武装直升机的说法。

[3] 中国有无数农民起义与反抗的案例，多数是救世主式的运动，并以山寨为据点。例如tenHaar (1998:236ff)对大别山地区1750至1752年农民起义的研究。

[4] 因此传统的世仇政治产生「无政府的秩序」，如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对苏丹努尔人的「裂变世系系统」的描述（1940）。

[5] 见Kramer（2007:9-10）

[6] 陈永发在他写中国革命的书中强调了共产党军队「有限的区别对待」和对群众的「地方性动员」。此二种概念指的都是运动中的实用主义：要区别对待敌友，但区别是有限度的，要在一定的框架内；要给予各地的利益与个人的关系动员群众个人和组织。陈永发在一篇文章（1995）中阐述了，虽然共产党自己拒绝鸦片，共产党在延安的经济大部分都靠对鸦片种植的税收支撑。务实因此并不是说要放弃革命理想。具体地说，共产党至少在自己的队伍里完全禁止吸食鸦片。在这个方面，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为了缅甸共产党和佤族军队的榜样。

[7] 和在别处一样，那个投资集团也拖欠了这里工人的工资。一些博客称，她仍对佤邦的工人负有1.7亿元人民币欠款。

[8] 这里所说的「民族性」一般译作「真实性」，英文为「authenticity」，在此处为方便理解译为「民族性」，指的是比如「地道的佤族」中关于「地道」、「真实」的想法。

[9] 这也是韩禀卓（Byung-Chul Han）「山寨」一文（2011）的中心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