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研究中国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https://www.linkedin.com/in/le-cui-a95099153/

恐同教材是中国高校制度性恐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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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当我还在广东一所大学任教时,有次我在性别议题的教学中提到了同性恋。下课后,一个女生站在教室门口怯怯地问我:“老师,你看到同性恋不害怕吗?”

她并不知道她面对的是一个同性恋教师,那时的我还不敢出柜。

我的学生对同性恋的恐惧并不值得意外,日常的校园生活中看不到任何真实的同性恋,大量教材以“性变态、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来定义这一身份。

对同性恋心怀恐惧的不只是学生,用于师资培训的恐同教材还会塑造恐同的教师。在我2013年入职高校前,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规定参加了岗前培训。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学》(广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罗列的“大学生常见的心理疾病”中,“同性恋”被认定为“性变态”之一,“应该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改变病态行为,而不是将他们简单地除名了事”。

还好有一些学生在推动改变。2015年,大学生秋白因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以败诉告终。2017年,大学生西西因恐同教材起诉高校出版社,历时三年,本月一审败诉。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0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西西案中的法院仍然认为教材中“同性恋是病”不属于“知识性差错”,大量教材中病理化、污名化同性恋的话语仍然无法得到高校、出版社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

西西 Source: AFP

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对于教师来说,照本宣科会强化同性恋污名,被认为发表歧视言论,可能遭到学生的反对;不按照教材的立场教学,或发表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言论,可能会被保守的高校领导层认为违反教学纪律,遭到行政处分。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而导致偏见、歧视甚至霸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

恐同教材并不仅仅是教材编写和出版的问题,而应视为高校制度性恐同(institutional homophobia)的一部分。中国高校往往通过教学与行政管理,强化异性恋作为唯一正统的规范,漠视或压制任何非异性恋的身份与实践。除了在教学中污名化或忽略同性恋,制度性恐同还体现在高校日常的学生管理中。

201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女同性恋学生在校园向女友公开求婚后,受到所在学院党委书记的盘问,被认为造成不良影响,被威胁扣押毕业证。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园举起“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的标语,校方保持了沉默,没有发表任何谴责。当高校领导层压制同性恋学生的可见度,或纵容学生的恐同行为时,进一步强化了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

高校的制度性恐同还体现在对同志学生社团的限制。根据China SOGIE Youth Network 2019年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社团发展情况调研》,LGBT+社团在开展活动时,时常遭遇校内行政人员与校外人员的干预。这包括:以各种理由拒绝社团注册申请, 取消社团注册资格;审查活动形式和议题,拒绝场地申请,中途叫停活动;控制社团的宣传途径,审查宣传内容。

恐同的校园环境会对性少数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由公益机构“同语”201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2077名中国性与性别少数学生调查显示,只有11.07%的学生在校园完全出柜,23%的学生报告在过去一年因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而成绩下降。由北京师范大学学者2019年发表的一项针对732名LGBTQ学生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的校园都不是对LGBTQ学生友善和包容的,LGBTQ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约有85%的学生感到过抑郁,40%的学生有过自杀想法。

另一群在校园里需要隐藏身份的是同性恋教师。我的博士研究访谈了40位中国高校的男同性恋教师,他们大多数需以异性婚姻或虚构女友来伪装异性恋。一些教师认为他们需要比异性恋教师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出色的研究产出应对身份暴露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进行同性恋议题的教学时,许多教师只是一带而过,或有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以避免身份暴露、学生反对或违反教学纪律。一些从事同性恋研究的教师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意保持低调,有的则出于对学术发表与申请资助的顾虑而放弃研究。

可以想象,高校的制度性恐同会损害中国高校的国际形象与国际竞争力。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本月公布的2021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高校无论从最高名次还是入围数量上,都再创新高。这一排名主要依据是高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产出、收入与引用率。与之对比鲜明的是,由欧美多所高校与机构今年三月发布的全球“学术自由指数”(Academic Freedom Index报告显示,中国位列学术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报告对“学术自由”的定义包含了“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学术、文化与政治表达的自由”,以及校园多大程度上免于监控与干涉。

对于大学生来说,相比教授的科研发表,与个人体验更加相关的是一所大学的校园氛围,以及被如何对待、能否自由地求知与表达——这些都反映出、并受限于高校的学术自由度。一所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高校能够保障同性恋议题的教学与研究正常进行,以及相关的言论表达与社团活动不受干扰。学术自由为批判性地反思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空间,当然,并不意味着纵容暴力和歧视性言论。中国高校想要提升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形象,需要推进高校的包容(inclusiveness)、多元与公正,杜绝基于性与性别身份的歧视。

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学者指出,校园中的恐同事件不应只是被视为孤立的个案,而应检视导致恐同事件发生的制度与环境;对LGBT学生的支持也不应仅限于个体化(individualist) 的关爱,而是要推动校园环境的制度性改变(institutional change)。这可以包括:颁布反歧视的校园政策,在课程中纳入能体现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教学内容,对教师开展相关培训,支持LGBT学生社团开展活动,提供无性别卫生间等等。

对于中国高校来说,这些建议也许并不现实——如果我们的教材还不能承认同性恋不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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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已决定上诉,请持续关注此案。本文开放转载,如果你希望表达对西西的支持,欢迎将本文转载至自媒体或个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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