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研究中国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https://www.linkedin.com/in/le-cui-a95099153/

对于同性恋留学生,出国真的让一切变容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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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新西兰留学前,作为一个男同性恋,我对那里有许多美好幻想。我以为终于可以逃离中国的压抑环境,无拘无束做自己,不必再为同志身份而困扰。毕竟,根据旅行指南Lonely Planet 2014年发布的“最同志友善的地方”排名,新西兰位列全球第二。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太天真了。

当然,对同性恋来说,新西兰整体而言确实是自由友善的。以我就读的奥克兰大学为例,校方对性与性别少数身份的师生非常支持。第一天到校园报到,在留学生办公室我就看到了窗户上醒目的彩虹海报。

图书馆门口则是一个巨大的海报和标语:“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障歧视、年龄歧视、恐同、恐跨零容忍”。

办理入学手续需要填报个人信息。在“性别”(gender)栏,除了“M(Male)、F(Female)”之外,还有“X(diverse)”选项。另一项填报的身份信息是:“你是否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间性人或毛利同性恋等?”(Do you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intersex or Takatāpui (LGBTQITakatāpui+)?)

 这个问题旁提供了一个链接,解释为何收集这一信息。奥克兰大学致力于支持性与性别少数师生,使他们免于被歧视和边缘化。在保护身份隐私的前提下,收集关于性与性别身份的信息有助于大学了解师生的多样性,决定提供何种类型的支持与服务。

 这一信息还用于大学的社群建设。2019年4月,奥大“LGBTI师生网络”更名为“LGBTQITakatāpui+师生网络”。“LGBTQITakatāpui+”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间性人、毛利同性恋(Takatāpui),以及其他太平洋地区的性与性别少数身份。更名是为了彰显性与性别身份的多样性,提升毛利身份在大学不同层面工作中的可见度。LGBTQITakatāpui+师生网络由大学负责公正事务的部门(Equity Office)领导,定期邀请成员参与会议,推进性与性别方面的多元与公正。

尽管大学的官方政策为我带来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我并非对自己的身份全无顾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生活和社交的很大一部分是面向当地的华人社群。不少华人社群成员对性与性别的多样性的理解相当有限。

2019年,一则题为《停止在新西兰学校进行跨性别教学》的请愿书被很多当地华人转发到微信群和朋友圈。请愿书要求新西兰议会敦促教育部删除性教育中关于多元性别的教育。不少华人家长担心孩子接受了性教育后会被“灌输同性恋意识”,呼吁抵制“同性恋教育”。这场风波体现出相当一部分华人家长对新西兰性教育的误解,以及对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无知与偏见。

我曾经在奥克兰一家主要面向华裔孩子的教育机构兼职教授汉语,机构的负责人“建议”我不要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以免影响到机构的生源和市场。为了不影响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同意了。这让我感到荒诞与可笑——在中国,作为高校教师我曾经公开出柜,支持性少数学生因“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而在新西兰,一个我以为更自由的地方,我却要回到柜子里。

 在新西兰,教会是华人重要的社交网络之一,联结和凝聚了大批华人。一些华人朋友邀我参加教会活动。在这些场合,每当提及婚恋时,被推崇和赞美的都是异性恋的婚姻与家庭。我听到他们有的对新西兰的同性婚姻嗤之以鼻、斥为“异端”,有的在解读圣经时倡导保守的性别意识形态。譬如,亚当和夏娃创世纪证明一男一女才是自然的;女性是男性的辅佐,这样的家庭才是稳固的。这些言论常常让我如芒在背,当大家在分享各自的生活时,我像是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

 另一个我需要隐藏身份的对象,是华人房东。在当地华人同志圈,常能听到同志情侣被华人房东发现身份后下逐客令的经历。我很难判断我的房东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我是否会因此遭受偏见或不公平对待。因此,和前任一起来新西兰时,我跟房东介绍说是我的“好朋友”。为了避免风险,我往往在与房东的接触中保持距离,回避袒露私生活。

 在华人社群中,我密切接触、身为一员的群体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社群。作为博士生,一个我被频繁问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你做什么研究”。受我个人的同志身份与职场经历的影响,我的研究选题是关于中国高校里男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因此,对于我来说,诚实地说出研究话题与研究动机,无可避免要出柜。

 在与一些中国留学生同学的交流中,我常常会得到一些意外的反馈。有次我在学院微信群里说出研究选题后,一位同学转发了一则两只同性公乌龟交配的搞笑新闻。

 有人会预设我是以异性恋身份来研究同性恋,需要注意防范同性恋的不良影响——“做这种研究,你小心被掰弯了”。

 一些反馈是出于对同性恋的无知和好奇——“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同性恋容易得艾滋病”;“中国有同性恋教师吗”。

 一些问题是出于对我的私生活的关心或猎奇——“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女孩(惋惜的语气)”;“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时,是扮演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你‘那个’(性交)的时候是什么角色”;“你未来打算要孩子吗?可能你很难有正常的生活(同情语气)。”

 还有对我的导师(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学者)和其他教师的性别气质的评论——“你导师看着挺正常的,R老师看着好娘啊,他结婚了吗?他是不是也是gay?”

 在与这些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常常为他们对性与性别议题的无知感到惊讶。尽管他们大多是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博士生,并且生活在新西兰这样一个性少数可见度并不低的国度,他们对传统的性与性别规范缺乏必要的批判性思考。

 他们的话语往往暗含着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预设——默认所有人都是异性恋;异性恋是优等的、“正常”的,同性恋是次等的、反常的;作为一个男人,性别气质应该是阳刚的,欲望对象指向异性;结婚生育才是“正常”的人生选择。这种异性恋视角也体现在他们对同性亲密关系的理解中,似乎同性情侣的关系和性一定是像很多异性恋那样区分“角色”的。

 这些话语时常让我觉得不舒服。作为同性恋,我似乎是一个有缺陷、不“正常”、偏离主流“标准”的异类。那些对我的惋惜和同情,尽管出于关心,无意中流露出来自异性恋的优越感。

 我常常不知该作何反应。如果直接表达不满,或指出话语背后的问题,可能会损害人际关系,被认为“过度敏感”。他们大多是我的同学、朋友,我相信他们无意冒犯我,支持我的身份认同和生活选择。因此我很难将这些话语简单视为“歧视”,更愿意相信是他们对主流观念缺乏反思。

 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是如此强大而又细微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觉察出这背后的霸权与不公。异性恋者往往需要足够的批判思考才能意识到自身所享有的特权。然而,如果我只是默默消化我的不满,很难让对方意识到我的感受并反思话语的不妥,我是在默认和纵容异性恋规范的运作逻辑。

 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和承受的,可以被视为“微冒犯”(microaggression)。美国学者Nadal 将其定义为“日常言语、行为或环境中的简略而常见的冒犯,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传达出对受压迫群体成员的敌意、贬损、轻视或侮辱”。美国性少数青年经历的微冒犯包括使用异性恋中心的话语、支持异性恋规范的文化、否认异性恋中心的现实、预设性少数是病态或反常等等。Nadal 把基于性倾向的微冒犯对性少数青年的伤害形容为“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也许正因为许多当地华人对同性恋的理解相对有限,我所认识的同性恋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隐藏身份,以免被社群边缘化。作为公开出柜的中国留学生,我于是显得格外“高调张扬”。学院一位毛利族裔的学生会主席说我很“有名”,是她迄今为止知道的唯一公开出柜的中国学生。我想,如果我仅仅因为不隐瞒性倾向就变得“有名”,正说明我们的校园还不够多元与友善,同性恋身份的中国留学生的可见度还很匮乏,想要出柜仍然面临压力。

 我的经历并非个例。奥克兰大学学者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访谈了本校LGBTTIQA+学生的校园经历,在学生们的叙述中发现了一个矛盾——“既安全又不安全”(Safe but not safe)。一方面,大学的“零歧视”政策、彩虹贴纸与海报让LGBTTIQA+学生感到被支持;另一方面,学生们仍然会遭受辱骂、歧视,需要忐忑不安地考量是否公开身份。研究者认为,尽管大学通过官方政策公开声明其对LGBTTIQA+学生的支持,但其承诺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仍然有待真正落实。

校园里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经历有其共性,但对于留学生而言,其经历又有其特殊性。美国学者指出,LGBT留学生如果来自其身份不被认可的国家,会面临与身份认同、出柜、回国有关的独特挑战。确实,我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生活方向感到迷茫,为毕业后是去是留而纠结。一方面,国外自由友善的环境令人留恋,回国往往意味着重新回到“柜子”;另一方面,在异国他乡艰难打拼、站稳脚跟阻力重重,回国更容易获得职业发展。这种迷茫与纠结可能会严重到难以承受,我在读博第一年甚至一度有退学的打算。

 尽管同性恋身份为我的留学生活带来许多挑战,边缘身份的视角也让我收获很多独特的风景。在我所就读的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我受邀担任公正委员会(equity committee)“彩虹代表”(rainbow representative),负责反映性少数学生的需求,推进学院的多元性别公正。除了同性恋身份之外,我的“中国人”、“留学生”等其他身份让我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性少数学生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感同身受,从而能够更加细致地照顾到不同群体的需求。

 踏上新西兰的土地已经将近三年,回头看,还好我坚持了下来。重要的是,我没有忘记为什么开启这段旅程。我将持续不断地通过学术研究、公共写作、公益参与等不同的方式为我所在的社群发出声音,反抗异性恋规范。

 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我已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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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之后:被处分的同性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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