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湉

願盡早逃離。

HKU需要被内地生拯救?——作为拓殖者的内地生群体在港身份认同与话语表述的剖析


昨晚的一篇《港大依旧可爱》,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同时引起了本地生与内地生反感的效应,亦是最近一段时间鲜见。反应的激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文和平台“薄扶林学社”试图冲破既定二元对立的同温层的努力。总体来说,《港大依旧可爱》这篇文章,相较于公众号“何以明德”所发出的一系列极具情绪化与煽动性,并试图通过文章煽动出的本地生与内地生之间急速拉高的对立关系以谋求对港大校园政治与校园事物介入的动机性极强的文章而言,有着更为温和和理性的立场。

尽管如此,该文的出发点仍不脱“大中华主义”视域,并以之谋求与价值观极度相似,且相互认同极高的港大内地生群体的关注。受众的设定使得这篇文章很难获得与这一已预设立场之外的人共鸣。并且在审查制度的干预下,难以触及“事件”,只能以不痛不痒的“观点”呈现,最终变成了对立阵营两方都敬谢不敏的陈词滥调。

笔者昨日深夜看到这篇文章,亦对这篇文章看似“两面讨好”的论述震惊不已。并在震惊之余将该文的立场批驳为“拓殖者的虚伪论述”,“一方面显示出了对弱势反抗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触及殖民体系与拓殖者群体内认同关系的底线以致遭到拓殖者的绝罚”,因此“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东方主义式的陈词滥调”。

不过细致读来,《港大依旧可爱》这篇文章所暴露的问题,与其说是作者有意捍卫香港再殖民体系的既定结构,不如说是在审查机制的异化下所进行的无可奈何的“话语协商”(discursive compromise)的结果。话语协商本身带来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造成了文章本身难以抗拒的诠释上的混昧(ambiguity),这也是这篇文章之所以看起来“两面讨好”,但在二元对立的双方建立在自身立场上的“诠释”之后,变得“两面不讨好”的原因。话语协商本身带来的是多重诠释之下的话语共谋(discursive conspiracy),而身处于对抗(antagonism)话语之间(inbetween)的该文,则成为了对抗双方出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对自身话语的完全性捍卫下的排斥。在再殖民香港的语境下,“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se)的尝试变成了对立双方“再畛域”(re-territorial)论述可以操作的空间。文章本身试图传达出的观点,便被这些不断加诸其上的诠释所替代,成为了空言。



从香港的立场,或是更为具体地说,从这次港大事件中对峙双方的“本地生”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要洞悉对立另一方的“殖民者/拓殖者”——在这次事件中极为活跃的内地生的立场;那么,可以说,拓殖者的立场从这篇“好心办坏事”的文章及拓殖者对它的“回应”便能够清晰得见。

在该文出炉后不久,近期极具意见性,可谓是内地生群体KOL的公众号“何以明德”迅速发出了回应文章《当港大只剩下可爱》,一如既往地以其情绪化的方式煽动着内认同关系强大的港大内地生对《港大依旧可爱》一文的排斥情绪。

尽管对于意见性文章而言,“可爱”一词的使用显得较为草率,但如果我们从诠释的角度上,将无论是《港大依旧可爱》还是《当港大只剩下可爱》中的“可爱”一词视为是大学作为一个政治中立言论自由,鼓励各种观念互动的开放社会与思想市场的象征的话,则“可爱”一词所体现的,便是作为争论双方的两篇文章的作者对HKU的各自定位。



就《港大依旧可爱》这篇文章而言,“可爱”一词体现的是大学的开放性,是一种政治中立姿态下对立场对抗的双方的理解。并希望对抗的双方——一方面是抵制校长针对“占领立法会”群众的“谴责言论”,并要求校长下台的本地抗争者,另一方面则是捍卫校长,并谴责抗争者在抗争过程中的“暴力”,并要求学校对暴力予以禁止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内地生——都以适当方式在大学这样一个开放平台下进行意见论争的呼吁。也因此,《港大依旧可爱》一文,对双方的部分诉求都表达了理解——一方面主张停止暴力,另一方面也认为港大校长需要挺身而出面对因自己的言论造成的风波。港大之所以“依旧可爱”,其“可爱”一词“能指”了作为“开放社会与思想市场”的大学校园这一“所指”,并尝试传达自由主义对于“开放社会”的主张,关于思想与行动互动的观点。可惜的是,在“话语协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协商,及审查机制的异化下,这样的表述失焦于“话语共谋”与否的争论之中,难以呈现。

尽管如此,基于该文预设了其读者为港大内地生,并试图在内地生高度同质化的意见同温层中激起自省与共情,“协商”也因此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对话(dialogue)方式,而不至于陷入独白(monologue)的尴尬境地。然而,话语的协商却并不能带来话语的认同。《港大依旧可爱》尽管尽力尝试与内地生群体形成对话,但却换来了内地生群体KOL于极短时间内的迅速回击,而这篇回击,便是得以洞悉现阶段意见高度统一的内地生“拓殖者/定居者殖民话语”(settler colonial discourse)的最好案例。



在《港大依旧可爱》发表之后的同一天,《当港大只剩下可爱》的发表无疑成为了《港大依旧可爱》这篇文章对话尝试的失败。近日来港大内地生意见领袖的“何以明德”(原名“守护港大”)公众号,在中港学生的对抗当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港大校内冲突(7月12日)的次日,该公众号发表了《港大发生了什么?》一文,对港大校内冲突进行了“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重构,一方面忽略了港大校长张翔就立法会事件发表“谴责言论”的不合时宜性,另一方面则一味地关注示威者在示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将这种“暴力”视为对香港和对港大校园的威胁,并呼吁内地生对“暴力”奋起反抗,参与同样是内地生策划的于公共联署平台change.org上的联署。此后,该公众号又连发数文,但其矛头却已从7月12日的校内冲突升格成为了对港大校内整体的“反中”情绪的指责,并获得了大量内地生的共鸣。

向来以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状态存在于港大校园内的内地生,罕见的政治性(politicized)的发声,便已然体现出了他们在一个早已被公认的香港的“再殖民体系”(recolonisation system)中的“殖民优越性”(colonial privilege)。虽然,内地生此次的“倾巢而出”,或许与被内地生把持的港大研究生会(PGSA)被爆出财务与宪制问题上的诸多丑闻,并试图以政治风波掩盖其内部丑闻的策划与操作有关,【据此,笔者也希望关心校内事件的有心人,在聚焦中港学生冲突的同时,亦不要忘了去深挖研究生会的丑闻】但更为关键的是,煽动之下,缘何那么多内地生接受了该公众号及背后组织者的话术?缘何被大中华国族主义所收编?缘何在对香港近日抗争毫不了解亦毫不关心的前提下,就高举国族主义的大棒对之加以批判?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内地生群体在香港这个再殖民体系下身为“拓殖者/定居者”(Settler)的身份,与本地人处于权力体系下的不同位阶所致。正是不同的权力位阶(political hierarchy)与不同的身份认同(Identity),使得内地生群体身处香港时呈现了极强的内聚力,高度的内认同及对“母国”中国的高度效忠,使得他们在面对中港矛盾时,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为了中国政策与路线的背书人与执行者。

在以“何以明德”为代表的内地生群体所传递的意见中,对包括“共情”(empathy)在内的任何与“香港人”的接近都是遭到他们的抗拒的——在平常的“去政治化”的状态下,内地生自组社团,自办活动,抗拒学习广东话与繁体字等与香港社会“融合”的实践;而在冲突的“政治化”语境下,这样的区别化又被建构成为了内地生主张“遭到本土社会歧视”的反向话语,成为内地生抗争“压迫”的一种所谓的“正当性”,而在这一次的事件中,反向的“歧视话语”又有“暴力”加以赋权,仿佛针对全体内地生的暴力式的“猎巫”(witchhunt)即将发生,因而内地生不得不起而反抗。

这样的意见表达亦极为轻易地就与国家政权的暴力起到共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无法同化于当地”并被中国“收编”成为“离散中国人”的最佳理据。早在六月份,《纽约时报》就已披露了在美的“中国学联”(CSSA)组织在中国大使馆的赞助下,以组织留学生支持的方式配合包括中国领导访美和中国官方组织活动等“国家外宣”的工作(“The World’s Lamest Trojan Horse”,in New York Times, 20th,Jun.,2017),尽管纽约时报对“学联”对美国政局影响的作用充满怀疑,但“学联”至少在“团结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上效果显著,通过一种将中国留学生“内聚化”和在美国社会“弱裔化”(minorization)的组织操作,在美中国留学生始终是美国社会“难以同化”的“他者”,并在中美交恶的当下成为了美国政府迁怒的首选对象。

回到香港,“内地生学联”亦能够在内地生“抗拒同化”的态度中获得政治操作的空间,并同样以类似于在美中国“学联”的“内聚化”与“弱裔化”的操作,将在港的内地生形塑成为“难以同化”的“离散群体”。不过相较于身处“异国”的美国“学联”,在港的“内地生学联”由于香港的“再殖民”特性,得以将这一“弱裔化”的内聚群体存在的合理性表述为一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于内地生相较于本地生“成绩的优越”,“工作机会的丰富”,但本质上仍是建基于在港内地生自我的“拓殖者/定居者”的殖民优越。

之所以将在港内地生的身份定位为“拓殖者/定居者”而非“殖民者”,是因为相较于实际握有权力或财富的“殖民者”,在港内地生并不是权力与财富的“上位者”,一定程度上,在港内地生与香港的普罗大众一样,需要担负因殖民的权力与阶级结构所造成的物价腾贵与房价高企的负担,并不能享受到殖民剥削所带来的“红利”。但正因如此,内地生对中国的“效忠”亦有可能比真正的在地殖民者更为强烈——因为“拓殖者”身份可能是他们在权力位阶上优于本土居民的唯一特质,而这一特质亦是内地生成为“预备殖民者”,“殖民接班人”的未来预期的重要保障。对具有拓殖者身份的内地生而言,香港不仅是一个他们不需要去适应和融合的社会,相反,他们认为其自身所具有的殖民母国的诸多“优点”,应该成为本土大众“仿习”的对象。据此,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香港的“救星”,不仅能够像来港游客一样“拯救香港的经济”,更能将“文明”、“理性”与“秩序”带给现在这样一个“躁郁不安”的香港。因此,“拓殖者”成为了“救星”,成为了无论是港大还是香港唯一还尚存理性的人,并在长期的“沉默”之后,终于决心发声“拯救”香港。



让我们继续上文的理路,回过头来分析“可爱”一词在《当港大只剩下可爱》这一篇文章中的含义,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通过上诉对内地生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分析,不难发现,《当港大只剩下可爱》这一篇文章所要传递出的观点,即是“理性并遭到本土‘暴力’威胁”的内地生,终于决心要“反抗”并“拯救港大”的强烈意图。也因此,“可爱”之所以需要被“改变”,是因为如《港大依旧可爱》一文中所定义的大学的可爱之处,不符合他们对殖民秩序复归的追求——对于内地生而言,这种复归一方面是其在校园内身为“弱裔”的弱话语权现况下,加之对本土政治的漠不关心的对“去政治化”校园环境的追求;另一方面,亦是要复归香港持续“同化于中国”的殖民机制,以便于这些“预备殖民者”在获得权力和财富后便以通过殖民剥削的方式持续地享受到“殖民红利”;最后,这一复归亦是一种对港大的“拯救”,是拓殖者将殖民母国的“特质”引介到香港的“殖民优越性”的体现。

也因此,从“可爱”对大学校园环境的象征和诠释上来看,对于拓殖者内地生而言,“可爱”之外,大学应该成为一种去政治化,中国化,秩序化的专业技能培养基地,让内地生得以在不触及本港政治及社会议题的环境下,得以安然的从拓殖者跃升为殖民者,成为这座城市新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捍卫校长,还是谴责示威过程中的“暴力”,皆是出自于对当下极具政治化的香港对既定殖民秩序与内地生群体“岁月静好”的“去政治化”生活的撼动的排斥与反动。然而内地生的“去政治化”生活本身对殖民秩序的支持与保护,就是极为政治性的。也因此,内地生以一种极为讽刺的政治性的姿态去捍卫去政治的生活,就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性了。



那么,对本港而言,这种拓殖者的话语代表着什么呢?笔者认为,拓殖者的话语既是对现存的殖民秩序的肯定与捍卫,便与殖民秩序本身一样,成为了施加在香港普罗大众与港大校园内的本地学生抗争者的又一重“暴力”。

总体来看,作为殖民者代理人的港府的滥权与HKPF的暴行,是施压在抗争者身上的最直接的“政治暴力”;而身为大学校长,但同样亦是殖民代理人的张翔,(张翔本人于今年7月1日获封太平绅士,成为政府建制中的一环)不捍卫学生“抗争”的权利,反而在港府“谴责暴力”之后应声而动发出类似言论,则是施压在抗争者身上第二重的“话语暴力”,而拓殖者内地生,通过撕毁海报,支持校长,谴责暴力的方式以图让抗争的声音至少在校园内“被消音”,则是在抗争者身上施加了第三重的“话语剥夺的暴力”,三重暴力的层层累加,尽管是以一种力量越来越弱的方式呈现(即政治暴力>话语暴力>话语剥夺的暴力),但无疑成为了维系当下香港再殖民体系的暴力基础。

广而推之,之所以香港的“本土右翼”会对包括“单程证”在内的吸纳“新移民”的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亦是因为包括在港内地生在内的新移民,或是预备新移民本身就是再殖民体系中的一环,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涌入,对本土右翼而言,便是殖民力量源源不断的加强。基于内地生与新移民在再殖民秩序中所呈现的角色,笔者尽管身为“预备新移民”队伍中的一员,却也不难去理解本土右翼论述的合理性。虽然香港的大多数民众,皆是由中国“南渡”而来,但相较于在再殖民秩序建立之后涌入的新移民而言,过去“南渡”的中国人往往皆是因为无法忍受中国的生存环境而“逃港”,他们中的大多数多选择了“认同香港,告别中国”,成为了本港社会的一份子;但当再殖民秩序建立,“逃港”成为了不可能的选择,而此间涌入的新移民则多数是认同中国且试图在再殖民体系下攫取利益的殖民者与拓殖者,成为了当下香港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再殖民秩序的共谋。

此外,既然本文已通过对拓殖者话语的解构,指出了内地生群体心心念念的“谴责暴力”,无非是一种对殖民秩序复归渴望的呈现,那么示威过程中由示威者产生的“暴力”也因此并不具有“指摘性”。拓殖者话语的去脉络化叙事,与港府一样,将暴力事件聚焦于抗争者身上,但环顾整个抗争历程,“动用暴力”的绝非抗争者一方,如果“暴力”本身在道德层面上具有负面意义,那掌权者所施加的“政治暴力”与“话语暴力”,远远应比抗争者的“抵抗暴力”更为剧烈,更为可怖,亦更应受到指责。单单指责抗争者在抗争过程中的暴力,而不去抨击一切暴力的源头——即政权所施加的政治暴力的话,就好比在纳粹屠犹期间,只去指责犹太地下游击武装对德国社会造成的混乱,而不去指责被称为“绝对的恶”的系统性的种族清洗的暴力。另一方面,抗争的暴力与其说是暴力的“施加”,不如说是抗争者在承受巨大暴力的过程中所自然而然爆发出的“反作用力”,眼前鲜明的抗争者的“暴力”的惊骇性,本质上体现的恰恰是强权所施加的系统性暴力的恐怖与邪恶,而不是抵抗者的“野蛮”与“疯狂”。纵使是内地生在是次港大事件中所反抗的“人身攻击”事件,亦是在港大内地生以毁坏公物的行为撕毁抗争者招贴的海报以进行“话语剥夺暴力”之后的一种反抗行为,本质上仍是殖民秩序对这一秩序抗争者的强力镇压之下的恶果。



回过头来看包括笔者和“薄扶林学社”在内的“内地觉青”,“居间”的尴尬地位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解构二元对立的“三元辩证”(trialectic)的空间,并提供了以去畛域化的叙事将“二元”(binarism)化归为“多元”,以开放包容替代对抗的场域。但“认同挣扎”与“认同困境”亦成为了我们这样在内地生中极鲜见的个例的负担,这也可以说是重新思考《港大依旧可爱》这篇文章去畛域化叙事不受欢迎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但同时,笔者也认为,一如包括法侬(Franz O. Fanon),阿契贝(Chinua Achebe)与霍尔(Stuart Hall)在内的绝大多数的后殖民主义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后殖民”的解构论述,必须在“解殖”的语境下方能有所施展,而当包括香港在内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仍然面对着殖民或再殖民体系的威胁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第三世界的一切叙事都是国族寓言”的论断便是一种现实。对香港而言,极具冲突性的中港矛盾,或许不是“撕裂香港社会”的“罪魁祸首”,反而可以成为巩固当下日益衰弱的“香港认同”(Hong Kong Identity)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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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依旧可爱》(原文登载于“薄扶林学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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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港大只剩下可爱》(原文登载于“何以明德”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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