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這麼近・那麼遠

一九一九年一月，和會在巴黎開幕，中國代表為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軍政府所派的王正廷。當討論到有關中國問題時，日本代表謂膠州灣、膠濟鐵路及德國前在山東的全部權利，皆應由日本繼承。顧維鈞加以駁斥，這是中國在外交上初次與強國對抗，國內人心為之大振。[1]

同年五月一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五月二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2]

同年五月四日，三千餘學生齊集天安門，人手一旗，寫「保我主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高呼「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巴黎和約簽字」、「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口號。[1]

學生在皇宮大門天安門集會內容主要是抗議巴黎和會的決定並抗議安福系政府共謀[4]，即時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

學生們焚燒了一名親日內閣官員的房子，抓獲並毆打了中國駐日公使。員警襲擊了學生。為此學生們舉行罷課，通電各地學生，派出愛國小組到民間廣發傳單，發表演說。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福州、廣州和其他地方也舉行了類似的示威集會和遊行。[3]大隊先赴使館區，要求英、法勿助紂為虐，為中外軍警所阻，即按預定計劃，直趨曹汝霖住宅，人數已增至四千餘，群情愈憤，揭破門窗，打毀器物，曹汝霖匿避，在場的章宗祥被毆，房屋起火，學生三十二人被捕。[1]

這大概就是海峽三地歷史教科書對五四運動經過的描述，數字或有出入，但經過大抵如此，猶記得當年讀到以上章宗祥被毆，史稱「火燒趙家樓」的事件時，同學們人人稱快。然而當年的主角之一：曹汝霖於晚年的著作《一生之回憶》卻展現了另一個故事。篇幅所限，以下是書中的節錄：

「回到家門，員警廳派來三四十名員警，隊長向我請示，怎麼保護法？我說這是你們的事，怎麼反來問我？隊長說，上頭命令「文明對待」，故連警棍也沒有帶，怎麼辦呢？．．．．．．丁士源見員警在堵門，說道：「堵門有可用處？」我說，他們奉的命令，是文明對待，故連警棍也沒有帶．．．．．．．父囑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築，是西式一排平列，無處可躲。正在這時，忽有一石塊對我父飛擲而來，幸婢將身一檔，打中背脊，腫痛了好幾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設想了，即扶我父進屋．．．．．．

我婦正鎖在房門，問我在哪裡，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他們隨即將鏡框物件打得稀爛。我婦即說，你們都是文明學生，怎麼這樣野蠻？．．．．．．

又到雙親臥室，將一切器皿打毀，對我雙親承他們沒有驚動．．．．．．後到汽車房，將乘用車搗毀，取了幾桶汽油，到客廳書房等處澆上，放火燃燒。」

「學生放的火薰到了在曹家匿藏的章宗祥，只好冒死逃了出來。結果他被學生誤認是曹汝霖，遭到學生激烈的圍毆。有一個學生拿起一根鐵棍，一下子朝章宗祥後腦掄過去，章宗祥立即暈到了．．．．．．丁士源質問隊長：「現在學生已放火傷人，成了現行犯，還能文明對待嗎？」警長亦不理．．．．．．後來醫生說：『章宗祥的身體，大大小小的傷，共有五十六處，而且還有腦震蕩。』

後員警總廳吳鏡潭總監來，他說學生們聽了警車喇叭聲，要緊的學生都已逃光。等到下令拿人，只謄了二十餘個跑不及的學生，我看他們都不是重要的。我說，打人放火的都沒有抓到，這些盲從的學生不必為難他們，請都釋放了吧，他答應而去。」[5]

當然曹汝霖著書固然極有可能為自己辯護，但他並沒有完全諉過於示威學生，書中關於「五四」章節的後半，從辭句上可看出他暗示這次的行動背後必有大人物指使。上述軍警為何受命「文明對待」？是徐世昌下的命令或是段祺瑞的陰謀，讀者有空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看，暫按下不表。

當時的輿論大致都支持學生示威，縱然有上述暴力行為，大抵都認為情有可原。當然每個時代都有一些「和理非」去譴責暴力，像當年的公共知識分子梁漱溟，在五月十八日《每週評論》上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6]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總統徐世昌亦公開批評學生：「學生應該埋頭讀書，不應過問政治。」[8]又是否似曾相識呢？

而與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齊名的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對五四運動有精闢的見解。

「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動，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行動。它甚至一度導致了一場群眾運動（雖然只有學生和城市一些階層參加）。新文化的領袖們過去一直主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弊病。他們思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使他們基本上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行為不作道德評價，也不把中國的種種弊病主要歸因於外國。可是學生的民族主義的急切希望和緊迫感，卻迫使他們思想上的一些前輩把注意力暫時從他們長期的文化努力轉向當代中國政治的可悲狀況．．．．．．

甚至反政治的胡適也為五四事件所推動而重新評價他的態度。直接的影響是增強了他的信心，令他高興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識份子中進行的文化改革或許不會向政治方面發展，而是發展成為『社會運動』。」[4]

而著名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鉅著《中國大歷史》中，略述了引發五四運動的背後原因：

「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八十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持。」[7]

「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他們無可推諉，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於是打破二千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五十年長期革命之工具。」[7]

根據黃教授的分析，這場學生運動理應沒有所謂的幕後黑手，而是內憂外患等時代巨輪下的產物。然而，翻查史料，居然也找到一些有趣的資料。在《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書中一文〈孫中山和上海五四運動〉就有以下的記載：

「在五四運動中，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學生代表，說：『你們這些學生，搞罷課，慢吞吞，沒用的。應該再大膽一些，要有突擊的行動，要設法激起一股群眾的怒潮。我已幫你們申請好律師了，是個很出名的法國律師，你們放膽地去幹吧！』」[9]

不得不承認，孫文是個演講很有感染力，最會善用群眾力量的「民族救星」，而他的所謂繼承人蔣中正就沒有那個煽動群眾的特質，最後反被擁有這種煽動力量的毛澤東所敗，痛失江山。再說，現在我們對五毛嗤之以鼻的那個「民族優越感」，其實並不是近二十年共產黨治下的產物，不過被後者利用各種官媒和教育洗腦而無限放大罷了。史華慈於《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有這樣的敘述：

「五四時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義的政治熱情（這是一種壓倒所有意識形態差別的熱情），孫逸仙及其追隨者是能更好利用這種熱情的集團之一。不管人們對孫逸仙作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優點會有什麼看法，事實是，在1911 至1919年的整個慘淡時期裡，他始終沒有改變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標，儘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

孫逸仙和「國粹」思想的接觸就使他確信，必須扶植對歷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應當珍視什麼的明確看法。應受珍視的一種傳統道德價值是歷來強調的「民生」，孫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啟超那樣）把「民生」和對西方社會中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主義的」批判聯繫起來。和梁啟超一樣，他不斷強調，他所界定的那種階級對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相對來說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後苦難日增的年代裡，他還熱衷於如何在中國創建有紀律的、團結一致的先鋒政黨的問題。總的來說，他對西方式的立憲民主政體的信念逐漸減弱。」[4]

看倌們，看出甚麼來了嗎？就是我們中學時唸中國歷史的一個歷史名詞，叫做「聯俄容共」！

好了，寫了那麼多，最後這場歷時甚短卻影響中國一百年的學生運動，結果如何呢？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洋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大約1150 名學生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出監獄；[4]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7]

是不是覺得很多情節都似曾相識？五四運動原來這麼近，那麼遠。

參考資料

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2. 新華網：五四運動：文化的運動，還是政治的運動. 2006-06-11

3. John F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4. John F Fairbank et al.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5.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6. 馮學榮 《從共和到內戰：見證北洋十七年》

7. Ray Huang. China: the Macro History.

8. 文裴《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

9. 朱仲華 〈孫中山和上海五四運動〉（取自《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