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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Benjamin)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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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Benjamin)在给格尔森·朔尔姆(Gershom Scholem)的一封信中把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描述为“我所有的奋斗和我所有的思想的剧场”(the theatre of all my struggles and all my ideas),并一再坚持认为它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1933年,瓦尔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逃离纳粹德国前往巴黎,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柏林。从学生时代起,他就一直致力于反独裁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他写了文学批评和分析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在莫斯科尝试共产主义,与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剧作家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共同筹划创办一份左翼杂志。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s Institute)的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目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可能成为本雅明最重要的联系(和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发展。

本雅明在1927年开始了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这是一份记录了19世纪巴黎购物中心漫游者(flâneur)生活方式的文件。

瓦尔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937)

本雅明最初认为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将是一个50页的文本,他把它比作“王子之吻”(prince’s kiss),一篇关于现代生活中资本主义本质的启示性文章,将读者从“幻觉”中“唤醒”,他们都生活在梦幻般的幻觉中,这种幻觉被消费文化的魅力和与商品相关的新的可能性所掩盖,商品可以满足个人最深的欲望,异化劳动。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在永恒的“夏日彩绘天空”(painted sky of summer)下发展了13年,那是藏书室闪闪发光的天花板,本雅明继续从19世纪哲学家、小说家和评论家那里收集越来越多关于都市生活的笔记。这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在流亡的状态下,本雅明感到孤独和沮丧,他把完成这篇文章的前景描述为“不放弃生存斗争的真正理由,如果不是唯一理由的话”(the real, if not the only reason not to give up o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自己的观察和笔记外,他还从这些作家和思想家那里摘抄了一些语录,然后把这些语录归入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化结构的卷宗(konvoluts)。卷宗(konvoluts)中的许多片段生动而印象深刻,让人联想起19世纪巴黎的生活景象。本雅明捕捉了这些松散变化的图像,并把它们与他现在著名的格言放在一起。这些形象既能唤起人们的回忆,又能引起人们的批判,它们唤起的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被物质主义所遮蔽,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关于“知识论、进步论”(theory of knowledge, theory of progress)的论述则追溯了整个项目的方法论。“谈谈写作本身的方法吧,”(Say something about the method of composition itself)他潦草而含糊地写道,“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刻所思考的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纳入当时手头的项目。”(How everything one is thinking at a specific moment in time must at all costs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oject then at hand.)

或许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最有趣的是,它不是也从来不是一本书,或者甚至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文本”的单一事物。它本质上是一个卡片目录;碎片数据库。本雅明对无人照管和看似无用的东西很着迷:在他的卡片目录中,他引用了19世纪巴黎生活、漫游和写作的作家的语录、描述、摘录和观察,创建了一个完整文明的目录,“用垃圾作为材料,而不是用艺术品。”(using its rubbish as materials rather than its artworks)他最终修订目录的目的是删除所有自己写的东西,让摘录自己说话,相信这是讲述历史的最佳方式。

拿着书的感觉也很奇怪,这本书于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首次以英文出版。它几乎有五磅重。本雅明的编辑们称这部庞大的、永无止境的作品是“压迫性的”(oppressive),但它的兼收并蓄也许更符合城市生活的本质:一个既随机又有序的集合,就像城市本身和现代世界一样,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土壤和品味之上。他写道:“这个共同的世界必须由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它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脆弱的、可修改的、多样的复合材料。”(This common world has to be built from utterly heterogenous parts that will never make a whole,” he wrote, “but at best a fragile, revisable, and diverse composite material.)

本雅明的忠实追随者们大肆渲染他死后无法完成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事实,并想知道完成后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会是什么样子。文字被定格在时间的瞬间。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是研究本雅明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第一个真正梳理了他所有材料的人之一,她对此的回应是,他留给我们“一切必要的东西”(everything essential)——即“对作品不完整的哀叹是无关紧要的”(lamentations over the work’s incompleteness are irrelevant)。本雅明把概述和前言重写了几十遍,把它变成了一本难以驾驭的大部头,每次都略有改动。从一开始,文本就一直在移动;它生来就动。没有完整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这回事。


瓦尔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根据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巴黎撰写并编辑了后来成为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文本。拱廊(arcades)是19世纪巴黎消费文化诞生的实体空间——购物中心以街道市场的形式出现,狭窄蜿蜒,容纳了各种交易:咖啡馆、修理店、妓院、沙龙、餐馆、精品店、剧院、赌场。有些是专为非常富有的人准备的;其他人则为非常贫穷的人复制了街头经济,他们现在不必再害怕迎面而来的马车。本雅明惊叹于这些“内部的林荫大道,玻璃屋顶”,人们现在可以在一个充满阳光或星星的天空下,而不必经受风吹雨打:“拱廊是一座城市,是世界的缩影。”(An arcade is a city, a world in miniature.)

巴黎的全景廊街(2011)

19世纪中期,塞纳河总督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取代拱廊(arcades)的是没有灵魂的林荫大道,它们是为大型马车和人群控制而设计的,对漫游者(flâneur),或城市流浪者充满敌意;有鉴于此,拱廊(arcades)所代表的消费文化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表现。

本雅明从根本上反对任何接近历史的线性表述,如发展或进步,他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写道:“所有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There is no document of civilization which is not at the same time a document of barbarism)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巴黎的拱廊(arcades)早已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拼凑起来的碎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通过时间折叠来阅读历史的方法;他们创造了“辩证的形象”(dialectical image), 或者说在顿悟的瞬间产生的意义,让历史在当下变得可辨认。例如,时尚是本雅明探索这个崩溃时代的辩证形象的核心方式之一:风格(style)是所有标志(markers)中最短暂的,它被大规模生产和剥削劳动所强迫,成为“永恒的回报”(eternal return),永远提供现代性。

正如本雅明所写的那样,这种沉浸在历史废墟中的状态,作为一种“将过去延伸到现在”的方式,具有政治重要性:它是一种让自己置身于迷人物质的魔力之下,并在历史的所有矛盾中体验历史的方法,而不是试图通过本雅明的同事们所提倡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方法来否定它。本雅明写道,我们需要用“坚定而看似残酷的把握”(firm, seemingly brutal grasp)来“拯救”(rescue)历史,用身体扭曲历史,看清现实;今天读过他作品的人也会这么想。

通过当代消费文化的视角来阅读历史,也许并不像当时那么激进,但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时,本雅明试图找出当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学术研究的观点;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世纪之交写了《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但是研究这种新兴消费主义文化的评论性著作却少之又少。本雅明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既震惊又着迷,他读的文学作品是用劳动创造的。他认为自己是信息时代的一部分,也许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早。

本雅明认为,现代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幻影,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梦幻国度;要使我们的意识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需要一些震动(jolt)。他在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中引用马克思的话写道:“意识的改革仅仅在于……让世界从对自身的梦想中觉醒。”(The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consists solely in … the awakening of the world from its dream about itself)本雅明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但本雅明关于这种梦一般存在的观点最有用的地方在于,这种解读并没有像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那样,把被蛊惑的梦想家、消费者幼稚化。对本雅明来说,“觉醒”(awake)或“觉悟”(enlightened)的意义,与其说是觉醒的时刻,不如说是过去的梦境状态与现在的觉醒状态交汇的时刻。这是意义自发产生的时刻,是现实被照亮的时刻——永远只在当下。知识和意义并不依赖于一个结构性的历史事件(革命),而是不断地涌现。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是在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的阴影下创建的。当博览会试图展示进步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时,本雅明收集和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的项目试图使人们对商品的理解复杂化。与他同时代的左翼人士不同,本雅明深受犹太神秘主义(Jewish mysticism)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比他的同事们更为矛盾的美学和文学风格。本雅明认为,消费者的“魅力”使他们对商品产生共鸣。

本雅明对“整体”(whole)的厌恶和对“碎片”(fragment)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历史和城市生活的态度;这似乎使他看到了商品本身作为诗意对象的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更大、更具威胁性的系统中毫无生气的组成部分。本雅明将客体作为一种近乎有知觉的存在来调用,并频繁地思考它的存在性;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一种症状而一笔勾销,因为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可能像他的同志们那样从资本主义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资本流通的商品几乎是迷人的,甚至是神奇的。至少,它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为在容纳创造它的劳动力时,它代表了关于交换和价值的重要东西。商品作为顾客或潜在顾客与人建立了热情的关系。“如果有商品灵魂这样的东西,”本雅明写道,“那将是在灵魂领域遇到的最具同理心的东西,因为它必然会把每个人都看作是它想要安睡在其手中和房屋中的买主。”(If there were such a thing as a commodity-soul, it would be the most empathetic ever encountered in the realm of souls, for it would be bound to see every individual as a buyer in whose hand and house it wants to nestle.)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本雅明的项目,并担任其编辑,他担心本雅明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本雅明对商品的迷恋和近乎崇拜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防御机制,“用一种相反的禁忌来保护你自己不受恐惧对象的伤害”(protect[ing] yourself from the feared object with a kind of inverse taboo)。他所指的“令人恐惧的对象”(feared object)是商品,但也许本雅明反对这种解释,因为它也牵涉到个人在巴黎的流动,参与商业商品的流通,本质上成为商品本身。把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置于“禁忌”(taboo)之下,将是本雅明不感兴趣的失败主义;他的“辩证的形象”(dialectical image)概念,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或许更有价值的方式来了解现代消费者的现实。

辩证的阅读能迂回曲折地理解和引导看似矛盾的思想;有了它,本雅明为我们的现实提供了两种形象。要“唤醒”和揭示的梦的形象,是漫游者(flâneur)作为商品和广告参与拱廊(arcades)经济的形象。但总有一种愿望的意象,事实上,漫游者(flâneur)仍然代表着某种美学,一种对城市环境细节的欣赏,一种专注于休闲与美的生活。这种辩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来解读我们作为现代网络消费者的现实:不仅作为一个过程的商品化部分,而且能够通过闲逛的乐趣来观察和吸收。同样,他相信作为消费者群体的受众或读者具有革命性的潜力:他相信,阅读这种“文学蒙太奇”(literary montage)会让读者产生自己的评论,就像电影观众通过一系列图像产生意义和故事一样。因此,文本不仅是历史的一课,而且是如何读懂历史的一课:从最底层,从废墟中。

薇薇安拱廊街(1916)

阿多诺(Adorno)被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压垮了;他指责本雅明用缺乏作者导演的“调解”(mediation)的思想打击他的读者。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不是一个批判性的分析,而是资本主义经验的记录。本雅明评论道:“对现实的评论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文本评论的方法。”(Commentary on a reality calls for a metho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required by commentary on a text.)这种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梦想现实,不能用理论或统一的、直接的叙述者来捕捉。本雅明挫败和迷惑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能力使他非常适合互联网时代,他的电影蒙太奇技术,一种强烈的民主理想,是本雅明作为数字时代更好的先知的一部分。他的计划不需要注入理论,因为事实是它们自己的理论;现代的图像、艺术和商品本身就是思想。


网上生活是一种身临其境的资本主义体验,被软化成一种舒适、愉快的梦——本雅明试图在他的文本中复制这种体验,以反映拱廊(arcades)本身的体验。以本雅明所呼吁的方式回应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不是要抵制这种极权主义,而是要以某种方式逃避它。他坚称商品中有某种近乎人性的东西,这让他的马克思主义伙伴们最为恐慌,但这或许也是他最迫切的论点:他坚持认为,商品必须被赎回,并被视为与人类相似,因为现代人类是某种商品。

本雅明将漫游者(flâneur)作为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中心人物,作为这些梦想商业中心的产品和推动者。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他关于现代性的诗《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中首次探索了漫游者(flâneur),他是一个在城市中漫步、报道现代生活的人物。与真正现代的人不同,真正现代的人走路有目的,而漫游者(flâneur)从根本上是怀旧的,他总是望着过去,望着他周围早已逝去的城市;正如克里斯托弗·巴特勒(Christopher Butler)在《早期现代主义》(Early Modernism)中所写,他的目标是“从短暂中获得永恒”(the eternal from the transitory)。本雅明的漫游者(flâneur)是他将过去扭曲成现在的镜头。

漫游者(flâneur)总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休闲和闲散的样子(众所周知,他走得很慢,以至于可以带着乌龟在拱廊上散步),但他经常不是他假装的那种纨绔子弟:更有可能他是一名“记者”,为刚刚开始流行的传单和小报写文章,而且往往很穷。但让人觉得他是在拱廊(arcades)里闲逛,愿意花钱,就是要说服别人看他所看的东西,迫使他们考虑买他可能买不到的东西。漫游者(flâneur)在社会中地位的上升与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开始相一致:小报,分类广告;他的游荡是消费过程或影响消费者的一部分。

这位漫游者(flâneur)是19世纪巴黎早期的“影响者”之一,产品和他所宣传的一样多。本雅明写道:“他带着待售的概念散步,就像百货商店是他最后常去的地方一样,他最后的化身是三明治人(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的人)。”(He takes the concept of being-for-sale itself for a walk, Just as the department store is his last haunt, so his last incarnation is as sandwichman.)站在街角,肩上搭着两块木板,三明治人(sandwichman)和漫游者(flâneur)一样,尽管阶级不同,却是人类的广告:通过高度自觉的自我表现和自我理念的销售,创造文化、欲望和消费实践。他写道,“对商品的同理心本质上是对交换价值本身的同理心,漫游者(flâneur)是这种同理心的能手。”(Empathy with the commodity is fundamentally empathy with exchange value itself, the flâneur is the virtuoso of this empathy.)只有与商品产生共鸣,个人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赏生产它的劳动——以及“销售”它的劳动:漫游者(flâneur)、购买者、“影响者”和三明治人(sandwichman)。那个漫游者(flâneur)之所以对商品感同身受,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是商品。

在拱廊(arcades)的玻璃内部,物品被转化为商品,因此,漫游者(flâneur)被转化为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产品。闲散变成了经济工作。互联网就像拱廊(arcades)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一座城市,世界的缩影”(a city, a world in miniature);感觉每次互动都有资本转移。社交媒体创造了它自己的漫游者(flânerie),在那里我们的互联网角色被定义为我们消费的产品和想法,或表现为我们消费的自己。社交媒体上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逛商场之旅,一边展示自己的品味,一边观察别人的品味。像漫游者(flâneur)一样,我们只有在可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网络漫游者”(cyberflâneur)指的是在网络上闲逛的人,他们利用休闲的形象来创造“使用价值”,创造出波德莱尔所说的“自我崇拜”(cult of oneself)。

在网上,就像在拱廊(arcades)里一样,产品与体验、职业与个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我们都多少有点像卖休闲商品的商人:通过公开我们的消费,我们正在将reddit用户所说的“slack”转化为经济产出。从技术角度来说,slack是休闲和工作的自然混合:按照定义,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网络“slacker”是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体现。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考试期间,我的母亲总是告诉我,我应该严格规定我的工作和娱乐时间。我在学习时间休息得越多,学习时间就会越长;如果我专注于完成我的工作,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玩。也许因为我的学习从来没有涉及到互联网提供的无穷无尽的资源,所以这项工作总是有个终点;这堆书最终总会变薄。但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现在“研究”和写关于社交媒体和“网络生活”的文章,所以我被要求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生活”。这本杂志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文档,它记录了我们在网络上无所事事时不断产生的各种想法和知识,也记录了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与我们的网络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为它贡献思想和想法需要我精通互联网的十字路口、人行道、高速公路和后巷,像漫游者(flâneur)一样观察世俗事物,心烦意乱地等着本雅明所说的“知识”以“闪电”的形式出现。


在《超越博客圈:信息和它的孩子们》(Beyond the Blogosphere: Information and its Children)一书中,亚伦·巴洛(Aaron Barlow)和罗伯特·勒斯顿(Robert Leston)将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目录定义为互联网的先驱,因为它们都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断断续续的基础上。两者都有自己的“剪贴簿”,记录现实和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社交俱乐部,为个人可能表现出的任何特性提供密室”,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更方便的购物中心”。他们还指出,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背后有一个“单一控制思维”(single controlling mind),这是互联网所没有的。本雅明并不打算把他自己的直接分析,也就是他在这个版本的文本中不同的地方插入的分析,作为最终的目录的一部分:他描述了他的意图,即这个项目是一个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声音的纯粹的“蒙太奇”(montage)。本雅明不愿给读者强加一个关于他们正在消费什么的指令性叙述,这让人很容易想象,他会欣赏互联网使用本质上的民主性、自发性和有机性。

这本书试图“消解”一种神化的历史观——本雅明警告说,这种历史观可以而且正在被有效地用作法西斯主义压迫的工具——并通过“让历史充斥着自己的碎片”(flooding it with its own debris)来抵制历史化。但是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洪水也是一个非常精心标记和组织的系统。本雅明使用的标签系统和我们今天在网站上使用的一样:每个片段都被归为一个主要类别,或者它的konvolut,通常一个或多个其他konvolut名称会被添加到片段的末尾,作为在其他地方可以并且应该阅读片段的指南。这本书鼓励了漫游者(flânerie)作为最有活力、最民主、最不受控制的城市的非线性实践——以及互联网本身。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非常适合在数字时代阅读,在这个时代,消费主义和“网络漫游者”(cyberflânerie)这种在网上闲逛移植的行为非常普遍。阅读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我们必须完全把我们的时间看作本雅明时间的延伸,同时,把他扭曲成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把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想象成他的Tumblr,把他的大量脚注想象成超链接和地理标签。现代性的目录就像我们的网络生活一样变化着。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本雅明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博客会是什么样子,Tumblr上的标签“arcades-project”对此做了一个说明:就像文本本身一样,这一页是一组引语和图片的集合,有些是本雅明的,有些是他的资料来源的,这些都拼凑在一起,构成了这些奇怪的资本主义孩子们的马赛克。“本雅明研究”(Researching Benjamin Researching是一个WordPress网站,它一开始是关于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论文,它试图公正对待本雅明的目录所采用的那种谨慎而非传统的归档方法。它使用内部链接的方式与本雅明的主题标签相同——同样的内容出现在多个标题下,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方式。

类似的博客Arcades Awakening试图向读者提供一种体验,使其更接近网站创建者所认为的本雅明为读者提供的体验。该网站的作者在导言中写道,“我非常想抓住他思想的精髓,但是在纸上阅读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线性度,让他很难理清思路,因为最终这些想法都是模块化的——更像是一个星座,而不是一条简单的链条。” 这个网站也鼓励一种迂回的阅读方法,通过关注本雅明的详细目录系统,每个页面要么显示一个片段,要么只显示某个标签下的片段。

这些试图在网上重现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的尝试似乎理解,阅读这本书的关键是理解历史是如何被讲述的,因此也是对力量的理解。互联网完成了本雅明为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读者设定的任务:打乱官方或霸权主义叙事的任务,使其当前的实体表现形式成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印刷和装订的一堆书页,显得有些古怪。

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旨在捕捉大都市生活中强烈的情感和心理体验的所有矛盾:它既探索了大都市的商品化,也探索了作为解放场所的城市。在拱廊(arcades)里,就像在城市里一样,一切都被异化的劳动所定义。但是像城市一样,拱廊(arcades)也提供了逃避这种疏离感的空间,以及本雅明所能想象的最强烈、最迷人的人类体验。网络生活是21世纪的都市生活:所有的亲密感或网络友谊都是在交易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永远都知道自己的“交换价值”。

本雅明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怀疑同理心,因为它是幻想的一个固有方面——但是在他对交换价值的诠释中注入了他关于魔法和魅力的思想时,他反对人类作为商品除了交换价值之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观点。本雅明所说的“交换价值同理心”(empathy with exchange value),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变成对互联网上其他人类商品的同理心。每一次交互都是在矛盾点之间进行的;它变成了辩证的,在商品化和人性化之间。奇怪的是,我们在网上的生活所带来的商品化互动是民主的:在承认自己是商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承认其他商品是人——因此,网络生活,就像本雅明笔下的大都市一样,不仅是孤立的,还包括某种完整的联系和人性化。


本雅明的漫游者(flâneur)在某种程度上既体现了一种依恋感——对物理空间的依恋感,对历史的依恋感,对人群的依恋感——也体现了对距离的观察感。他是最痴迷于记录人类细节的人,因此最清楚城市环境中留下的人类痕迹。本杰明唤起了人们对屋顶和街角的印象,那里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人群的指印,以至于普通的物品在公共场所创造了一个私人空间。拥挤的巷子里挤满了既有购买力又有闲暇时间的人,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在亲密和匿名之间的空间里,出现了一个拥挤的巴黎,“一个纯粹生活的景观”(a landscape built of sheer life)。

互联网,就像本雅明试图描述的消费社会一样,是我们窒息和解放的根源。我们把网络生活变成我们最亲密的内心世界,把自己投入这个匿名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处于最私密的状态,因为我们在人群中是完全可见的。危险的空间是我们唯一可以真正信任的空间;我们通过出售自己来暴露自己,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兴奋感和不舒服的舒适感。本雅明对这种商品的独特喜爱,与这样一个事实是分不开的:它从根本上掩盖了生产和经济互动的真正可怕之处。唯物主义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总是在危险的边缘跳动,在阿多诺(Adorno)公然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边缘。

阿多诺(Adorno)对这种新的现代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回应是呼吁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和传播;本雅明的任务是探索随之而来的新感觉。他在体验拱廊(arcades)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和现代性时,缺乏讽刺和情感上的距离感——他欢迎新消费文化带来的吞没。他对知识的重视使这本书,以及拱廊(arcades)本身成为一种经验的记录,而不是一个系统。

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在她对唯物主义的有趣研究《现代生活的魅力》(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中分析了商品文化。贝内特通过客体的感知力来反驳阿多诺(Adorno)对文化工业批判的绝望;物体与我们的物理经验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一定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写的那样“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lodged in men’s minds),而且,根据贝内特的说法,“在潜在批判性思维的身体部位:睁大的眼睛,翻腾的胃,刺激和记录‘无情的事实冲击’的皮肤”(in bodily sites of potentially critical thought: the eyes that widen, the stomach that roils, the skin that galvanizes and registers ‘the relentless rush of facts.’)。贝内特的问题不是是否存在于商业世界中,而是如何存在;有了魅力,也就有了活跃的潜力。

在拱廊(arcades)中,这种物质性似乎与漫游的体验密不可分,与在当下闪电中体验城市历史的体验密不可分。本雅明信奉“商品崇拜”(commodity-fetish),与其说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对历史和情感现实的洞察,他似乎在问,如果我们与商品化的巴黎商业交流的融合是我们的真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最个人的尺度上理解其中关系的本质呢?

格雷·马库斯(Greil Marcus)在介绍瓦尔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另一篇关于城市体验的文章时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趋势是走向还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东西,拥抱碎片……肯定它的真善美,是一种本能的(如果不总是政治或美学上的)抵制。” 马库斯(Marcus)认为,斯大林、希特勒和阿多诺(Adorno)的“不露面的资本主义总体论对生活提出了一种争论:整体解释了片段……本杰明反驳道,片段揭示了整体——就像一只在恐龙脚下奔跑的小哺乳动物,逃脱了它”。

本雅明与阿多诺(Adorno)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提供了某种魔力、笑声或快乐;就像现在一样,在拱廊(arcades)和网络上,这种顽皮似乎把消费文化的完全吞噬体验,从根本上说,也是最重要的,变成了人类的体验。也许是因为抵制了对我们网络生活的编码理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种对自我编码的抵抗。本雅明建议,与其坐等一场革命,不如在不断变化的“现在”中,从我们与物品和消费文化的关系中创造意义。与网络生活的感觉相反,空间可能会留给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自发的、冲动的反应,在我们商品化的现实中“迷人”的时刻。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自己置身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与资本主义的日常接触,并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魅力,最终会为我们的生活腾出空间。

编译自:The Arcades Project — Re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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