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长期重塑民主

编译自：BBC - Future的一篇文章“Why we need to reinvent democracy for the long-term”

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39年写道：“公民政府的起源在于，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自己或他人心灵的狭隘，这种狭隘让他们宁愿选择现在，也不愿选择遥远。”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政府机构——例如政治代表和议会辩论——将有助于缓和我们冲动和自私的欲望，促进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福利。

今天，休谟的观点似乎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很明显，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猖獗的短期主义的一个原因，而不是治愈它的良药。许多政客几乎看不到下一届选举之后的情况，只能跟着最新的民意调查或推特（tweet）起舞。政府通常更喜欢速战速决，比如把更多的罪犯关进监狱，而不是处理犯罪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各国在国际会议桌上争吵不休，焦点集中在短期利益上，而地球却在燃烧，物种在消失。

那么，对于这种将子孙后代的利益永远推到地平线之外的政治现实性，有没有解药呢？

让我们从问题的本质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短期主义只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产物，它们加快了政治生活的步伐。但是对“现在”的执着有更深的根源。

其中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设计缺陷，导致政治时间跨度较短。政客们可能会提供诱人的税收优惠，以在下次选举中赢得选民的支持，同时忽略一些长期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资本，比如应对生态崩溃、养老金改革或投资于儿童早期教育。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短视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称为“政治商业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除此之外，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企业——有能力利用政治体系为自己争取短期利益，同时将长期成本转嫁给社会其他方面。无论是通过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还是通过大笔预算进行游说，企业对政治的黑客攻击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这将长期政策制定从议程中剔除。

政治现当代主义的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因是代议制民主系统地忽视了未来人民的利益。明天的公民没有得到任何权利，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也没有任何机构代表他们对今天无疑将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决定的关切或可能的意见。这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盲点，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在我作为一名专注于民主治理的政治科学家所度过的10年里，我从未想过未来几代人会像过去的奴隶或妇女那样被剥夺公民权。但这就是现实。

现在是面对一个不方便的现实的时候了：现代民主——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使我们能够殖民未来。我们把未来视为一个远离人类的殖民地前哨，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倾倒生态退化、技术风险、核废料和公共债务，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当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澳大利亚时，借鉴了现在被称为“无主地”（terra nullius）的法律原则来为自己的征服辩护，并将土著居民视为不存在或对这片土地拥有任何所有权。今天，我们的态度是“暂时无效”。未来是一个“空的时间”，一个同样没有居民的无人认领的领土。就像遥远的帝国一样，它是我们的领地。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期主义，并解决构成我们对未来殖民统治基础的代际盗窃问题。我认为，如何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一些人认为，民主从根本上是短视的，我们或许与“温和的独裁者”相处会更好，他们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从长远角度看待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其中包括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马丁·里斯，他写道，在气候变化和生物武器扩散等关键的长期挑战上，“只有开明的专制者才能推行安全航行21世纪所需的措施”。

但或许有办法重塑代议制民主，以克服它目前对“此时此地”的偏见。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开拓性的实验，赋予未来公民权力。例如，芬兰有一个“未来”议会委员会，专门审查立法对后代的影响。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以色列为后代设立了一名申诉专员（Ombudsm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尽管这一职位被废除了，因为它被认为有太多的权力推迟立法。

或许当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威尔士，作为2015年《造福子孙后代法案》（Well-be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ct）的一部分，威尔士设立了“子孙后代专员”索菲·豪（Sophie Howe）。专员的职责是确保威尔士的公共机构在从环境保护到就业计划等领域工作时，做出至少30年后的政策决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类似的未来几代人法案覆盖整个英国。这一想法可能会吸引未来几代人组成一个新的议会全党派小组，该小组于2018年成立，得到了上议院议员马丁·里斯（Martin Rees）的支持。很明显，里斯对民主进程仍有一定信心。

然而，有人批评这些举措过于改革派，对从根本上改变民主政府的结构作用甚微。加拿大资深生态活动家铃木大卫（David Suzuki）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替代方案，他希望用随机选出的公民大会取代该国民选的政治家。公民大会将包括没有党派关系的普通加拿大人，他们每人将任职6年。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类似于政治陪审团服务形式的议会，将更有效地处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长期问题，并解决那些痴迷于下届选举的政客们的问题。

但是，今天的公民大会真的能够站在子孙后代的立场上，有效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吗？日本一个名为“未来设计”的新运动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该运动由京都人类与自然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斋条达吉（Tatsuyoshi Saijo）领导，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举办公民集会。一组参与者扮演现在的居民，另一组想象自己是2060年以后的“未来居民”，甚至穿着特殊的礼袍，帮助他们在时间上实现想象中的飞跃。多项研究表明，与目前的城市规划相比，未来的居民会设计出更加激进和进步的城市规划。最终，该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部”，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并在所有地方政府机构中建立一个“未来部”，它将使用未来公民的集会模式来制定政策。

“未来设计”部分受到“第七代原则”（Seventh Generation Principle）的启发，一些美洲土著人认为，“第七代原则”考虑了未来（大约150年后）对第七代人福利的影响。

所有这些举措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处于历史性的政治变革之中。很明显，一场为子孙后代争取权益的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而且随着生态崩溃和技术风险的双重威胁越来越大，这场运动将在未来几十年获得势头。一个温和独裁者的梦想不是解决我们长期危机的唯一选择。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到18世纪代议制民主的兴起，民主有多种形式，也经历了多次改造。下一场民主革命——一场赋予后代权力、使未来非殖民化的革命——很可能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