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闲人

怂刚怂刚的

一场被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打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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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初,我开始追台剧《想见你》。这个烧脑的悬疑爱情片,看得我欲罢不能,每周最盼望的就是周日晚的更新。上周末,看更新时,我才得知,下周因为过年,会暂停更新。

当时的我好焦虑——故事接近高潮,各种悬疑都铺开了,却都没有解密,一周看不到更新,日子该怎么熬啊?

可是现在,就算放出来电视剧的大结局,我可能也没有心情看了。

一条新闻打破了我平静到有些无聊的生活——1月20日,武汉肺炎升级。

其实“武汉肺炎”的新闻,我应该比墙内绝大多数人知道得更早,但它在我的意识里,却是逐渐质变的。

我身处墙外,又关注了不少在墙内坚持“在删帖边缘试探”的账户,所以早在去年12月底,我就看到了武汉流出的红头文件和医生群里的聊天截图,内容是,武汉发生了疑似SARS病例,发源地是一个活禽市场,请大家注意安全。

随后,官方出来安慰,说“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并且关停了那个涉事市场。

其实我是没太当回事的,一则,我家离武汉挺远,二则,在我的知识里,当年我们战胜了SARS,而且建立了先进的疫情防治体系,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然后,我开开心心地迎接了2020年。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了日本、香港、台湾发出的武汉肺炎预警通知,而武汉通报说,有几例确诊,他们都去过那个市场,但大都“情况稳定”,“未发现人传人”。我也看到有医生辟谣说,现在传染病上报机制很健全,不要惶恐。

我想,应该只是某些与活禽接触的人得了病吧。既然已经发现了,国家会控制住的,毕竟大政府的优势就是能快速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安慰自己。

我去查了当年非典的信息,当年的我还比较懵懂,没有太多印象。我看了wiki,看了凤凰卫视做的《非典十年祭》,我发现,当年是先瞒报,瞒了3个多月,到瞒不下去,才公布的。

我想,当年有那么惨痛的代价,现在应该会吸取教训。

没两天,我妈感冒了,发烧,咳嗽,去社区医院输液。

我有点紧张,开始频繁关注武汉的病情。我告诉他们,武汉发生了肺炎,国内不说,但国外已经在预警了,你们要小心啊,去医院一定要戴口罩,回家马上洗手换衣服。

好在我妈两天后就好了,只是流感——虽然她已经打了流感疫苗。

我放下了心。

当国外开始爆出肺炎病例时,当我看到“爱国病毒不出省只出国”的段子时,我还能笑一笑。我忘记了那个“蟑螂定律”——当你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时,说明你家里已经有……

1月12日,我看到英国专家的报道——根据数学模型推测,武汉感染人数已达1700人。同时,香港爆出有100多疑似病例。

我给家里打电话,把香港卫生署的预防宣传画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要带哪种口罩——在我的印象里,家里有一些这种口罩。

我也告诉爱人,让他和家里说一下,准备点口罩。

但至此为止,我也只是有点担心,但说实话,我一点也想不到这些意味着什么。

虽然我已经知道,当年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但我总想着,应该没事吧。当年非典虽然严重,可是最后看死亡人数,也不高啊。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如果香港一个城市都死了299人,整个大陆才死了349人,可信吗?

与此同时,快过年了,虽然只有我和爱人两人在国外过年,但还是想整点仪式感。爱人一直在艰难地减肥,所以我在犹豫,是弄一桌高油高脂的菜,还是继续贯彻健康饮食?

1月20日早,还没起床的我在盘算,今天要去买点鱼和葱姜,回来做熏鱼,可是炸过鱼的油会有腥味,没法继续用,是不是该先炸点别的,但那样的话,会不会吃进去太多油炸食品。

手机突然提示新闻,武汉确诊了好多人——人数从两位数蹦到三位数,好多省也都爆出了第一例病例。

看到山河大片沦陷。

我慌了,真的。

一整天我都在刷手机,我读到几个很快被404的医生留言。大意是,为什么突然爆出来,因为实在瞒不下去了。当年非典瞒了3个月,如今瞒了1个月,不是我们进步了,而是病毒更凶狠了,瞒不住了。

我变成了絮絮叨叨的祥林嫂,我开始联系各个亲戚。

我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去屯口罩。他们安慰我,说家里还有。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少出门,非出不可就戴口罩,别拜年、别出去玩、别让客人来。

他们答应了。

我又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我知道,要让老年人相信这个肺炎有多严重,很难。

还好,他们说,看新闻,知道武汉有个病。我告诉他们,不仅在武汉,全国都逃不了。

我告诉他们,现实更严重,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别去人多的地方,别去拜年,回家洗手。

我告诉他们,得病的大都是老人。

也许因为我是家族里的最高学历,可能说话有点权威,他们都答应了。

我在家族群里发了预防建议,我告诉他们,现实比电视里说的要严重,可能比当年的非典更严重。

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看了多少悲观的消息,因为我发的第一张敏感的图就被屏蔽了,他们没收到。我也担心,警察会顺着网线找来。

那些悲观的消息让我愈发愤怒:武汉床位、医生、防护服都不够;武汉第一批发病者都从来没有被隔离过,每天往返医院和家之间打针;武汉死了很多人,但到死都没有确诊——因为医院没有权限;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扛;武汉政府还在歌舞升平地搞万家宴、团拜晚会、组织旅游;武汉市很少有人戴口罩;新闻联播关于疫情的报告不足2分钟,还是在中后段,夹杂在领导人会见和老百姓喜买年货之间。

昨天,爱人突然问我支付宝里有没有钱,他要给家里买点口罩——他的恐慌来得比我晚一些,开始于他发现家人所在省有了第一例病例。

我们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不愿出头的怂人,以前虽然看到其他地区、种族、信仰的人基本权益遭受践踏,但也只是私下里担忧、悄悄地抱怨。说到底——铁拳没有砸到自己身上,就不能感同身受。

我终于承认,一个体制的弊病,是整体性的,不该奢望有某一部分能独善其身。

即使想明白这点,也不能免于愤怒:肺炎事发一个多月了,纵然为了维稳,收紧言论,可是内部既然知情,总该做好准备吧。可事实呢,不要说准备足量床位和防护服、追踪接触者、做好消毒,就连最初的一批感染者都没有被隔离啊。

我也开始自责,早就该想到这些了,明明1月初就接收了一些消息,当时为什么没有敦促父母再屯些口罩、再买点消毒液,为什么只是把链接甩给他们,没有直接给他们下单。

为什么这么麻木,为什么明知道墙内说谎成性,还是愿意相信麻痹自己的“好消息”。

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坏消息涌出来,让以前所有隐隐的担心都变成铁锤夯过的残酷现实。

最新消息,武汉封城了。我和爱人说,晚了。

可随后的消息更让人沮丧:食物、药物被抢空;市民出行无公共交通可乘,很多医生护士上班困难;可是高速公路并没有关闭。

封城这么大个事,难道也没有做好事前准备吗?当决定关闭市内公共交通时,有没有想过居民出行怎么办,关了所有站口、没有充足日用品,却独留一个高速路,这是要封城,还是诱导驾车逃离呢?

有人说,封城是为了换取WHO不把疫情列为紧急状态——因为一旦列入,国际组织就要介入,“干涉内政”。

真假未知。

红十字会开始倡导给武汉捐款捐物了。

可是我想到了为43斤女大学生筹了百万、却只捐出2万的“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最后的处理结果只是退款、道歉、下不为例。

我想到了连最基本的“只捐女童”承诺都做不到的“春蕾计划”,最后的结果是,道歉、改正、象征性记过,与此同时,删评论、撤热度、控风向。

我想到了红十字会的郭美美。

我想到了汶川地震捐款去向不明。 

我站在地图前,盯着武汉看了好久,我看到长江穿城而过,浩浩汤汤,我看到四条铁路交汇,我知道它号称九省通衢,我知道,地图上没标出来的,是更密集的飞机航线。

看得我腿发软。

可我知道,早在十几天前,英国专家估计出感染人数时,就该腿发软了。

我关上电脑,扔掉手机,决定拒绝这些负能量爆棚的信息。

我决定烧一锅油,炸肉,炸鱼,炸丸子,炸油条,爱人问我,怎么突然不健康饮食了?

我说,现在吃顿油炸食品就能让我们快乐,要珍惜。

如果真的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两个,恐怕也没法安稳地坐在这里讨论食物,也没时间为发胖烦恼了。

我们去了附近的装修超市,买了一大包N95口罩,寄了回去。邮费挺贵的,但好像是我们能为家里做的最积极的事了。

然后又给奶奶打了个电话,告诉她,真的很严重。

奶奶说,她今天出门戴口罩了,而且走到家门口的垃圾桶时就扔掉了,做到病毒不进屋。但爷爷不肯带。

我说,你得劝啊,你劝不听,就找我爸,我爸劝不听,就看他的哪个孩子劝他听。

奶奶说,也许就你劝,他会听。

我说,你们想啊,这快过年了,谁过年不图个吉利?如果不是实在捂不住了,谁不想过完年再说这些给人添堵的事呢?

不知道我爷爷听了没有。

奶奶安慰着我挂了电话,我听到她和爷爷说,“看把孩子给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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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武汉朋友,连夜逃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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