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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南亞疫情:印度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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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同島一命。
疫情期間印度加爾各答霍拉火車站(Howrah)景況,民眾必須站在圓圈內排隊,維持「安全社交距離」/照片提供張馨文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2019年開始全球受到疫情影響[1],台灣實施「邊境管制」有效防堵[2] ,直到今年4月才「破功」,萬華等地出現本土案例形成社區感染。今年6月,印度Delta變種病毒更入侵屏東縣枋山鄉爆發群聚案例。

為有效防疫,台灣施行口罩實名制、疫苗施打等防疫措施。經歷疫情升溫的三級警戒,日前(7/27)因疫情趨緩再度降為二級警戒。台灣暫時渡過疫情危機,但是其他國家呢?公庫長期關注東南亞與南亞相關議題以及疫情發展,特別邀請兩位在印度生活10餘年的台灣人——張馨文與黃詠光,分享他們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

兩人目前分別在德里安貝卡大學心理學,以及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他們從面積3.6萬平方公里、2300萬人口的台灣,移居到亞洲第二大面積國家——印度,這裡總領土面積約316萬平方公里、13.6億人口,形同用87個台灣拼湊而成,人口數也是台灣60倍的國度。

印度本質上與台灣有著不同的地理區位、政治因素、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等,然而疫情的肆虐不分國境也不分你我,究竟印度民間的防疫措施又有哪些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呢?「不只是同島一命,其實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將疫情控制下來,你永遠不會是安全的,疫情底下應該是『世界一命』。」黃詠光認為,如今台灣應跳脫己身既有的防疫思維,綜觀世界整體情況,互相學習與理解,才更能掌握這波疫情的「無差別攻擊」。

「不只是同島一命,其實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將疫情控制下來,你永遠不會是安全的,疫情底下應該是『世界一命』。」黃詠光認為,如今台灣應跳脫己身既有的防疫思維,綜觀世界整體情況,互相學習與理解,才更能掌握這波疫情的「無差別攻擊」。(截圖自視訊訪談畫面)

確診個案數量亞洲之冠的印度  疫情期間有哪些變化?

印度的疫情始於2020年1月30日,當時有3名從中國武漢返回印度的醫學院學生,分別在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城市德里久爾(Thrissur)、阿勒皮(Alleppey)和卡薩拉戈德(Kasaragod)發病,成為印度第一批新冠肺炎案例。後來印度的疫情曲線筆直上升,是亞洲確診個案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確診個案數量排名第二的國家。

喀拉拉邦自同年3月份,率先實施邊境封鎖等措施,倚靠著喀拉拉邦獨有的地方政治與文化脈絡,有效控制疫情擴張,並成為印度有效防堵疫情的典範之一。同時,印度政府也實施「全國封鎖禁令」,總理納倫德拉.達莫達爾達斯.莫迪 (Narendra Damodardas Modi)3月24日晚間臨時宣布,自3月25日起「國內封鎖」21天,每日晚間9點到上午5點為宵禁時間,禁止民眾非必要外出,僅有民生必需商店可繼續營業,大眾運輸也必須暫停營運。而該項封鎖令也不斷延長,直到6月底才正式解除。

「全國封鎖令」讓一般民眾猝不及防,由於大眾交通工具停擺,導致城市的勞工只能徒步走回鄉村老家,更不乏連外道路擠滿人潮的新聞畫面公諸於世。隨著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持續投入,疫情逐漸獲得控制,同年9月中旬開始直到今年1月份,印度疫情感染率逐漸下降,從每天約9萬例下降至1萬5千例以下。然而去年10月,印度Delta變種病毒像是未爆彈般逐日發酵。再加上各城邦防疫逐漸鬆懈,甚至舉辦大型政治集會與宗教活動等,導致今年3月份印度爆發第二波疫情。

今年4月份,印度單日新增確診案例高達8萬人,4月下旬甚至突破40萬人,單日死亡人數也攀升至2800人左右。首都德里市區4月19日開始實施封城政策,歷經五度延長終於逐漸控制疫情,並從5月底重新逐步開放各產業運作。截至6月上旬疫情趨緩,8月份中旬單日新增確診案例已降為約2萬5千人,單日新增死亡人數約430例左右。

印度的疫情始於2020年1月30日,當時有3名從中國武漢返回印度的醫學院學生,在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發病,成為印度第一批新冠肺炎案例,箭頭處與紅色框線範圍為喀拉拉邦位置。(截圖出處:Google Map/後製:洪育增 )

為什麼需要借鏡印度?  台灣的視角該如何遼闊?

至今年8月中旬為止,印度確診病例數總計達3230萬,累計死亡人數約43.2萬。「這裡實在有太多悲劇了。」張馨文舉例,像是曾發生鄰居好心幫忙煮飯照顧他人,卻不小心把病毒帶入對方家中。甚至有50人大家族在短短一週內受疫情波及,迅速致死10餘人等狀況。當她問起印度友人疫情期間的經歷,對方僅能以沉默帶過。「我朋友很『無言』,他只能說經歷很多人死亡,那麼大的創傷讓人無法再說更多,那個沉默是真實的。」張馨文說。

張馨文與黃詠光描述著在印度發生的一切,那些在台灣人眼裡彷彿「世界奇觀」的事件,確是如此真實地在他們的印度生活中展開。「這裡太多奇觀了,所有事情都可以當成『奇觀』。」張馨文認為,任何事情只要發生在地廣人多的印度都是「奇觀」,就連疫情的肆虐與影響也相當顯著。以印度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為例,居高不下的確診率與死亡率就像是一部史無前例的災難片。

比起印度的一切被視為「奇觀」,來自台灣的他們更想知道,究竟台灣能否稍微脫離自己的視野與邊界,更慎重地看待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甚至把其他地方發生的疫情也當成是自己國家的一部份。黃詠光提到,印度幅員廣大,導致每個地方政府面臨的問題與疫情困境也不盡相同,該如何控制疫情、落實防疫政策、讓醫療體系完整運作等,印度的防疫作法各有不同,也更為多元。

除了印度人民普遍對中央政府不信任之外,地方政府若有心防疫,即會主動落實相關政策,像是首都新德里市政府主動進行血清調查,透過調查也發現將近60%的新德里民眾已對新冠肺炎產生抗體,形同超過一半以上的首都民眾都曾經染疫。

「到底印度可以提供台灣什麼經驗?」張馨文在受訪之際捫心自問,他強調,所謂學習經驗就是看到彼此的「慘」才能更進步,包括從最慘的地方學習,並且把自己最慘的部分也提供他國借鏡。他以人口數與台灣總體人數相近的德里市為例,每日確診人數約2萬5千人,歷經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德里市也曾發生醫療系統崩潰等困境。德里市首當其衝的不只有當地確診病患,還包括從周遭地區湧入尋求醫療資源的確診者。張馨文認為,德里市面對龐大的醫療求助並予以因應,相關經驗或許也是台灣社會可以反思與參考的。

張馨文認為,任何事情只要發生在地廣人多的印度都是「奇觀」,就連疫情的肆虐與影響也相當顯著。以印度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為例,居高不下的確診率與死亡率就像是一部史無前例的災難片。(截圖自視訊訪談畫面)

新冠肺炎阻斷人與人的連結?  印度民間社會力「反向操作」

若要阻隔新冠肺炎的傳染鏈,首先就是得減少人際連結、交流,然而面對未知的疾病,這也可能導致「人人自危」,使得人與人之間開始相互猜忌,甚至可能對疫調產生不利的後果。然而,減少「人與人的連結」來阻斷傳播鏈的做法在印度並不管用,各民間團體反而拉起人與人的連結,更進一步踴躍地伸出援手,幫助更多人渡過難關。

黃詠光以去年3月全國封鎖令事件為例,突如其來的封鎖令導致印度各產業緊急停擺,導致當時城市裡有許多日薪型勞工頓時喪失工作。再加上交通運輸工具也停擺,這群勞工生活陷入「進退兩難」。他們無法在城市謀生也無法離開,更無法回到鄉下過生活,當時即有許多學生團體主動提供協助,「有的團體就是每天做200份便當,送餐到工人聚集的地方。」有的民間團體甚至透過網路系統讓確診者登記,用餐時間一到自然會有人上門送餐。

今年印度受到第二波病毒襲擊,許多醫院、檢疫所量能崩潰並且急需大量氧氣筒。尤其首都德里地區並未設置工廠,許多氧氣筒必須依靠外圍城邦的工廠製造與提供,過程中有不少宗教團體主動協助,更有學生籌措校內實驗室的供氧設備提供給醫療機構使用。「當時狀況非常混亂,這些民間團體大多透過社群軟體Twitter去找可能的資源。即便正式的醫療資源癱瘓,民間仍然很有活力。」黃詠光說。

「印度社會是非常綿密的系統,它靠的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組織運作,因為基本上政府能做的太少了,NGO真的很多,也是靠他們在支撐基本社會功能。」張馨文提到,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經以「鞋子」形容國族主義,也就是當人們的腳習慣穿著鞋子時,鞋內只要有任何一丁點石子,都會讓人不舒服、無法忍受。反觀若是不穿鞋子、習慣赤腳走路的人,反而更能適應任何崎嶇的地面。因此,印度社會的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數量眾多,種類包括全國連鎖型非營利組織、在地型社區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等。面對疫情衝擊,一股從民間「長出來」的力量成為防疫的重要主力。

「印度這個國家,就是一雙未必做得很好的鞋子,所以大多數民眾一直『赤腳』走在路上,各式各樣的危機跟災難大家會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不需要去責怪國家,我們必須自立自強並且互助。」張馨文認為,面對印度中央政府失靈的狀況,民眾與民間團體早已自己長出力量,懂得如何互相扶持,他笑著說:「這裡就是大家都很『雞婆』的社會。」

2018年2月印度新德里街景。(照片出處:flicker/攝影師:Adam Cohn)

從送餐到臨時治療  台印「民間力量」成為防疫共通點

疫情期間,有的社區組織甚至整理社區內的空房作為臨時治療中心,並提供病床與氧氣筒等服務,讓不需要插管的確診患者也能得到暫時的醫療照護。同樣透過民間「社會力」防疫的不只有印度,還包括台灣。

回顧台灣今年4月的萬華疫情,張馨文認為爆發疫情對任何人而言皆是不幸,然而幸運的是萬華具備社區動員能量與在地民間力量,反而讓當時的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黃詠光認為:「如果疫情不是發生在像萬華這麼有社會組織的地方,而是在台北其他地方爆發,未必能這麼快控制下來。」

印度的「社會力」其實是從平時累積而來,張馨文以2016年印度廢鈔事件[3]為例,當時許多銀行與ATM排滿人潮等待領錢與換鈔。印度人即便彼此不認識,也會特別記得排在誰的前面、誰的後面,然後就把自己的提款卡放地上以示「正在排隊」,接著就到附近喝茶店休息。

排隊的人不用擔心東西不見,也不用擔心自己「排隊排到不見」,自然會有排隊在你前、後的人主動到附近店家找出彼此,提醒對方「就快輪到你」。由於「人與人的連結」較為密集,因此發生疫情時,印度要從確診者找到接觸者的足跡等也相對容易。

「如果每個人都怕病毒怕到不敢出門,誰幫確診者送餐?」張馨文提到,去年全國封鎖令期間仍有許多人協助確診者送餐,他曾問深入貧民窟服務的朋友:「難道不怕病毒嗎?」對方表示只怕自己把病毒傳染給家人,其餘的擔心都還好。張馨文認為這也印證了印度社會的緊密連結:「印度社會有非常多很熱心的人,他們不是以自己的利益與健康作為首要考量。」

防疫期間,廟前地面劃設排隊圓圈,規範民眾的安全社交距離/照片提供張馨文

跌破眼鏡的防疫典範──貧民窟與喀拉拉邦  因地制宜、配套措施很重要

疫情期間引人注目的還有印度貧民窟防疫問題,電影《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取景地即是印度孟買(Mumbai)最大貧民窟「達拉維貧民窟」(Dharavi)。此處占地面積約2平方公里。黃詠光指出,該貧民窟平均大約9平方公尺就住了10-12人,其中「公用廁所」是貧民窟最混雜使用的空間,總計約有85萬人共用400-500間廁所。然而看似有可能疫情失守的地方,卻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的防疫典範。

去年4月初,達拉維貧民窟爆發第一起新冠肺炎案例,黃詠光表示當地NGO、社區團體以及政府基層衛生人員協力合作,將附近的社區學校、體育館等空間改造成臨時大型隔離中心,並挨家挨戶進行篩檢,把發燒患者、無症狀患者都送到臨時隔離中心分開管理。透過送餐服務、有效隔離,以及最重要的──定時打掃公共廁所等方式,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黃詠光認為,疫情期間「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相當重要,以貧民窟為例,只要特別著重打掃公共廁所即能有效降低染疫人數,再加上社會力介入,更能讓人潮壅擠的貧民窟有效防疫。

究竟為什麼印度的民間力量與醫療體系能如此有效地合作?張馨文認為有部分原因是印度具有長期控制傳染病的經驗,包括瘧疾、肺結核、登革熱等,政府基層具有一定人數的公衛人員,長久以來執行傳染病的控制與改善業務。

2020年6月印度孟買貧民窟。(照片出處:Unsplash/攝影師:Alfarnas Solkar)

相較民間組織力量,張馨文認為,反觀由中央主導的紓困機制反而相對使不上力。他痛批印度總理莫迪帶領的執政黨非常糟糕,包括2016年的廢鈔制度、後續的稅制改革以及去年因應疫情的全國封鎖令政策等。即便疫情期間印度政府曾提出經濟復甦方案,放寬中小型或微型企業的貸款額度,然而實際上近年經濟蕭條、景氣低落,這些企業早已負債累累不願參與貸款,即便進行貸款,未來也可能無力償還。

關於台灣沸沸揚揚爭執不休的「疫苗」問題,在印度則按照年齡逐次施打,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先針對貧窮地區或者農村地區優先施打等。黃詠光認為,有些地方針對如何推動施打疫苗等政策,不外乎優先考慮政治因素,包括地方選舉與民意壓力等,然而也有些政策的推動必須仰賴地方政府正確地掌握當地民情。

以印度第一起新冠肺炎爆發的城邦──喀拉拉邦為例,疫情爆發沒多久,當地政府隨即實施邊境控管,也在短時間內迅速降低確診案例。同時,「閱讀」作為喀拉拉邦特殊的地方文化,隔離期間政府為了照顧當地居民的心理健康,不僅努力維持網速通暢,更提供書籍給隔離者閱讀,甚至在封城期間把書店列為「民生必需品店家」,讓民眾在防疫之餘仍能繼續享有閱讀的快樂。

張馨文強調,喀拉拉邦呈現的是獨有的在地文化與組織,包括喀拉拉邦民眾識字率達9成,以及喜好閱讀、熱衷教育服務等,都是當地「長出來」的力量。防疫之所以成功並非任何一個政黨一朝一夕的操作,也無法全然歸功於地方執政的共產政黨勢力。

今年印度施打疫苗景況。(照片來源:Unsplash/攝影師:Swarnavo Chakrabarti)

疫情下的省思  防疫不能靠「幸運」、更重要的是社會

印度農村提供都市勞動人口,黃詠光認為受到疫情影響,農村同時也成為這群勞動人口最後的避難所,讓這些在城市中受疫情影響、收入損失的人們能回到鄉村,繼續靠著農田與牲畜過活,反而更能度過難關。

回顧疫情爆發至今的生活,黃詠光坦言往往是「生活相對有餘裕的人不會隨意出門」,也因此在家的生活反而隔絕著外界爆發的疫情。疫情期間,印度人周而復始地與「死亡」共存,從遠親到近鄰一一隨著新冠肺炎逝去,帶來的衝擊更加難以言喻。黃詠光說:「當你知道這整個城市與國家同時發生這麼多人逝去的事情,我覺得大家其實在悲傷中都不知道怎麼理解這件事。」

黃詠光認為,新冠肺炎反而把每個國家最不堪的現實狀況挖出來,例如印度中央政府歷年的無能顯露無遺,甚至今年二月初,總理莫迪對外表示「印度政府戰勝新冠疫情」等,也被部分民眾質疑「收割」民間團體的努力。

防疫無法靠「運氣」,去年10月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不只對印度帶來衝擊,也悄悄地散播至世界各地,甚至在今年6月底入侵台灣。即便目前台灣疫情暫獲控制,疫苗施打率也逐日提升,但這波疫情究竟何時能落幕,至今仍無人知曉。

把印度、台灣都視為「家」的黃詠光與張馨文認為,病毒的擴散不會因為人種、區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也不會因為個別國家的防疫措施做得較好,病毒就會自此銷聲匿跡,人們的生活與日常就能完全恢復疫情前的光景。相反地,借鏡其他國家面臨的疫情危機與防疫狀況,反而更能有效防止病毒的蔓延,使這場深深影響世界的疫情早日劃下句點。

去年底印度杜嘉菩薩節(Durga Puja),也稱為Durgotsava或Sharodotsava慶典景況。 (照片來源:Unsplash/攝影師:Swarnavo Chakrabarti)
[1]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
2019年12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爆發新型肝炎,當時有許多市場內的工作人員以及前往市場的民眾遭受感染。2020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此新型肝炎病毒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該病毒所產生的疾病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以及COVID-19。
1月下旬,台灣出現首例確診案例,同年2月中旬出現首起新冠肺炎死亡案例。新冠病毒不斷產生變異,分別是2020年5月在南非東開普省納爾遜·曼德拉灣都市區(Nelson Mandela Bay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發現的Beta變種病毒、同年9月份英國肯特郡(Kent)出現的Alpha變種病毒、同年10月份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以及同年11月在巴西瑪瑙斯(Manaus)發現的Gamma變種病毒。
其中,英國Alpha變種病毒與印度Delta變種病毒分別在台灣造成劇烈影響。去年底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簡稱ECDC)資料指出,Delta變種病毒比起Alpha病毒傳播力增加40%到60%,家戶傳播率更達12%。

[2] 台灣實施「邊境管制措施」
針對未持有我國有效居留證的非本國籍人士要求暫緩入境,並規範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必須到集中檢疫所採檢等。

[3] 2016印度廢鈔事件
2016年11月,印度中央政府以打擊國內恐怖主義、洗錢活動、減緩貪污走私等社會問題為由,總理莫迪宣布廢止使用甘地系列中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紙幣,並宣布發行新聖雄甘地系列500盧比和2000盧比紙幣。
該項政策導致民眾一夜之間沒有合法的新鈔可使用,無法購物消費等。同時,民眾在銀行與ATM等待換鈔大排長龍,甚至有一半的自動提款機陷入癱瘓。該項政策也導致印度GDP大幅下滑,且未達到防止洗錢、黑金等目的。

【延伸閱讀】因地制宜的防疫範例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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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佈於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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