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驊

感謝分享。這篇讓我想到一個我之前在工作上的觀察，或許可以當作一個補充，就是海外華人與僑民的這種特殊身分，不僅是文化或信念上的「地位提升」，也是實際上一個國家投注資源經營僑民網絡的結果。這反映在台灣僑委會缺乏資源與量能薄弱，頂多維持著現有草根組織就很不錯了，更有人想的是僑民業務早該回歸外交；相較之下中國近年來對海外華人的資源挹注與經營更加積極，相關的規劃例如千人計畫或孔子學院等，不只經營既有組織，更可以進行文化外交與輸出，這可以部份說明兩個國家目前對於僑民在國家建構中的不同定位。這也導致海外華人可能出現一些世代性的差異：以美國為例，之前已經有一些新興的僑社開始出現換掛中國國旗的現象，沒有轉投到中國底下的海外華人與僑民多半是那些延續二三代以上的老牌僑社，靠著「中華民國」的認同撐住的。

我沒想到在matters也能遇到指鹿為馬的朋友，看來是我太久沒回來了，我的文章中哪裡有提到我說中國旅客來台觀摩選舉的，倒請您指教一下。我認識的中國朋友也有一些，希望您不要丟了他們的臉啊。

把我在樓下其他串的部分留言貼過來，針對陸客遭遇不當待遇的部分再做邏輯上的釐清：

「在整體的情況上，我確實會擔心這一兩年內快速發展的國家安全議題會不會造成在台中國人的處境惡化，簡言之在制度性地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不該針對特定國籍的個人有直接的人格、生命與財產威脅。但我更傾向認為一般民眾遭到的不當待遇是跨國政治的結果而非原因，如果不當待遇要促成跨國政治的轉變，那應該要更有跡可循才是，畢竟較為微觀的不當待遇要上升到跨國政治的宏觀層次，就議題操作上絕對是要有很大量的構框與動員，並且在近期應該要有非常持續、清晰且大量的事件露出與宣傳才可能成真；換言之要因為陸客遭到不當待遇而讓自由行停簽，這個路徑是相對困難的。」

散客團應該是有的，組成旅行團、或找旅行社規劃客製化行程的公司網路上都找得到，實際影響可能需要在觀光單位或產業的朋友估算人數跟每日消費才能得知。觀光客一定會帶來收益，我擔心的是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收益是誰獲得？或者以這次的例子來說，是誰會受到最大的影響？其次是觀光產業模式的發展如何可能永續，尤其台灣在旅行上相較於東南亞國家已逐漸失去CP值、不再能靠著價錢低廉來吸引客人的時候，能不能有多元的市場與體驗就會是很重要的問題。

黃智賢的節目我沒有看過，不多做評論。我目前就新聞上看得到的資料是，蔡英文在今年一月時曾提到去年一整年調查局偵破共174人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捕，分母以去年來台旅客人次，先假定174人指的都是中國籍（但實際是否如此我無法確定），那是174/2,695,615，也就是每十萬人次中有六人（四捨五入）被認定為影響國家安全。是否過高可能就需要一些比較的數字了。

以我自己從大學到碩士認識的陸生、交換生等中國朋友來說，不少人分享過曾遇到台灣民族主義的不當待遇與歧視，一位朋友也曾與汪宏倫老師合寫論文《「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指出陸生在台的經驗反而加強了部分學生對台灣的厭惡和對中國的愛國心。就我自己過往的工會運動經驗，有關陸生的勞動權益保障也總是難以處理的燙手山芋。

在整體的情況上，我確實會擔心這一兩年內快速發展的國家安全議題會不會造成在台中國人的處境惡化，簡言之在制度性地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不該針對特定國籍的個人有直接的人格、生命與財產威脅。但我更傾向認為一般民眾遭到的不當待遇是跨國政治的結果而非原因，如果不當待遇要促成跨國政治的轉變，那應該要更有跡可循才是，畢竟較為微觀的不當待遇要上升到跨國政治的宏觀層次，就議題操作上絕對是要有很大量的構框與動員，並且在近期應該要有非常持續、清晰且大量的事件露出與宣傳才可能成真；換言之要因為陸客遭到不當待遇而讓自由行停簽，這個路徑是相對困難的。

我的意思其實跟你的類似，旅遊業我所指的是狹義的旅行社、旅行團等，中國團客因為一條龍模式的costdown，以觀光局的資料來說甚至每日消費是低於總體的，反倒自由行的還比總體高一些。自由行的旅客除非有找專門安排客製化行程的旅行社，不然其他就是自己找景點與店家。所以受到影響的是一般店家、攤販、小吃，「破壞庶民經濟與民生」，這樣的論述今天就已經可以從親中的中國時報看見；你所稱的旅遊業則是廣義的，旅行社、商家攤販等都被納進來。

不過話說回來，以數據來說就算是自由行，中國旅客的消費比起總體旅客來說更是集中在高價的珠寶、衣飾與化妝品，反而飯店外的餐飲消費比總體來得低，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更像是在幫助韓打造一個「衝擊民生」的論述，製造民進黨破壞兩岸關係影響經濟的樣貌與政治動員的效果，即便這個衝擊在經濟上實際有多大還有待評估。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目前內容還未可知，但是依照目前記者會或對外發言上，跟陸客的關係不會太大。畢竟中國人在台灣要發展組織、從事政治活動，就法律而言已經是不被允許的，目前有國安法、選罷法和政治獻金法等，代理人登記的制度則是陽光法案的類型，讓禁止直接干預、但無法對間接或中間協力者規範的現況能有改善；更何況台灣是個民主法制的國家，基本上也不會輕易影響旅客安全。倒不如說是中國可以藉由這些台灣政局的狀況來重申民進黨破壞兩岸關係。

至於馬英九時期的中國來台旅遊政策，就事論事只對觀光來說，我很難說這對台灣的旅遊觀光是正向的影響，比較像是飲鴆止渴的型態。簡單來說，第一，當時大量的團客衝高旅客人數的指標，但帶來一條龍的經營策略，延續了台灣企業經營最常做的降低成本、不提升內容品質的問題，甚至衍生許多公共安全問題（例如之前發生過多次的火燒車事件等）。第二這也沒辦法逼迫政府單位去開拓多元化的市場，提高觀光產業的產值與開拓更高消費力的客群，改善觀光產業的基礎設施建造等。

感謝指正，早上查了一下應該是猜測而已，目前就新聞來說雖然尚未指出將停簽多久，然而個人旅遊G簽證有效期限六個月，從八月開始停簽所發生的影響將到明年一月，端看中共判斷恢復簽證的時機，也在六個月內對兩岸關係留下一些臆測與操作的空間；目前台灣的旅遊業評估如果停簽直到選後將至少影響七十萬旅客人次。

確實，空屋釋出與包租代管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雖然我因為篇幅有限並沒有在論文中討論）。不過空屋釋出本身會有些不同的難度，例如說不同縣市的空屋狀況就可能不盡相同，豪宅、一般中古屋或需要整修的老屋比例不一，對既有空間的改善也有其限度，不一定總是能達到理想的無障礙環境，這需要更好的盤點。此外倚賴愛心房東的方式也是很有限（以往對於空屋轉租的態度多半基於此），畢竟房東沒有必要把空屋交出來面對風險；現在政府是透過專業仲介（例如崔媽媽基金會）來做包租代管的管理方，不過社會住宅的專業仲介所需負擔的維護管理工作，政府要採取補貼措施在財務上怎麼樣平衡也是一個問題。我相當同意如果要做包租代管，就應該一併考量租屋政策的方向，租屋政策在朝向建立租屋市場的同時，有沒有打算更進一步管制租屋的品質、稅金收取等各種問題，也會影響到後續租金補貼、社會住宅等政策的搭配，以及財務的分配等等。另外住宅政策裡面台灣還有一個長期不受檢討的部分是住宅修繕，這也是可以再關注的方向。

我的想法是，租金補貼、社會住宅與包租代管等方案，在長期上應該要當作一連串的政策工具，可以透過這些政策工具來提供給不同需求的對象，當然前提也是對於不同人的居住需求與調查需要慢慢做起來。此外在這之中還是要留下一些彈性，不然社會住宅如果都是需要集中照顧的人，那貧民窟化也是可能發生的後果。

不好意思之前有些忙碌，加上網站更新後一直沒有機會回應，拖到現在才回。我對於「價格」當作判准的想法確實如你所說，應該要逐漸注意到如何回應入住者的需求，價格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其他如支持網絡或空間規劃都應該包含在其中。舉例來說，我在後記中提到的弱勢租戶，這些空間狀況多半真的不太好，樓梯狹窄又陡，牆壁破損漏水，地板與牆面剝落嚴重，然而租金卻也沒有我想像中的便宜，多半落在當地雅房出租價格的七到八成左右（有些一般租屋市場的物件甚至價格差不多或更低）。但他們之所以會願意住，很多是因為房東願意租給這些在一般租屋市場上容易遇到歧視的弱勢者，甚至也願意稍微做出一些收租上的彈性，也許願意多給一些時間寬限房租，加上租戶之間口耳相傳與相互扶持等。另一方面，後記中提到的伊甸基金會在自行營運社會住宅的經驗上，也曾跟我強調社宅不是便宜就好，各種福利服務、管理維護也是需要成本的，他們更需要做出許多社工資源的投入，不只是基本的家訪，還有與繳不出房租的住戶協調還租方案，以及與周邊社區打好社區政治的關係，甚至還要重新學習如何根據不同入住者的需求做空間改善，這都是直接與一般租屋市場價格相比時難以顯現的。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在第一點建議會提到，也應該多注意不同入住者的居住需求，這些既包含社經背景下的收入，也包含空間、支持網絡等。第二點我比較強調的是在於與周邊社區的關係上應該要更為緊密，減少社宅與周邊社區的隔閡。

至於比較不錯的例子，我在論文中曾經提及一些社會住宅的制度創新案例；但我沒有特別針對個別案例做分析，而是以制度性的觀點在看待政治過程，只能稍作介紹。在台北市政府、非政府部門的合作關係下，提供了建築師與NGO團體更多合作的機會來推動規劃與社區營造的理念，除了建築理念之外，部分社宅如健康公宅、興隆二區公宅等有開始推動青年創新回饋計畫，讓社區營造的提案經過甄選後入住推動，在租金上提供更多一些的級距，建築設計上即便因為戶數壓力而空間有限，但還是盡可能納入更多公共空間與開放區域來促成社區營造與各類活動的機會，甚至如興隆二區的經驗上還會吸取原有安康平宅的社工與周邊學校的意見來納入社區營造與空間規劃之中等等。這些在現行制度上還是比較少數的例子，也有不少值得檢討的地方，但是台北市是有這些契機，其他縣市就更難有這樣規模地推動。因為戶數的壓力，目前各縣市的社宅多半還是在趕進度，許多參與者則是有志一同地反映應該要多一些使用者意見，來協助調整未來的規劃，我自己也是期待有更多這樣的回饋，能夠看見入住者自己的經驗、以及彼此之間的文化衝擊，也是上次分享中 @Sophie Cheng 經驗回饋的重要性～

@Sophie Cheng 就我的理解台北市讓社會住宅租戶組成的管委會（正式名義是叫自治會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管委會是針對所有權人，社宅租戶應該不適用）可以以居民自治的名義開設一些公共需求出來給政府單位；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各類硬體物件的維護管理；理想上管理中心應該是比較類似居中協調的，畢竟他們也才是真正負責房子的角色。我不確定我的理解有沒有問題～不過這確實反映了社會住宅最大的挑戰一直都在於維護管理上，既是各種硬體物件的管理，也要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同時公家單位的做事習慣也有很多要磨合的地方。我之前訪談某（相當重要的）中央政府官僚時，他甚至很直白地說他不希望居民組成管委會或自治會，因為就會「鬧」，大概也是反映了一些對公共參與和折衝的不耐，即便這個政策如此標榜公共性。

@佳禾sorry剛才沒注意到這個問題，產業發展的要求牽涉的領域不一，政府通常願意實際且正面回應的一種例子是青年創業，承諾會在建物的低樓層納入的設施包含青創空間或青創基地等等；相較之下桃園也同樣召開了有關青年創業的意見諮詢會議，然而舉辦的效果真的是蠻差的，各種意見管道的分立使得政府難以端出實際的規劃來討論、也找不到適當的節點來引入青創的網絡。其他的產業討論則不一定會有具體結果，會跟居民報告盤點過後的周邊產業狀況與現有空間，或是報告相關產業用地開發狀況，或者是釐清相關產業的權責歸屬，並且點出一些大方向上例如輔導周邊攤商市場改善環境等等。

@王崢 我認為這是許多以機構之名進入社區鄰里都要面對的問題（社會住宅讓這問題浮現出來是因為大量的社會住宅，依照住宅法必帶大量的社會福利設施），因為這等於直接變成一個箭靶，要直面許多陰暗與歧視。我的建議是，如果反彈較大的設施在短期上可以試著用比較隱蔽的方式納入規劃中（這很看都發跟社會局要不要冒險就是），同時許多再教育的工作是不可少的，也許是透過社區大學、也許是社區營造、社區活動或真人圖書館等等不一而足。長期來說透過團體持續的中介讓人們能夠認識弱勢者、也讓弱勢者有自己發聲的能力是重要的，也許是參訪、導覽或體驗營、也許是出版和藝文活動，有條件走到更硬性的也可以，這我一時想到可以參照的或許是漢生病友與樂生療養院的經驗。

@映昕 這一點剛好我在論文中有訪到兩種不同的建築師，其一是以傳統的設計監造標為主，因為標案的性質他們可以完整發揮建築設計的巧思，不管是住家、開放區域或公共設施都有許多安排，例如預先放入社區廚房等社區營造的基地等等；但反面就是這種標案通常進度較慢、成本不易控管，政府通常較不願意採取這種標案。另一種標案性質是統包PCM標，由於這種標案是由廠商來承擔政府（業主）的管理責任，有廠商控管成本與工期、政府只要負責開條件（統包需求），所以政府多半偏愛這種標案，然而這對建築師來說就會構成設計上更多的限制。這並不必然成為建築師有理念與否的區分，即便建築師有理念也要業主買單才做得出來，這是建築師在合作關係上天生的劣勢（畢竟是契約的乙方），標案的差異只是構成契約關係中的不同障礙；反倒是建築師之間的網絡和社團，更能形成理念有可能匯聚出現的機會，例如建改社（我也有訪談到），就是許多建築相關的學者、建築師組成的社團，讓理念有機會在交流中出現。至於理念的內容就很多樣了，看每個建築師對於住宅的想像是什麼，有一些偏好社區營造、有一些是對家戶形式的調整（讓原本的三房變成三個套房來改變既有的家戶設定），或者是在公共空間、開放空間有更多預留與考量視線和動線，預先考量如何在空間上增進租戶的交流機會等等。

我覺得單以住都中心現階段的目標來說其實有些曖昧，我看過當時的立法院公報，針對住都中心幾乎全都著重在討論都市更新的目標，社會住宅就是幫忙協助等等，也是有些唏噓卻又不感意外。然而即便住都中心在社會住宅只協助維護管理等工作，我會認為社會住宅的一個特殊之處就在於維護管理、規劃設計與興建等過程必然相互影響，最初的租金、租期乃至於空間規劃等，都會影響到往後的維護管理，因此這提供了後端的管理者更多在前端就影響規劃的機會與必要性。再加上住都中心往後還會涉及住宅相關事務的調查與資訊蒐集，我其實是看好住都中心長期來說在社會住宅制度設計與規劃上扮演重要角色。至於往後的整合還有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現階段的社會住宅多半被丟到地方事務，即便中央有比過往承擔更多長期營運責任，實際上的興辦維管還是落到地方，被畫為都發局業務、社會局則是分擔社福設施或弱勢戶評點機制等，各單位之間有其本位，除非遇到有志推動的官僚，不然真要做得好大多須仰賴上級協調。未來如果維持地方興辦維管的模式，我會期待住都中心至少能夠是重要的智庫；倘若住都中心真要負責無論中央或地方所興辦社宅的維護管理，這將會是社會住宅要持續運作數十年最重要的工作，同時是許多政府組織在公家單位下難以承擔的業務（就像sophie說的水管爆掉、住戶習慣不合、或遇到生計困難需要擬定長期的還租方案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

台灣的社會住宅目前不會有買下來的選項，住滿年限以後只能搬離，年限如台北最多是6+6。2016年民進黨的政見八年二十萬戶，其實是一個偶然的喊價結果，這一點也是受訪的NGO團體跟我說的，考量台灣的住宅數量近八百萬戶，當時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要求應朝向5%邁進，民進黨最後就折衷喊了一個2.5%、20萬戶的數量出來，這導致現在社會住宅多半是大量體（最大可以容積率585%左右，非常驚人）的高聳、像豪宅的建物。在政策上確實有希望以交通方便的基地為主；然而實務上，台灣的廉價公有土地取得不易，如台北市這種土地緊繃的地區能找到地就偷笑了，只是在相對完善的市政發展下還不至於看起來交通不便。相較之下，桃園的社會住宅則是像我第一篇所說，蓋在未來將發展的地區，可能周遭設施還不一定完備、但提供市政府未來發展的基礎（以及正當性），所以應該會更類似你所說的社區化發展模式，只是這種作法對於一個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政策來說不一定有正面幫助，有待之後檢驗。至於建築規劃，以我目前看過的來說應該是蠻不錯的，由於目前如台北、桃園等都市是採取政府直接興建，所以政府要承擔起往後五十年的維護管理責任，自然也不敢在建築規劃上怠慢，相對地也有許多有志於社會住宅與建築理念的建築師興起。

台灣的社會住宅目前是以市價打折的方式定價，市價是透過估價師團體來計算，當然在台灣的租金不夠透明的情況下，很有可能也是個黑盒子。不過這差別或許在於，廉租房的定價策略聽起來是在一個（帝國）照顧國民的形象工程上進行的，所以定價並不考慮建築的財務問題，才可能衍生出後續需要漲價、或相對地財務不佳只能以低落的建築品質完工。台灣相對之下把社會住宅當作一種公共工程，為了避免閒置或效益不彰，都有自償率的要求（這也有台灣過往公共工程浮濫的背景），要求社會住宅要盡量能夠透過往後數十年的租金收入來補足財務缺口。

我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我記得我在桃園的座談會上，曾有芒草心、露德等團體發言，在關懷街友或愛滋病患上，他們面對的歧視更為重大。但有趣的是他們想法反而會認為也沒有必要強迫民眾接受，而是在緩慢的開放、透過社福團體的中介來協助大眾認識的過程，來緩慢減少歧視的發生。進一步來說，機構設施直接進入社區，就等於標定了一個直接的對象引發居民排斥。再進一步來說，2004-05年社會福利團體主張社會住宅與居住權進入整體住宅政策，有一部分就是在當時機構受到歧視的背景下做出的倡議。這確實是一種形象的打造過程，也不會所有弱勢者都能經過這個得到新的形象，然而這種認識的過程還是在減少歧視的目標下必要的過程，也許認識了形象好的弱勢者，慢慢地再推展到更不一樣的人之上。

這讓我想到北醫的狀況，北醫在陸保廠基地的嚴重反對下，也有學生組織了北醫居住權益小組，與周邊的房東關係緊張。我會覺得以市價打折的方式來規劃租金，其實是一種機會平等的保障：大家拿著一樣的租金進來，給大家平等的機會脫離貧困或相對貧困的生活，不去深入考量個別家戶的狀況。另一種有趣的打折方式是美國，是強制領取租金補貼者用收入的三成繳房租，剩下政府補到滿。台灣距離這個做法真的太遠了，光是收入調查就沒辦法，但這確實是更實質的平等，至少保障剩餘收入能過得起有尊嚴的生活。台北市目前比較新的作法，是用九宮格的方式來規劃租金，除了一般與弱勢的兩種折扣之外，加入了收入上的邊緣戶、以及依照家戶人口數量來做調整，畫成一個三乘三的格子，能稍微細緻一點來區分不同租戶的狀況。不過這前提也是地方政府有錢補到這個坑裡面，畢竟社會住宅有自償率的考量，弱勢者的折扣其實就是吃地方政府的預算。

確實我認為現階段還有很多是心理預期，不過這擔憂我覺得不是空穴來風。社會住宅的租金在目前都是以一般市場為參照對象；當然，這過程有點複雜，所謂的市價八折或幾折，這裡的市價本身也是一個有待拆解的黑盒子，估價師在此是依循著當地房屋每坪售價、再轉換成合理的出租期折算成租金市價，更遑論估價師只是替政府計算數字，其中政府也有空間再做調整以合乎財務等考量。然而不論如何，將租金打折以後，多半跟當地每坪租金略低或相去不遠，租期以台北的六年來說，這些標準跟一般人的需求其實差不多：租金可負擔、房屋品質好，可能就學就業不一定有長久居住的打算（或也能負擔搬遷的成本）。以套房租金而言，興隆一區的13坪套房給一般戶的租金是每月6900元，其實說起來真的蠻有競爭力的（台大BOT單人房都要7400了，連隔音都差），況且又是新房子屋況想必比市場上各種中古屋好。我當時在寫論文時有試過從591撈資料，然而實際上應該要以社會住宅的基地去撈、而不是捷運站等常用的搜尋標籤有一些困難，後來我並沒有完成這一塊；所以我只能從教育部的「大專校院學生宿舍概況」來當作參照，理解可能的外宿需求。

謝謝回覆，以興隆一區、健康等台北市最早開始宣布進行的社會住宅，如興隆在安康改建的背景上較少反彈（安置原住戶的討論比較多，即便成效目前看來有限），健康則是當時直接以民調方式驚險地勝出（但都發局的受訪者也覺得當時這樣辦簡直不可思議），因此這些在目前看來都相對和平。我文中所提到的基地公聽會多半是2014年前後開始規劃興建的社會住宅，如果目前還有反彈的公聽會，政府也不容易繼續將程序往下走；資訊與各種紀錄可以在台北市公共住宅公聽會上查詢。

確實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住宅與周邊社區鄰里的意見常常整合有限，社會住宅與其說是房地產的直接衝擊，不如說是衝擊了一般人對居住的界線。都市生活的鄰里關係常常是很有限的，無論是直接關起門來、或者只有在小小的門禁社區內才有鄰里的存在，沒有必要不會去認識其他人。社區的許多反彈，我會覺得是這種關係的延伸，要維護一些邊界，不管是不希望蓋、或不希望妨礙自己，或者是就算跟自己有關也是因為各種回饋，不是因為接納與希望認識他人的動機。

謝謝佳禾的提問，我在這裡歸納的內容包括直接提到希望做周邊的都市更新、產業發展，乃至於要求更多交通建設等。交通的部分比較容易跟其他類別（例如入住大量人口帶來的交通擔憂）有重疊，我的分類方法是消極表達該基地周邊交通問題者歸類於交通擔憂（這類訴求多半會得到交通局的車流量評估等回應），主動要求建設各層級交通設施、完善交通系統的則歸於推動都市發展一類。

感謝分享，我自己對玖樓的認識是從類似airbnb的型態開始，逐漸朝向共居等方向營運，樂見更多社區營造的努力。我比較好奇的是，像永和青年共居的計畫，玖樓怎麼樣讓計畫可以持續進行或甚至壯大？有怎麼樣安排目標或挑選對象嗎？以我聽過的社區營造和社區工作經驗，找到合適的節點、媒合適當的資源，以此捲動更多人參與幾乎都是永遠的難處，許多活動可能一兩次後參與者就逐漸流失、不斷面臨沒人的窘境，想聽聽看你們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