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剛

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研究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研究主業以外,關注中歐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最近好奇心再次失控,幻想有一天可以認真研究法理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不讓一切彷彿如常

這個Matters 之前一直都只是用來放己發表的文章,沒有一點 personal tone 的東西,實在說不過去。昨晚在面書寫了一點斷片式的筆記,本來是寫不出文章來的 surrogate,寫了出來後卻反而好像整個圖像清楚了一點,又有點欲罷不能。於是補充引伸,變成長一點的斷片,就當成 Matters 真正的第一篇吧。

早兩天,梁文道宣佈在香港蘋果日報專欄擱筆。我不敢說梁文道對我有多大影響,但我一直喜歡他的文章。由中學年代學校強迫學生讀報,我的閱報課節就是靠讀梁在明報筆陣的社評來熬過;他的《常識》我一直認為是社會評論的典範,《我執》我整本書幾乎翻破,有些篇章甚至可以背出來;或許勉強可算是個資深粉絲。梁文道在蘋果那篇「封筆」之作,私見來說,不得不說是個遺憾:為什麼大半篇的文章,還是在談習近平與共產黨呢。我其實是期望有一個更好的告別。

梁文道在香港最後的一批文章,自然免不了是評論在過去半年席捲香港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抗爭,而集中在推演習近平或/和共產黨的思路,終於是希望警剔抗爭者們:大陸的當權者,在國族主義文革式風潮之下,大約還真不怕和你們「攬炒」。

於是他在一篇文章裡問:「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然後呢?」,質疑攬炒是否值得;而如果不值得(譬如,中共並不會因你而「炒」或「burn」),那提出這作為抗爭綱領,又是否道德。

這裡且插幾句:梁文道這批文章,也許是我最不能欣賞的一批;並不是因為他的立場,或者如很多人說的,他長氣;而是:這一切都不過是猜想,並不應該是扎實評論的 intellectual basis。中南海入面的領導人們的 preference order 是甚麼或許對香港的命運很重要,卻也是最沒有實證資料的,梁自己都不諱言自己只是猜想。但這裡有個概念滑轉:同是猜想,在wild guess 和educated/ informed guess 中間,可以有很大鴻溝;而我認為梁的這一批文字之中,也許達不到後者的標準。梁大抵自己也會同意吧。

回到他的那個問題:攬炒之後怎麼辦?

這個問法,彷彿把顛覆現狀的安定,看成只純粹是策略考慮。但我會問:香港過去的安定的現狀,無論是九七前後的哪一個時間點,難道不都是 part of the problem 嗎?

我另一位很喜歡的評論作家陳冠中的那篇〈建制派的背叛〉,我一直印象很深:陳在文章中主張,因為《基本法》內建的行政主導,或超級總統制,把太多權力賦與特區首長,所以香港政治的出路,應該是一個中道/中立於各方勢力的領導人;最重要的是,他其實也承認,這是香港特區根本架構上的不平衡——我會說是荒謬——之處。

問題是:難道一開始沒有人察覺到這種背離現代政治學常識的荒謬嗎?還是,這個設計其實有它的政治脈絡上的必然性?我覺得香港的2019 就將這個必然性就展現得很清楚:對大陸的當權者來說,操控一個孤家寡人就可以控制香港的所有的政治權力,為什麼不?還和你玩議會政治嗎?放大一點看,整本《基本法》尤其是釋法和國家法律適用性的條文,還有自前途談判以來的統戰佈局,那些高度自治和普選的承諾,還有對所謂人權和司法獨立的保障,大抵都是虛話,至多是旁支。重要的,是控制。

2014年的國務院白皮書這樣說: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這個政治結構和佈局直接perpetuate 了香港的巨大社會和經濟不平等,之前幾篇文章已經寫過,這裡不贅。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很大一部分人,竟曾經安於這個過去,覺得那種程度的抗爭政治已經足夠,覺得有一天可以在《基本法》的文字框架下,無痛地逐漸變更自由和民主,或至少保持住自己所有的,還一直把這一切都視為應該回歸的正常。無論這叫務實的思考,抑或是作為要光復的理想,我會說:如果這不是ideology (取其更準確的「意底牢結」意:齊澤克說的只相信我們想相信的假象,不願接受現實),就是虛偽。

2019年之後,一切都被撕破,我們都回不去了。而那應該是好事。

2019 的香港,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民眾反抗,甚至包括除了香港之外世界上大部份地方都有不少人參與的 climate strike (至少匈牙利布達佩斯有:我的老師同學都有氣候罷課),都是對結構性謊言的憤怒(Wolfgang Streek 在New Left Review 有一篇極精彩的文章,就是用這個框架談歐洲和北美的民粹主義,我這裡其實很受他啟發,我懶,這裡從略)。

源自這些憤怒的暴力破壞,當然會有過當;過當也就當然是不應該、可免則免的。但如果我們問下去,在這些反抗之中,到底有哪些被衝擊的秩序和期望,本身就值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呢?因自由行而來的windfall,是以多少社區小店捱不住貴租而被擠出市場、以多少香港社區文化和生活的犧牲為代價?香港的法治,以程序公義為外表,又有多少法官根據(雖然不是他們制定的)惡法對抗爭者作出明顯不合理的裁量?中資企業有多少是捐過錢去撐警?常被「裝修」的那些所謂的藍絲店舖,又有多少是和追打抗爭者的黑道勢力千絲萬縷?對香港抗爭者的「裝修」行動,他們背後的那些憤怒,我們「不割」,難道不是因為,indeed they have a point 嗎?

若我們有所損失,也許都是我們作為「現狀」的曾經的或仍然的共謀的代價吧。為什麼可以容許當權者作這一切之惡的這樣的一個香港,我們竟然安樂地接受過?只是因為之前他們的迫害,還未臨到我們頭上?

彷彿明白到這一點,當權者的反撲,亦不怯於挑戰政治正確的底線,實在沒必要尊重人人都知是謊言的遮醜布。最終,過去沒有位置,這是兩個或更多個新秩序的戰爭。一邊是當權者,一邊是起來反抗的民眾。

近來備課,讀到一篇講popular sovereignty 的有趣文章。說是在危機時刻,就是人民主權重新制定憲政秩序的時機。但人民的起義並非無原則可依傍:在共同行動中,我們有能力建構immanent 於行動的規範,而這將是新憲政秩序的基礎。這個意念據說來自Hannah Arendt,疏懶未暇查書,也不熟她的東西,但此時此刻,也實在令人神往。香港人的起義,以及這一波全世界不同城市的人民對壓迫的現狀和虛偽的安定的憤怒和反抗,可以live up to 這個期待嗎?無論勝敗,我們能好好的在世界史上,至少為了一些重要的價值 make a stand 嗎?

或許可以,或許不。但無論如何,讓我們不要再希望,在2019 未完、並延伸到2020 的當下,可以回到從前,彷彿一切可如常。

(仍然是不成篇的斷片,就此收筆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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