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媽》，中生代香港女性的啟示

最近忽然注意到身邊不少中生代女性（姑隱其名！），年齡大都已屆65歲以上。她們曲折的人生經歷，令我覺得十分感慨，並發現甚為值得千禧後的新生代參考。

這批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人，曾共同經歷了香港經濟的起飛；但由於流動機會的高度不均等，以至大部分人未能充分一展所長，取得相應成就。「投入高，收成低」，大概正是這一代人的集體寫照。

通過教育達至社會流動？

關於香港奇蹟、或可稱作「獅子山下神話」的重點，在於通過個人努力達致向上流動。約在50、60年前，工業化發展創造了大量機會，令香港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整體社會財富和生活水平逐漸提升，成就了一個全球的經濟奇蹟。刻苦耐勞和勤儉拼搏的精神，遂成為這個神話不可或缺的必然部分。

眾所周知，作為香港奇蹟的另一面，是港英政府的高度不作為，讓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民間迸發靈活開放的多元動力。然而神話之所以是神話，當然亦有它加以忽略、甚或是故意歪曲的成分。同樣眾所周知的是：政府早於1950年代大規模介入公屋興建，以及工業用地和新市鎮的開發。到了1980年前後，公營醫療服務和九年免費教育，亦已全面推展並覆蓋各階層（詳見：〈承認「大政府」，妥善對待它〉）。

各類公共政策和資源的普及發展，卻絕不意味它們便會較公平的分配。特別是以教育機會為例，在1990年代大學學位大幅增加前，有幸進入中港兩大的精英，只有不足適齡學生百分之二。即使是其他大專和文憑進修途徑，亦遠較現時少得多。那年代同時亦是香港出生率的高峰期，幾乎每個家庭均有成群兒女，升學機會往往會被留給兒子，女兒則為幫補家計而需及早投身工作。

已屆「收成期」又如何？

這正是我所看見的、不少中生代婦女的相似經歷。她們的學業成績其實一點不低，但為了支持兄弟繼續升學，遂被迫提早放棄升學機會，齊齊進入工廠當打工妹去了。然而好景不常，自1980年代開始香港工廠大量北移，不少婦女遂失去工作的穩定性，多年來一直面對「就業零散化」的壓力。此外亦有不少婦女早早嫁人，負起另一家庭崗位上的重責，不問可知，這同樣不利於她們的經濟自主。

事實上，觀乎近期大熱的電影《阿媽有咗第二個》，在異常劇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無論是中生代甚至繼後的婦女，在面對「家庭事業兩難」之下，仍無可避免需要作出沉重的犧牲。男性或許早已游走在大灣區，並充分體驗到內地經濟起飛的魅力，女性則只能困身於家中的四堵牆之內。一旦不幸如劇中的余美鳯（毛舜筠），遇上不負責任的丈夫出走，更有可能出現嚴重的中老年危機。

因此，即使大部分中生代女性已屆「收成期」，在回顧前半生之際，可能發現營營役役幾十年，能夠換來卻所餘無幾。她們花了畢生精力培育子女，現在或能看見子女成材，並在子女的供給下衣食無憂；但她們仍總是每天嘮嘮叨叨，抱怨這樣抱怨那樣，彷彿物質生活的改善總是不能帶來滿足——原因無他，她們從來都無法獲得經濟和生活上的自主和滿足。

反過來說，能夠像余美鳯般享受「遲來的春天」的，又有幾人？

對香港新生代的啟示

共同經歷集體向上流動和成功，盡享二十世紀末的時代榮景，乃是戰後嬰兒潮的一貫神話；但箇中「生不逢時」的配角及其際遇，卻又得到多少人的注意？況且堪稱「生不逢時」的，當然遠還不止中生代的女性；事實是來自不同世代的香港人，盡皆只能充當少數嬰兒潮精英、至今主宰香港命運當權派的陪襯品。

時間很快已經來到1990年代，在大學學位的大幅擴充後，新生代不論男女的升學機會均大增。但和中生代婦女的處境幾乎完全相反，升學機會的極度充裕，卻反過來造成了學位大幅貶值，手執一紙文憑無法成為向上流動的保證。「學歷高，成就低」，遂成了這一代人的集體寫照，呂大樂「上位論」的主要背景。

想深一層，無法藉教育爬上職業、以至置業階梯，固然是年青人怨氣的主要來源；但物質生活的改善，卻不意味他們就能得到滿足。和中生代婦女幾乎如出一轍，他們雖然普遍擁有更高學歷，但由於整體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嬰兒潮既得利益窒礙社會進步，令新生代無法找到一展抱負的機會。他們或許仍能通過家庭支持，維持一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就無法獲得經濟和生活上的自主和滿足。

對於近年Mirror的異軍突起，成就了香港流行文化新的奇蹟，政治環境欠缺出路固然是重要背景。但我卻深信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以至大部分人難以學以致用、發揮所長，才令Mirror作為成功「追夢」的典範，能對他們構成如此巨大的衝擊。就正如《阿媽有咗第二個》中的方晴（姜濤），原是出身屯門的茶餐廳「外賣仔」，卻能藉著演藝天分突破自我——難道這不正是當下香港最欠缺的神話嗎？

這大概亦可充分解釋，為何追星一族的覆蓋範圍，竟能同時遍及新生代（不論男女）和中生代（婦女為主）。

——原刊於《香港01》，2022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