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
鄒崇銘

鄒崇銘個人網站|我城的鬱悶:https://chowsungming.com/ FB & IG: Chow Sung Ming 電郵:info@cchowsungming.com 出版自主|Likecoin |Writingnft

經典重溫:不尋常的「香港故事」

許鞍華中期電影,並沒有早期和後期那種宏大的空間和歷史視野,卻反映早已晉身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底層社會眾生相的另一面。帶著強烈的現實生活氣息,以及悲天憫人的濃烈情懷……這些題材必然帶來票房上的失利,電影中的人物亦是注定的失敗者,只能宿命地屬於香港邊緣的一群——而這,亦正是此等電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疫情之下,已很久沒有進電影院,再次進去卻是一齣紀錄片,而且是地地道道的香港紀錄片。難得在剛重開的電影院,通過了「安心出行」等等關卡,平日早場也近半滿的入座率,蔚為奇觀。似乎大家都想在電影中,找到關於香港的一點啟示。

看來導演文念中也正有此初衷,特別是在電影的一頭一尾,借助主角許鞍華的人生際遇,訴說香港人和香港的故事,為大家提供了不少深思的空間。尤其記得許鞍華在片尾說:廿年前是以較旁觀的心態,留下來看看會怎樣,那時更加會講,拍電影只是為了「搵食」;現在倒想真的對香港有些承擔,想為社會做些貢獻,這種大道理她以往是不會講的。

不過《好好拍電影》(2021)紀錄的主要時段,是《明月幾時有》(2017)上映的前後,唯一後補的似乎只有2020年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奬」的那段。經歷了往後幾年慘烈的時代巨變,倒不知許鞍華又會怎樣看待自己和當下的香港?在網絡上有不少她的近期訪問,觀眾大可進一步參詳對照。

身分的迷惘和追尋

這確令我有點喜出望外,因為《好好拍電影》不單談電影,也不單講許鞍華,它更是大半個世紀的香港歷史紀錄。自此至終,許鞍華畢生在思考電影,其實亦是在思考香港人的身分和處境。她的導演生涯或許有過高低起跌,也有過較人文或較商業的階段,但卻從沒有離開現實脈絡和人文關懷。這在香港電影史來說,自是獨一無二的。

許鞍華最具標誌性的「越南三部曲」,固然起源於她在香港電台時代的實況劇,幾近同步地將新聞以戲劇化方式再現。但同樣顯而易見,許鞍華早已有意識地借用越南難民的悲劇,來訴說香港人的心事。在前途未明的陰霾下,當年的新浪潮電影瀰漫著一股躁動不安的情緒,現時回看那些片段,實在是百般滋味。

自從16歲,已第一次在大銀幕看許鞍華的電影,對此我當然亦是記憶猶新。1980年代中的《傾城之戀》、《書劍恩仇錄》系列,是許鞍華口中的第一次創作低谷,但那些關於外族統治和家國情仇,在歷史洪流下個人命運的故事,港產片少有的充滿文藝腔的對白,在我的回憶中仍是相當震撼。到了1990年的《客途秋恨》,所謂外族原來就是她自己的生母,身分的迷惘和追尋就更意味深長。

無論是生於東北三省的背景(「鞍」是指遼寧省鞍山市),祖父教的唐詩或少年時的武俠世界,香港大學時期政治運動的參與,又或香港傳統文化和生活的薰陶,許鞍華同時擁有著強烈的「故鄉」情懷。她早在1980年代初已開始北上拍片,其後更歷時一年拍遍江南、新疆、內蒙和北京,遠在國產大片時代出現之先,大山大河已盡收於她的鏡頭之下。在此「中國因素」並沒有站在香港的對立面,反倒成了層層疊疊的香港故事必然的組成部分。它既為電影人物帶來了歷史的厚度,亦構成夾纏不清的戲劇衝突根源。

眾所周知,許鞍華最近期的兩齣電影:《黃金時代》(2014)和《明月幾時有》,皆是歷史氣魄宏大的中港合拍片,描寫抗戰時期一代人的漂泊流徙,皆觸及大陸和香港的交煎命運。在文念中的鏡頭下,中港電影業界的合作互動同樣敏感微妙。電影界既無法扭轉歷史的洪流,許鞍華亦坦然面對新的嘗試和挑戰。但她那份有所不為的執著,在政治界線上的堅持,同樣毫不苟且含糊。

人文精神和弱勢關懷

兩齣近期合拍片皆為許鞍華帶來了巨大榮譽,但她和她的朋友們最為津津樂道的,似乎卻是《千言萬語》和《天水圍的日與夜》等中期電影。這和我的個人記憶同樣高度吻合,彷彿它們都是影迷抱著朝聖心態,必須入場觀看的重要電影。相反以主要內地為背景的《玉觀音》和《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等,便難免顯得聊備一格,可有可無。

許鞍華這些中期電影,並沒有早期和後期那種宏大的空間和歷史視野,卻反映早已晉身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底層社會眾生相的另一面。這裡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也沒有峰迴路轉的情節,但卻帶著強烈的現實生活氣息,以及悲天憫人的濃烈情懷。《好好拍電影》明白無誤地指出,這些題材必然帶來票房上的失利,電影中的人物亦是注定的失敗者,只能宿命地屬於香港邊緣的一群——而這,亦正是此等電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在這批姑且稱之為「中期本土題材電影」中,我還會加上2001年的《男人四十》,觸及許鞍華較少著墨的中年中產階層,與回歸後香港抑壓的悶局微妙呼應。電影中張學友和梅艷芳的老夫老妻,空有回憶中的理想和激情,卻在沉重的現實中苦無出路,最終只能背負著揮之不去的無奈。但電影亦預視著敢想敢作的新生代林嘉欣,將會為沉寂的香港帶來新鮮的衝擊。在我看來,這亦是1997年後最具代表性的電影之一。

不合時宜的孤獨感

當把眾多許鞍華電影人物並列對照,最為突出的還是要數《千言萬語》中,由黃秋生飾演的甘仔——原型來自現實中的甘浩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意大利神父——他長期生活在貧困社區,為難民、吸毒者和無家者服務,並帶領他們進行無望的鬥爭。面對著匆匆走過的冷漠路人,獨自坐在天星碼頭彈結他、唱《國際歌》,甘仔絕對是香港最純粹的「左膠」。

正如在《好好拍電影》中清楚點出,在香港這個講求實利的社會,在醒目即食快閃的主流文化下,這些有堅持和承擔的人注定孤獨。當年就連許鞍華的朋友們看了劇本,亦勸她不要拍這類調子沉重的題材,可見她在電影路上同樣孤獨寂寞。

當然同樣一個故事,亦可以從它的反面角度看。正是許鞍華對電影近乎癡迷的執著,對私人生活棄之如撇屐的灑脫,逾四十年來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正是她深明自己所佔有的獨特位置,卻絕不會把個人榮辱看得太重,始終只把焦點聚焦在電影之上;正是她儘管資源匱乏卻不斷開戲,幾度經歷低谷仍不願意放棄,產量驚人卻又能不斷尋求突破,孜孜不倦地挖掘這樣那樣的香港故事。恰巧正是由於那份不合時宜的孤獨感,不願妥協的偏執倔強,令她在不知不覺間累積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創造出前無古人的電影成就來。

或許,當大家皆有必要重新認識香港,重新思考未來的前路之際,許鞍華本人作為一個異類的存在,一個不太尋常的香港故事,正好為大家帶來一點啟示。在春䁔花開、萬類競生的三月,也能帶來一點正面的力量。

——原刊於《香港01》,2021年3月25日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