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熊與建制派的拯救

大嘴劉夢熊終於是又開砲了。今天，在“立場新聞”上讀到了他“為中美貿易戰向中央進一言”https://thestandnews.com/china/%E7%82%BA%E4%B8%AD%E7%BE%8E%E8%B2%BF%E6%98%93%E6%88%B0%E5%90%91%E4%B8%AD%E5%A4%AE%E9%80%B2%E4%B8%80%E8%A8%80/ 。它應該是說出了許多體制內、建制派內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

確實，對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金融乃至改革開放、大的政治走向的擔憂，已經從大陸蔓延到香港、台灣。香港和大陸之間越來越緊密的聯繫，包括文化和集體心理的共振，如同日月在上，自不必說。可如此相反的趨勢是，香港人對大陸的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卻是越來越沒有了獨立發聲的機會，於是也就越來越沒有了發聲的意願、興趣和能力。其醒目的標誌，除了著名的大報等媒體被控制、變臉外，重要的還有香港建制派對大陸公共事務的沈默，對北京、香港政府和中聯辦，像小白兔一樣溫柔順從。

且不說1989年，在稍近的過去，我們還可以模糊地看見建制派人士在大陸三鹿奶粉、李旺陽死亡等案中批評甚至抗議大陸地方當局的濫權，對香港政府的土地、公屋規劃、監管的批評、監督也時見活躍。可現在，這類“小罵大幫忙”的聲音也幾乎是沒有了。

當然，這可以倒逼香港的政治人和團體走向社區，更接近基層選民、弱化弘大議事的不著邊際，但，同樣重要的是，建制派的沈默與順從導致了香港政治文化、結構和治理格局的大改變，也導致建制派深刻的identity的危機：它的歷史在斷裂、終結，即它再也不是過去的那種對港督、資本等權力的異在、監督力量，而是已經被這兩種力量吸納；這種identity的解體也是種變性、自我去勢，建制派因此就沒了過去那種產生明星、英雄的機制和能力，沒有了在香港創造其獨特價值、文化的能力。它先多少是被迫，然後是主動地從道德、文化的高地潰敗、撤了下來，這就大大消解了它的正當性，在威脅著它存在的理由，當然也弱化了它在香港輿論、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香港的政治冷漠，除了當年“佔中”的悲劇性、誰也沒有收益的結果，這種建制派的精神、道德的解體、滑落，也應該是原因之一。另外，當香港、台灣居民沒有了獨立的發聲、批評和參入的權利時，大陸的政治與經濟、社會的治理，就越來越是外在、異在和陌生的東西，“港獨”、“台獨”的空間就大了。

建制派的小白兔化，其內部的不同、爭論之趨於消失，使香港的政壇、媒體，其實是香港的獨特文化，少了太多的活力和趣味，它也使香港政府的決策質量、信譽和治理能力弱化，使港督、特首傳統的明察明斷是非的“父愛”角色消失；同時，還經常逼迫中聯辦走向前台，不得不直接、笨拙、經常惡化事態地應付香港民間的不滿和批評。

歷史地形成的identity解體了，存在的獨特、正當性和引領社會與年輕人的道德精神的魅力沒了，立法院的席位增加了，那又如何？

劉夢熊又發聲了，是非、好壞且不說，建制派、特首什麼的，至少應該感謝他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