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长叹

关心中外时政的非政治人士

疫情期间

大学期间某一个假期,我读了《十日谈》。故事以十四世纪佛罗伦萨年轻人下乡躲避瘟疫为背景讲了许多世俗的故事。那时,瘟疫对我而言仅仅就是两个字。再具体一些就是“一号病”和“二号病”,也就是鼠疫和霍乱。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瘟疫对我有现实威胁。不曾想一场世界级的瘟疫在年初从天而降,落在眼前。一月初,病毒话题已见诸网络。然而大众被告知“未见人传人”,“可防可控”。突然一个老人出镜发警告。紧接着武汉封城。此后一幕幕人间惨剧在网上流传。二月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病毒会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作。

一月底,二月初正是北美最冷的日子。我每天坐火车上下班均有一段等车的时间。以往我会在站棚里辟寒。此时,为躲避瘟疫我就身裹大鹅站在寒风里。上车之后也很纠结。当地鼓励勤洗手,不鼓励没有病的人戴口罩。车上也鲜见有人戴口罩。而且我所在的城市及周边口罩已被抢购一空运往他方。一路上胆战心惊。每天不时去查看新闻,以便了解我的周围是否有人感染。午餐的时候,我刻意去晚点以避开高峰。华人在餐桌上的话题依然以病毒为主。很明显,当地政府及企业以WHO建议为主要参考。即使在意大利,伊朗问题已很严重的时候,当地的防疫官员依然声称病毒爆发风险低,地方官员还表明政府已做好准备。对于发现的确珍病人总是强调病人的旅行史或与确珍病人的直接接触史以表明病毒在当地无明显社区传播。三月初,西雅图老年屋住户病毒确诊及病故预示病毒在北美大陆爆发不可避免。一周后,WHO宣布病毒全球爆发。

进入三月,火车上戴口罩的人略有增加,但也不倒10%。每每听到有人在车上咳嗽,我的神经就高度紧张。更要命的是,就在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大型体育赛事如NBA,及商业展销会依然举办。绝大多数的人(华人除外)不把病毒当回事。当时意大利人的统计数据给他们的映像是,死的都是老年人。有一天,在公司的小组会上我表达我对病毒爆发的关切,并希望了解公司的应对方案。其实,越来越多的同事们开始变得焦虑。数日后,公司决定每个小组一分为三。组员网上联系,不见面。以此保证各小组不会在疫情中被“一锅端”。公司要求所有人携带笔记本电脑上下班。以免办公室突然关闭取不出电脑办公。

分组之后我开车上班。我不必再提心吊胆地去做火车了。这让我略微开心。新的办公点很空旷,足以保证三米之内没有人坐。公司有标配的办公通讯软件。组内外的交流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此时政府通报的确诊人数在不断增加。疫情在加剧。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我们不会在新办公点久待。果真,WHO宣布病毒全球爆发后,我就开始在家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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