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斯基之家

讲述俄罗斯文学的故事

普希金與出版檢查制度

普希金出版檢查官即使沙皇尼古拉一世

全世界都存在著新聞審查,並且全世界都在承受著新聞審查制度所帶來的後果,它是柄雙刃劍。有些國家,強化新聞審查,劍走偏鋒,走路都害怕自己影子,似乎沒有審查便寢食難安,甯要清水不要魚蝦,結果引發社會反彈,常被千夫所指。而新聞審查在有些國家則相對理性,既強調保證言論自由,也關注人的權益免於侵害,新聞出版既起到監督作用,整個社會心態也很寬容。

 新聞檢查制度,是人類文化的基本屬性。從歐洲文明的發祥地希臘開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允許絕對的言論自由。起碼,我們至今都得承認在軍事、醫學、金融和商業方面有保密制度存在的必要,這就意味著,言論傳播的控制有所必要。筆者以為,審查範圍會隨著時間有所改變,但檢查制度本身卻是一個常態,不會隨著社會體制變革而消亡。

 有個故事,說希臘東正教聖山——阿陀斯山上,自遠古以來就有一個由長老組成的古希臘作品審查委員會,目的就是去偽存真,確認和保存這位盲詩人的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原本。再說古猶太聖書《摩西五卷》,連標點符號都經過審查委員會的精心審定,否則基督徒們如何獲得《聖經》的真本呢?

 俄國新聞審查始於中世紀末,其初衷主要是為了審定《聖經》文本。1551年莫斯科斯托格拉符大教堂(Стоглавый собор),針對當時四處流行的教會文本手抄本謬誤百出的現象,成立了審查委員會,意在規範宗教典籍出版。

 從另外一方面說,審查制度制定和執行不當,後果會相當嚴酷,歷史上因此竟釀大禍者不凡先例,如16-17世紀法國天主教胡格諾派新教徒被斬首,德國宗教戰爭幾乎奪去三分之一國民生命等等。新教和天主教各有各的審查制度,比如他們都有一份教徒閱覽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這份清單,直到上個世紀,才因審查制度變得寬鬆,而漸漸淡出讀者的視線。

 1804年,英國倫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聖經公會,宗旨是規範翻譯和出版《聖經》。那年俄羅斯也頒佈了第一部新聞審查條例,但是審查標準卻含混不清,令人無所適從。直到1828年,俄國的新聞審查條例仍處於無序狀態,看得出制定和審查條文的人,抱著隨心所欲的態度,實際上走的是獨斷專行的路。可見那時,俄國制定這部法律的時候,缺乏科學民主的態度,而僅憑新聞檢查官員的好惡,這應歸咎於體制的痼疾。

 俄國教會公會審查委員會更過分。他們的職責,是重點審查凡涉及宗教信仰、教會人物的所有出版物。他們嚴禁俄羅斯羅蒙諾索夫科學院,發表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的日心說以及埃弗萊特(Hugh Everett III)多宇宙理論方面的文章。教會主教公會審查委員會,還取締了一些與聖經創世紀說法相抵觸的生態學文章。此外,他們最忌諱的就是具有原創性的文章,最反對作者在文章中蘊含深邃的思想和使用鮮活的民間語言。例如,審查委員會甚至在出版物中遮罩了民間成語和俚語,還將“騙子”、“酒徒”等詞列為敏感詞,在出版文本中加以刪除。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為了進一步規範《聖經》的翻譯和出版,降旨成立俄國聖經公會,他委託莫斯科和科洛姆納都主教菲拉列特主持俄羅斯的《四福音》、《使徒行傳》和《舊約》等聖經典籍俄文版翻譯和出版的審查工作。亞歷山大一世死後,俄國教育大臣和科學院院長什士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Шишков)遂下令焚毀《摩西五經》俄譯本,理由是,上述經文應從古希臘語翻譯,而非從古猶太語翻譯,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所選翻譯藍本為古猶太語版,顯然原始版本選錯了。再者,《舊約》本身讀者面甚廣,依照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翻譯版本,會引起詮釋混亂,隨意不一,甚至誤導異端邪說。

 中國讀者熟知的俄羅斯詩人普希金,在專制的舊俄時代,就有專屬的作品出版審查官為其“服務”,他即是俄國皇帝尼古拉一世。後者於1828年簽署了俄國第三部新聞審查條例,史學家認為,儘管這部條例較之前兩部有所改善,但有一個關鍵問題仍無法解決,那就是當新聞審查滯後於新聞出版發展本身的時候,審查制度如何改革的問題。普希金的每部作品均由尼古拉一世欽定,其實審查的時候,皇上尼古拉一世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他很頭疼。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皇上讚賞普希金作品尖銳的思辨性;但作為審查官,他不得不傾聽保守派元老們的意見,干預普希金作品的出版,剔除作者犀利的批判精神,甚至阻撓作品的出版,就像《普希金全集》首次在俄國出版時那樣。

俄羅斯作家真正接受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就是從普希金開始,這種制度得以推廣,使他們的創作分道揚鑣:一類作家吹捧權力,一類則越寫越晦澀,玩起了語言遊戲。普希金的創作隨時都面臨尼古拉一世的審查,甚至自審。比如,普希金有一篇未完成作,他之所以寫不下去,就是因為他自審沒有通過而最終放棄。普希金稱,這部作品的主人公太道貌岸然,普希金甚至嘲笑他是個假正經。他還有一些詩歌作品,由於自審或者官方審查未獲通過,在他生前也未面世,如童話故事《神父和他的長工巴爾達的故事》等。

 可見,俄國那時的新聞出版審查,對作家創作的抑制作用何其深矣。

 蘇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說,普希金原則上同意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儘管他有時也深受其害,管它叫“傻瓜制度”。但是,無論這個制度有多傻,俄羅斯作家真正接受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就是從普希金開始,這種制度得以推廣,使他們的創作分道揚鑣:一類作家吹捧權力,作品極盡阿諛奉承;一部分人則蒙蔽審查,作品越寫越晦澀,玩起了語言遊戲,但二者目的卻是一致的,即確保作品出版。

 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創作的干預很直接,今天說來很難想像。如普希金悲劇作品《伯里斯·戈東諾夫》,取材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俄國真實歷史事件。尼古拉一世讀後不悅,遂降旨重寫,還責成普希金將此書寫成司各特(英國歷史小說鼻祖)式的,令普希金忍無可忍,抗旨不從。還有著名長詩《青銅騎士》,尼古拉一世也要求普希金進行大規模刪改,普希金也不接受,所以,普希金生前放棄了《青銅騎士》的出版。即使他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在他死後整理出版《普希金全集》時,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通不過審查而無法付梓。

 尼古拉一世一方面嚴厲審查普希金作品,另一方面,還撥款5000盧布(相當於一位現役軍官12年的軍餉)設立作家專項創作保護基金,這筆基金的用途,就是使皇上審查後的作品,免遭社會輿論或者新聞媒體的批評。比如,普希金被審查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第7章發表之後,聖彼德堡較為開放的《北方蜜蜂》報遂撰文抨擊,尼古拉一世聞訊,立即下令封殺批評文章。

 但是,普希金時期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也非鐵板一塊,那時,有高端審查,即尼古拉一世欽定;也有普通檢查,即沙俄皇家新聞監察機構的官員審查。普希金有時為了加快某些作品的出版,便利用二者溝通不暢,遊戲其間——有的時候他也會背著尼古拉一世,得到皇家新聞監察機構的出版許可,據說此舉還曾引發皇上與官員之間齟齬,今人聽來,相比也得會心一笑吧。

 俄國19世紀圖書出版業發展迅猛,審查官也而越來越難當。俄國1826-1828年間的新聞出版審查委員會主席克拉索夫斯基(А. И. Красовский),就抱怨差事難幹,精神健康受損。他在日記中說,晚上做夢都是審讀樣書,疲倦不堪。所以,他恨透了這個行當。另一位審查官阿克薩科夫(И. Аксаков)做了30年外國文學出版審查工作,死後家裡除了堆到天花板高的樣書,就是各種審批檔,別無他有。俄國新聞出版審查一度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連作曲家的樂譜都要審看,生怕那些“小蝌蚪”裡面藏著反叛言論。

 1858年,著名詩人丘特切夫,出任俄國外國文學出版審查委員會主席,被稱為出版審查史上最嚴厲的判官。他在任期間,下令查禁的外國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多達上萬種,其中包括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法國作家大仲馬、雨果、尤金·許、詩人拉馬丁、英國作家薩克雷、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丘特切夫雖為俄國文學大家,坐得官位,大肆禁書,惹得知識界反感,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廣而俄羅斯新聞出版審查官尼基堅科(А. В. Никитенко),則被稱為 “明官”。他不僅善於與被審查的作家們打交道,還能讀懂作品,手下留情。他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作為審查官,他知道如何區分國家利益與文學價值之間的關係。當然,他也痛恨審查,他說,俄國的審查官比要審查的書還多!

 俄國嚴厲的審查制度,早在1900年便受到社會普遍抨擊,這種批評當然受到沙皇強力機構的嚴重干預。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宣言》後,俄國傳統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得以廢除,作家才感受到了些許寬鬆,但是,這種改變與民意無關,完全是來自高層的決斷,因為新的審查制度很快就出臺了,意在維護沙皇統治的穩定性。

 但是,蘇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科特列廖夫(Н. Котрелев)認為,俄國的審查制度不能避免俄國最終爆發了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而蘇聯時期更加嚴酷的審查制度,也挽救不了它解體的命運。儘管很多人都認為,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必不可少,但它從來都保不住什麼。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效仿西方,立法禁止新聞出版審查。可實際上,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另一種無形的審查制度,即新聞出版被財政控制。進入後共產時期的俄羅斯,誰經濟強大,誰來制定遊戲規則。而當政府聚斂資金,變成國家財政中心的時候,新聞出版審查受制於它便在意料之中了。簡單地說,目前在俄羅斯,權力即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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