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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春秋》三传的升降

东汉名儒李育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虽然喜欢《左传》的文采,但觉得它「不得圣人深意」,也就是说《左传》在义理上不够精微,对《春秋》微言大义解释的不够,这大概是两汉人的普遍观念。

一般所谓《春秋》微言大义的说法最早见于刘歆。分开来讲,微言指《春秋》通过「书法」,也就是一定的书写方法和体例,曲折反映出的制度设计,它代表《春秋》「一字褒贬」的一面;所谓大义,指《春秋》拨乱反正,对乱臣贼子鸣鼓而攻之的一面。大义相对微言来说一显一隐,所以大义比较好掌握,以至于刘歆认为,孔子的七十弟子尚能讲大义,而微言在孔子身后就不得其传了。虽然有这样的分别,但微言大义其实不是判然分别的,大义乃是贯穿《春秋》始终的精神和原则,但出于为尊者讳以及作者本人明哲保身的考虑,很多地方不得不作委婉语,是为微言。此外,孔广森认为,大义和微言也有远和近的分别,事情的离作者时代远,则可以显言之,著明大义;事情发生的近,则不能不婉转言之,所以《春秋》讲最晚近的鲁定公、哀公时代的事,微辞最多。

刘歆以后的汉代人喜欢拿微言大义作为两个标准来评价《春秋》三传,所以远绍今文传统的皮锡瑞就认为,只有《公羊》才能兼顾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只能传大义,而《左传》并不怎么讲义理,但由于记事详细,所以能用作参考。

从「致用」的角度看,《公》《谷》在义理上有明显的长处,所以两者可以在经学发展的早期得到重视,被直接用于指导政治和文化实践,这也是今文经在两汉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批判今文经的学者沈钦韩就说,因为《公》《谷》两经说理浅近(注《谷梁》的范宁也说两者一个「短」,一个「俗」),所以可以便于汉人肆意曲解发挥。言下之意就是《左传》因为采用历史的方法解经,所以不方便作曲解。由经学史中古文与今文经的升降,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历史学方法在思想史中地位的提升。所以到了清代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正是说明历史观念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地位的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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