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之抄书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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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与神学

《公羊传》很容易让人想到伟大的神学作品,比如同样采用问答体裁的《神学大全》,即使没有信仰基础,不考虑它们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读者也容易立即被它们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所折服。《公羊》经师神学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解经是某种创造,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传承,传承的是《春秋》简朴的文本里本来就蕴含的东西,这是因为《春秋》是由一个圣人编订的,圣人在文本中本就埋下了微言大义,他亲口把这些微言大义告诉门徒子夏,子夏又口授门徒公羊高。《春秋》自我完备,没有错误,具有一个神圣文本的基本特征。

所以《公羊传》根本不把《春秋》看作是某种编年史,而首先把它看成圣人皆以表达理想的载体,它的神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历史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汉人一直不重视《左传》,因为《左传》是史官的作品,关注的更多是历史事件的原委,这根本不是经学关注的重点,只有在对解经有帮助的时候,历史事件的原委才起到一点作用。所以重视《左传》的刘歆首先把《左传》与《春秋》的经文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左传》才在文字训诂以外有了「章句义理」。所以汉代人即使研究《左传》,也是以《公羊》《谷梁》的方法来研究,试图总结它的书法和义例。但因为《左传》本不是以微言大义为重点,所以汉人会觉得《左传》「不祖圣人」,甚至根本就不是解释《春秋》的传文,也就是把它看成是独立于《春秋》的史书。

这就与现代人首先把《春秋》看成是史书,乃至于像章学诚说的那样把六经全部看成是史书,的做法完全不同,曾亦认为这实际上为现代人理解《公羊传》增加了困难。他说有的读者会认为应该先读《左传》了解历史事件的原委再读《公羊》,但了解了《公羊》的神学性质,就会认识到这恰恰是一条迂远的道路:如果关注的是历史性,那么应该读《左传》;如果要读《公羊》那么首先关注的就不应该是它的历史性。现代人看三传时的这种历史当先的思维,很容易让人想到启蒙运动对神学造成的冲击,那就是人们开始以现代历史学的方法来处理《圣经》,开始思考历史中的耶稣,这实际上是对神学文本的一种摧毁。同样,当我们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公羊传》的时候,它的义理就会显得迂腐、做作(比如把鲁史对鲁国君主的特殊书写方式说成是孔子「王鲁」,也就是假托鲁国为王者来阐述自己的制度设计),它神学作品的性质也就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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