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安超

在中国,教育如何成为独裁者的统治工具?

近日,关于“习近平新时代思想“被写进2022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的规定,在互联网引发热烈讨论。据悉,最新一版的物理课程标准要求将大量“中国相关科技成就”引入课堂,着力培养学生群体的科学态度和“正确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1]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教学案例节选
<gwsw id="gws-16535835210552133539042">《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教学案例节选</gwsw>

并且,就在颁布该标准的同一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视察了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共19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的撰稿人——王沪宁,陪同一道参与了巡视。此后,官媒新华社在针对本次官方活动的宣传稿中重申,要将“为谁培养人”置于教育根本问题的首位,突出强调大学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2]

作为“五四青年节”前的一次亮相,北京当局把人民大学——而非同样位于首都的“清华”、“北大”等世界一流名校——选作最高领导人的视察地点,似乎有其特殊考量。根据大学官方介绍显示,该校的历史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创办于延安的陕北公学[3],并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注重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符合当局所强调的“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红色基因”。随后,该校便宣布,从2022年起,将放弃参与世界大学排名,不再接受“洋指标”定义其价值[4]

回顾中国历史,政治精英们似乎并不避讳公开展现他们对教育特定的“工具性”认知。本文将结合过去及时下的相关案例,通过分析公权力如何利用民族主义重塑官方意识形态,并借由针对学校日常教学内容的审议和编订,配套激烈的人才选拔机制,将公民塑造为政权的拥护者,以此试图梳理在中国教育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教育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体现统治阶层的观念偏好,输出其认可的意识形态

参照其他社会的教育发展,尽管存在巨大的历史和社会差异,但在十八至二十世纪(1789-1914),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曾引入一种被称为“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的创新理念,并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基础性义务教育[5]。然而,现代西欧义务教育体系和一百五十年前的相比,区别主要体现在“集中化”(Centralization)、“补贴”(Subsidization)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三个方面[6]:近现代,掌控教育领域的权力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尤其当维持学校运转的大部分资金开始由中央政府提供之后。而在一百五十年前,与教育领域相关的决定都是由地方立法机构做出的。从1870年代开始,国家一级的政府单位开始施加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以图控制和管理学校系统。而在过去,这种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

实际上,通过一类中央控制之下的义务教育和宣传,将年轻人塑造成忠诚的政权拥护者,也是独裁者们常常运用的一种政治手段。由于担心受到抗议和其他形式内乱的侵扰,威权政体的精英们会将基础阶段的教育工具化,以一系列统一的价值观及国家愿景输出,对其领土上的人口“同质化”。201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曾有一项研究显示,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内战,引发了统治阶层针对义务教育领域的大量投资[7]

而且,打造“同质化”的义务教育体系是一项长期规划——并非将目标锁定在短期或中期的财富榨取上。有学者曾把这种长期规划视作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一部分,并将其定义为创造公民过程的重要环节,以让公民群体团结在足够多共同利益、目标和偏好的驱使下。然而,对于威权政体来说,这些利益、目标和偏好需要契合统治阶层的“胃口”。 曾参与撰写意大利1877年义务教育改革法案的作者米歇尔·科皮诺(Michele Coppino)称,“基础性义务教育应当确保让大众满足于现状,并且创造一批爱国且‘忠君’的人口[8]”。

不过,这里需要平衡的是,既要通过足够的“同质化”教育打造大量“顺从”的公民,又需要防止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因为这种教育可能会创造某种“共同语言”以帮助公民群体沟通,从而产生足够推翻政权的强大“结社力量”。于是,一种“分化策略”也许将作为这种“同质化”教育的配套手段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例如,在公民群体内刻意制造某种 “假想敌人”,以引起群体内部分裂,从而破坏可能形成的团结力量。

在中国,对类似“同质化“教育的打造是基于多方配合之下完成的:中央通过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体系,以确保地方党员、干部能够学习并理解来自中央委员会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决定。同时,由于大多数学校都由国家经营,因此政府拥有对校领导和职员的任命权。而对于那些民营的教育机构来说,也可通过成立党委或党支部等方式来加强对它们的控制。并且,有关政府机构会严格审核日常教学内容,来输出获得官方授意的意识形态。

早在去年中国政府针对课外补习行业的整顿中,相关讨论和分析便指出官方需要通过把关教学内容,例如,禁止使用国外引进的教材、刻意减少对英文的教学时间,以强化统一的意识形态输出标准。去年九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强调需要“严格管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资料,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确保培训材料的思想性”[9]。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校外培训本应作为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补充’力量,但当下的培训材料乱象丛生……部分材料还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等,危及了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常运行,有悖于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10]

并且,在习时代,类似上文中提及的,针对教材内容的改进也已不是第一次。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新公布的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文件中,教育部正式把“习近平思想”纳入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官方教科书中,用于帮助青少年“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11]。九月,由教育部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被正式投入使用。根据官方介绍,该读本将“与统编思政课教材互相补充,构建起更为坚实的新时代铸魂育人教材体系[12]。同时,教育部宣布,2022年五月一日起实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以保证未来中国每所中小学至少要设置一名由公安或司法人员担任的“法治副校长”,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其他相关法治教育的学习及宣传[13]

实际上,将领袖的思想、言论编入教学内容素来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特色之一。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温时代”,全国大中小学兴起一股学习 “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潮流,以及一贯将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列为基础教育阶段“必学、必背篇目”来看,最高领导人的“身影”一直贯穿于中国广大民众的求学阶段。

有学者指出,把教育体系充分“国有化”是让年轻人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将这部分群体转变为“忠诚”的公民、灌输共同身份。而教科书则是“现代版历史故事的讲述者”,负责向年轻人传达成年人认为他们应该了解的本国及其他社会的文化。在梅林格(Mehlinger)看来,任何其他社会化的工具都无法与教科书相提并论——它们能够向年轻人传达统一的、甚至获得官方认可的观念,而其中历史教科书更是构建和再现民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14]


民族主义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基石”

“六四事件”后,中共领导层通过开展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集中力量培养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对其政权的忠诚度。1992年初,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地被开展。自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相关内容便被添加到高中及大学的教学课程中。1994年六月,《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被下发到从幼儿园至大学的所有教育机构里,并且,中央在大学启动了“我是中国人”宣传活动[15]。通过宣扬中国人民,特别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就”,让学生们以中国人的国族身份为荣。在“党国一体”的背景下,激发该群体展现更多对党的尊重,从而起到强化党道德权威的作用。

民族主义一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失去它们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精神支柱”的地位[16],民族主义的力量于是重新得到当局重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被有意识地模糊[17],但始终围绕着一根主轴,即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但“屡遭挫折”、“与外来侵略和压迫作斗争”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叙事,而党作为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难以忽视的牺牲。这种叙事又被称为“国耻教育”——它试图让民众相信,爱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保家卫国”。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教育有利于巩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自九零年代开始,中共领导人便极力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复兴这类“国耻”叙事。

然而,这场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可观的数字、统计数据和“成功学故事”的修饰下,当局的宣传变得更具可信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卷入“全球化”潮流后,由此被引入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等意识形态免不了会与上文所提到的“国耻教育”产生矛盾和张力。这种博爱、和平的普世性价值观与排外的民族主义视角间所造成的“撕裂”尤其能在成长于“全球化”叙事下的一代身上体现。

近期,因上海实施严格的“清零”封锁政策,以阻止新冠疫情扩散,导致大批大学生被困校内,封控期间频频发生“抗疫乱象”。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汇总报道[18],上海同济大学在防疫期间颁布了诸多不合理的规定,例如,不允许洗澡、需要预约才能使用厕所、强行安排学生做“防疫志愿者”等。并且,有学生反映,学校甚至在其供应的午餐中使用了劣质猪肉——种种问题共同引发了该校学生群体的不满。

在四月二十六日的一场视频会议中,某位同济大学的学生代表由于向校方反映有关问题时遭到无视,于是将一段辱骂学校领导的文字输入PPT文档,并通过“屏幕共享”公开,以表达其激烈抗议。之后,该学生的行为引发了同校部分学生和广大网友的反抗行动。为避免网络审查,反抗者们借用该段辱骂文字的配色,将“抽象化”、“符号化”后的相关创作上传网络,来表达对该学生的声援[19]

该学生的辱骂文字截图
<gwsw id="gws-16535836466645584247435">该学生的辱骂文字截图</gwsw>
网友的部分创作截图
<gwsw id="gws-16535836785519140711457">网友的部分创作截图</gwsw>

之后,有网友在微博上找到了这名学生的微博账号,并获得了本人证实。不过,在回看其过往于微博平台的发言后,网友发现了该学生对近期“俄乌局势”的评论:“经次一役,我更加坚定了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现在的人类社会还不配谈‘人性’二字……只看得到俄罗斯的忍无可忍,看不到美帝争当世界警察的专横和北约的得寸进尺……有人大喊这是非正义侵略战争、将俄罗斯与侵华日军划等号,却没想过乌克兰从前可是苏联的一员、是俄罗斯的亲弟弟……有人说拿战争开玩笑的行为令人不齿,殊不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西方‘自由媒体’鼓吹自由民主、造谣新疆之举毫无作为的态度更加可笑。”

该名学生针对“俄乌局势”于微博平台的完整论述截图
<gwsw id="gws-16535837279223582682846">该名学生针对“俄乌局势”于微博平台的完整论述截图</gwsw>

中国方面虽未正式宣布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却一直通过放大民间对西方各国的敌对情绪,有意引导舆论向俄罗斯方“倾斜”。于是,从该学生的发言中,我们便可在官方意识形态输出如何对个体改造的问题上略窥一二:身兼某种“反抗精神”,却以“中西对抗”、将国家形象“拟人化”和排他式的民族主义等视角思考战争,避谈人性并无视“来自远方的苦难”——这种矛盾和割裂似乎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的一个集体缩影: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发声以争取该有的权利是正当的,然而,一旦涉及某种程度上无关乎自身既有生命经验的案例,便可高谈“大国战略”,或为“丛林法则”之下的“弱肉强食”——一系列简化的抽象概念辩护,无法共情其他群体的遭遇。

有趣的是,早在多年以前,笔者曾观察到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一种消费主义的引入迅速消解了以上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国际贸易的推动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让青年群体有机会消费外来的实体商品、甚至文化产品,但同时,他们在主观上拒绝接受自由世界普世价值观的洗礼。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置办洋货”、“看美国大片”、出国留学等行为并不影响这种爱国主义的内核。然而,一旦官方加强针对诸如日韩、西方国家的丑化宣传,抵制外国品牌、忠于来自中国的潮流风尚,似乎成了爱国最重要的表达之一。但无论买不买“洋货”,都是一种仅仅在消费主义光谱上游走的同构——借由消费品牌,建构自信的国族身份。

今年一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在第五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学共同体年会上,针对“如何为00后讲授国际关系”发表了相关看法[20]。他认为,00后大学生“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以中国与外国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并且,“00后大学生深受网络观念的影响,把经济决定论、阴谋论、债权武器等网红们的观点当作常识”。

显然,阎学通忽视了教育系统常年通过日常教学内容,深化官方对某些特定理论的偏好;回避讨论了中国近些年来媒体报道和网络舆论空间的萎缩,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在塑造当代“00后大学生”对国际关系认识中所造成的影响;无视有关当局放任诸如张维为、沈逸、陈平和金灿荣等一干网红“野生国师”对“东升西降”(中国的崛起对比西方世界的衰败)和“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等带有强烈阴谋论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论述的传播,似乎仅仅将这批年轻学生“有问题的世界观”归因于该群体共有的主观选择上。

据报道,今年山东、陕西、浙江等多个省的学校被教育部门要求举办与“俄乌局势”相关、主要针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集体备课活动,以“准确把握‘俄乌‘原则立场和口径”, 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责任集中在后者身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乌克兰局势”[21]。在针对“为什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问题上,有教师向学生解释道:“第一是乌克兰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族分裂以及仇恨俄罗斯;第二是北约五次东扩,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已经把俄罗斯逼到绝路……纳粹分子杀害了乌东地区俄罗斯族裔1.4万人……而美国才是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记忆能够“工具性”地用来促进某种特定的个人或集体利益。政治精英们通过操纵“族裔类别”以维持他们的权力,并由此证明对其他族裔群体的歧视是正当的。同时,对“过去”的操纵提供了塑造“现在”和“未来”的机会[22]。人们被灌输具有针对性的种族仇恨,而这样的仇恨并非生来就有[23]。一旦某些“创伤”被选择,那么关于它的历史真相并不重要[24],这也是民族主义观点、神话、刻板印象、偏见和失实陈述常常遍布于历史教科书以及那些“爱国主义电影”的原因之一。这类由官方塑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象征性政治:政治领袖或活动家利用具有情感识别的民族符号及历史记忆来宣扬对其他群体的敌意,以实现他们对本民族的统治。

中国近代历史上每一次的政策转变都涉及对历史描述的修正和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估[25]。1990年代,当局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再符合改革开放后的政治风气,于是对当时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将重点聚焦于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上——以“爱国叙事”取代之前的“阶级斗争叙事”,旨在详细介绍中国面对西方和日本入侵时所遭受的创伤和屈辱[26],并刻意减少了战争中针对特定历史人物“英勇事迹”的描述[27],转而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命运被改变——赢得了民族独立,结束了“百年国耻”。

然而,习时代以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注:专指对中国共产党领袖、“英雄”人物、历史地位,以及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制度等的否定)被划定为新的历史改革重点。在去年的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当局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特别要禁止“为历史上有定性的叛徒、卖国贼、汉奸、特务、刽子手洗白、翻案……贬损、丑化革命烈士、英雄模范”等行为[28]

自去年三月起,根据新修订的刑法,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等行为将正式入刑,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为名定罪,最高可判违法者三年有期徒刑。负责监督的网信办(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甚至设立了专线和网站,以欢迎公民举报有关违法行为,并且还给出了一份清单,列举官方禁止讨论的内容。在颁布后的八个月内,该法至少被使用了15次,以惩罚对党史的不敬行为[29]。按照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的说法,这是为了“全面清理歪曲党史国史军史、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等有害信息,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30]


残酷的教育人才选拔机制,是强化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理想配套工具

不过,仅仅通过日常教学灌输政治精英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似乎是不够的,还需将其与具体的“利得”结合,以产生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在中国向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当局看到了“优绩主义”、“任人唯贤”等意识形态的强大吸引力,于是将其部分利用,通过建立激烈的人才选拔机制,以传播一个诱人的成功学故事:只要努力,你就能成功!

高考、公务员考试等一类选拔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讲述了一种精英统治的逻辑: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中,个体的优绩(学历的“含金量”、智力和努力)与收入、权力及声望等价值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不过,本文不涉及类似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对“优绩至上”批判,并且中美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在中国,这种 “优绩”原则更容易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的干扰,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本文旨在论述,中国的政治精英通过打造一个“优绩”原则的“幻境”,将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与考试内容绑定,以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作为“诱饵”——通过激烈的成绩竞争向年轻群体提供有限的好处。在中国,高考作为大多数人唯一的大学入学选拔机制,限制了群众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社会阶级的途径,并且,全国统一命题——制定高度标准化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的形式,强化了中央对人才挑选的控制。

然而,随着参与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学学历的教育溢价逐年降低,学历的“含金量”与一系列社会“利得”间的关系减弱。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中国共有107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相较于2020年,考生人数增加了七万,再创历史新高[31]。同时,除了个别省市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一本上线率(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概率)仅能维持在10%-15%左右[32]。同时,本科学历的“通货膨胀”增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竞争程度。据报道,2022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457万,比去年增加八十万,同比增长21.22%[33]。而且,近年来研究生考生遭遇了初试分数线“猛涨”的情况,一些专业的分数线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激烈的教育竞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生需要非常仔细地学习所需考核的科目及相关内容。在中国的高考体系中,考生可以选择参加人文科学或理工科的全国性统一考试,而历史和思想政治只属于人文科学的考核范畴。不过,这样的“分科”一般只在学生进入高中第二学年的学习后才会发生。思想政治课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被要求作为所有学生必选的“选修课”,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政府当下的政策。1991年教育部大纲规定,自1992年起,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会被强制要求学习中国近代史知识,从此,“国耻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34]。实际上,在高考之前,学生们都会参加被称作“会考”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而历史和思想政治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人文专业科目也在必考内容的范围内。并且,随着当下官方意识形态逐渐被纳入更多理工科教学内容范畴,这种“思想控制”的程度会越来越得到强化。

习时代以来,结合“考试”形式的意识形态灌输有了新的发展和演化。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19年一月推出了一款名叫“学习强国”的,集即时通讯、新闻聚合和社交网络于一体的智能手机应用[35]。该应用可被简单理解为电子版的《毛语录》。用户可在此应用上浏览当局的相关新闻,学习时下最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通过“答题”的方式赚取积分。自发布以来,“学习强国”曾成为苹果App Store中国区下载量最多的应用[36]。各个学校、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党支部已安排管理员指导并监督党员干部、公务员、上班族及学生群体使用这款应用以完成政治教育。

一部分人欣然地接受了此款应用,将其视为爱国的表现,加上“积分”和“排名”造成的激励效应,他们每天会在该应用软件上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以赚取积分、提高排名。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款应用对他们造成了新的负担:“学校会点名羞辱得分低的学生。政府办公室在举办学习课程,迫使进度落后的员工写检查。盼着巴结党员官员的私营企业,在对员工使用这款应用的情况进行评定,并给得分高的人授予‘学习之星’的称号”[37]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措施,类似于习时代针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方式。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侧重于两个内部安全维度:一是对官僚系统的控制,二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成功的社会治理包含对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决,例如,公共资源配置、针对人为或自然灾害的风险防控、制止异议、预防和管理社会冲突等。社会治理需要采用一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即既通过运用强制性手段,迫使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环节,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收编’,激励个体加入合作”[38]。如今,经由结合旧有工具及新的技术载体,同样的逻辑也被运用于针对特定思想观念的灌输上。

不过,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的可信度或许需要基于某种社会现实。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加上新冠疫情期间极端的封控政策,进一步影响了本已展现一定脆弱性的民生状况。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局已于近期告诫有关官员,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39]。然而,在严厉的“清零”政策下,中国4月份公布的城乡失业率更创下自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的新高[40]。并且,继今年3月跌破枯荣线后,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进一步从49.5跌至47.4,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从48.4暴跌至41.9[41],仅仅好于近期受到多国制裁的俄罗斯所面临的情况。于是,面对一个“接连受挫”的中国经济,对于当局是否能充分实现一系列意识形态控制所能产生的预期效果,还有待时间观察。


作者:赤安超

愿尽力通过一种非简化的思考及描述,回归人与社会本有的复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W020220420582357585169.pdf

[2] 新华社(202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https://news.ruc.edu.cn/archives/377860

[3] 中国人民大学简介https://www.ruc.edu.cn/intro

[4] 搜狐网(2022)中国人民大学退出世界大学排名的四大原因和四大启示 https://www.sohu.com/a/546018389_701814

[5] Ramirez, F. O., & Boli, J. (1987).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ss schooling: European origins and worldwide institutionaliz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17.

[6] Ansell, B., & Lindvall, J. (2013).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terdenominational conflict in an era of nation-build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7(3), 505-522.

[7] Guevara, J. L., Paglayan, A. S., Navarro, C. P., & Andres, 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SCHOOL CURRICULA: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ND CHILE, 1860-1970.

[8] Iritani, E. (2021). Why Some Dictators Build Schools — and Others Don’t. https://anderson-review.ucla.edu/why-some-dictators-build-schools-and-others-dont/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9/202109/t20210902_558022.html

[10] 中国新闻网(2022)“双减”改革深入推进 剑指校外培训材料乱象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9-10/9562192.shtml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107/t20210723_546307.html

[12] 央视网(2021)开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新局面 https://news.cctv.com/2021/07/09/ARTIqI7fGLmzwvO6gPyvTyvT210709.shtml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202/t20220217_599920.html

[14] Mehlinger, H. D. (1985).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vision: Exam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287-298.

[15] Zhao, S. (1998).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287-302.

[16] Chen, J. (1995). The impact of reform on the party and ideolog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4(9), 22-34.

[17]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18] 中国数字时代(2022)【图说天朝】“我愿称之为同济上单”,这才是热血青年该有的模样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0446.html

[19] Ibid.

[20] 观察者网(2022)阎学通:00后大学生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675124

[21] 自由亚洲电台(2022)中国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俄乌战争,课程以亲俄仇美为主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ql2-03282022073544.html

[22]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23] Kaufman, S. J. (2015). Modern hatreds. In Modern Hatred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4] Volkan, V. D. (1998). Bloodlines: From ethnic pride to ethnic terrorism. Basic Books.

[25] Unger, J. (2015).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26] He, Y. (2004). Overcoming shadows of the past: Post-conflict interstate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27] Gries, P. H. (1999). Face nationalism: Power and passion in Chinese anti-foreig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8] 求是网(2021).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4/15/c_1127330755.htm

[29] 纽约时报(2021)“侮辱诽谤英烈”入刑,中国神圣化中共版本历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1103/china-slander-law/

[30] 江苏网信(2021)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https://www.jswx.gov.cn/yw/202105/t20210508_2777455.shtml

[3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1078万考生迎来2021年高考 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7/content_5615832.htm

[32] 搜狐网(2021)最新数据!2021年全国各省一本录取率出炉!北京第一,河南末尾?https://www.sohu.com/a/489424918_120828047

[33] 杭州市教育局(2022) 考研人数再创新高引人深思 https://edu.hangzhou.gov.cn/art/2022/1/6/art_1694681_58939409.html

[34]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35] 龙江机关党建(2020) 关于在省直各部门推广使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通知 http://www.ljjgdj.gov.cn/system/202006/110909.html

[36] 纽约时报(2019)数字时代的思想控制:“学习强国”席卷中国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408/china-xi-jinping-study-the-great-nation-app/

[37] Ibid.

[38] 赤安超(2022)从上海防疫审视习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

[39] 华尔街日报(2022)习近平要求中国今年GDP增速超美国,尽管防疫封控继续 https://cn.wsj.com/articles/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gdp增速超过美国-11651015507

[40] 财新网(2022)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 青年失业率18.2%创新高 https://economy.caixin.com/2022-05-16/101885549.html

[41] 国家统计局(2022)2022年4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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