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肥屁

生活在日本的中文寫作者

【中中的回憶】文革開始了

我爸生於1956年,大半輩子生活在福州。他這個人有點毒舌,但心地善良。對家人常表現出自我的一面,行走社會卻很保守踏實。退休後成日裡和老朋友吃喝打牌。我勸他寫寫過去,將來還能留給我女兒看,於是他提起了筆……

據說人從三歲開始就有記憶了,但我肯定不行。幼兒園的記憶只有一個高老師。之所以對她的印象很深,一是因為她的家就在進巷口拐角的路旁;二是因為她在文革時上吊自殺了。據說是國民黨。

高園長姓高,人也長得高,清瘦的長臉,黑皮膚,黑眼圈,印象中比較和氣,文革開始後好像沒見過有人批鬥她。她自殺可能是聽到風聲後害怕,畢竟在我們鄰裏,她也算是一個體面人。當時文革剛開始不久,我家還沒有受到很大沖擊。我湊熱鬧遠遠混在人群中,聽著嗡嗡的議論,無非是什麽時候發現,發現時已沒救了之類的。文革時自殺並不是什麽很轟動的事。相反,家裏人倒像是犯了錯一般不敢聲張。當時的一句時髦話叫「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罪加一等。我記得她的兩個兒子,一高一矮,面露倉惶,像老鼠一般往角落裏躲。而圍觀的人卻指出,在她上吊的那塊地方,往地下挖必有一塊黑炭,說得真真切切,我也信了。

除了高園長,我對幼兒園的生活沒有任何印象。聽媽說,我曾經因為緩交幼兒園學費的事而哭鬧,以至於挨了她第一次打。「高園長都答應了,你卻不幹。」也許我從小就愛面子。我們家會困難到幼兒園的學費都要緩交?我有些懷疑,畢竟我是獨子。而那個年代,獨子被稱為「罕子」,就是稀罕的意思。只是爸媽並不像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寵我。


我唯一記得的,是因為被九中校辦工廠的一名工人捉弄,挨了爸媽的打。那人是工廠的固定工,也就相當於職工了,拐腳,戴眼鏡,外地人。他不知道從哪裏拾到一只死鳥,看到我在附近玩,就過來跟我說,「鳥給你,回去讓你爸媽殺了給你吃,但毛不能拔。」也許覺得那只鳥的羽毛實在漂亮,我竟然深信不疑。交給爸媽之後,提出的要求是既要吃鳥肉,又不能去鳥毛,這當然辦不到。哭鬧一番還挨了揍,至於最後有沒有吃到鳥肉,已經忘了。

60年代沒有輸在起跑線的說法,能上幼兒園的也是家庭條件較好的。也沒見上過幼兒園的人在小學裏的成績會比沒上過的人好多少,也沒有重點小學和普通小學之分。當然,學校還是有大小好壞之分,只是人們不是很在乎去小一些破一些的。

我記得一開始,爸帶我去麥頂小學,因為我的年齡比正常上學的孩子小一歲,他們不收我。只好轉而報名去了更小更破的象山小學。小到一個年紀只有兩個班。在象山小學,我交到了一輩子的朋友旭恩。現如今,麥頂小學的劃片學區房一平賣到4萬,而我當年卻是只要大一歲便可隨便進了。天地之差,半個世紀。


從小學一年級起,能回憶起來的事便多起來了。或許是基因好,再加上父母都是教師的緣故,我在一年級就當上了班長。二年級就在學校的小土臺上向全校喊集合口令。實際上,我是個非常膽小、靦腆、不自信的人。這是我的本性,伴隨我一生。到老了才有些緩解,覺得實在沒必要太在乎別人的看法,但為之已晚。由於不知道班長的特權何在,我這個班長當得糊裏糊塗。好在學習上佳,尤其是語文成績在班上總是數一數二,老師對我也是高看一些。但那個年代要說因此有多特殊的待遇,也不盡然。在小學四年級之前的生活還算可以,當上了大隊委員。要不是文革,我應該會順理成章地當上全校的少先隊大隊長。那時生活太順風順水,平淡得就像本該如此。

旭恩說我小時候是很少見的有牛奶喝的人,但我自己沒多少感覺。不知為什麽,我跟其他同學並不特別親密,卻和他合得來。他家在我上學的路上。我會提早一些,到他家去叫他一塊走。有時他還沒吃完飯,我就在角落的金魚池畔看金魚。中學,大專,在倉山住的時候,旭恩家幾乎是我唯一的玩的去處。和他的鄰居打撲克,和其他在他家玩的同學聊天,以至於他家的兄弟親戚對我非常了解,把我當成他們的編外成員。


文革十年,1966-1976,是我10歲到20歲的時光。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階段。文革開始,使我感到了迷茫。學校開始亂了,家裏開始怕了。

我記得當時家裏不大的房間裏,用布隔出一個小空間。爸爸和一個叫劍英的女學生家長躲在裏面密談著什麽。大概是分析形勢吧,從國家到單位。真不知道劍英的爸爸為什麽會來和爸爸討論這些。他給爸爸出了什麽主意?這一切都是徒勞白費,文化大革命是滾滾洪流掃蕩一切的(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像我父親這麽一個卑微渺小的中學教員,又如何能夠靠一些布圍起來的密室密談來逃脫懲罰?很快,帽子便飛過來了,是反動會道門,是現行反革命。學校是重災區,皆因一幫所謂的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是人性卑劣、怯弱、骯臟的集中營。相互之間的鬥爭真所謂是你死我活。我這一輩子最鄙視的就是教師,這也是我一點都不想成為教師,到學校裏工作的原因。

文革中,學生是最積極最快響應的一群。當時的小學教導主任姓黃,個子非常矮,滿頭花白發,大家都怕他。文革讓學生有了機會造反,他們第一個就貼他的大字報。第一句話是,「矮矮的黃教導……」具體內容大概說他在舊社會是國民黨。學生們鬥爭平日裏不敢違抗的教師。給他們戴紙糊的高帽,剃光頭,掛牌子遊街,站在椅子上示眾批鬥。這對學生來說何其開心,何等興奮。但對我來說,則因為遭殃的人中有我的父親,就沒那麽爽快了。唱歌唱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就聯想到爸爸也是牛鬼蛇神而降這四個字吞掉,不敢出聲。有一次放學,遠遠看到九中門口站著幾個挨批鬥的「牛」們,馬上想到可能有父親在,趕忙調轉身子,繞了一大圈路回家。鄰居小孩,父親的學生們,見到我有時不理,有時直接用鄙視的言語諷刺挖苦。回到家只好躲著哭鼻子。到後來更有甚者,一名學生整體呆在我家,監視監督,一句呵斥的口頭禪便是,「你休想瞞天過海!」「瞞天過海」這個詞在文革時挺時髦的。多年後,這家夥成了一個三輪車夫,我已長得比他高大,很想去和他打一架,但終因懦弱而作罷。

學校停課了,父母也沒法管我。我成天無所事事,除了被人奚落、作賤之外,在沒什麽生活內容。我成天逛過舊大橋,到臺江碼頭看走江湖賣膏藥的吹牛,福州人稱之為「打鐵桿」。賣膏藥的江湖人士,拿著兩桿頭上有結節的鐵桿往赤裸的胸膛上砸。由於天冷,一砸就特別容易發紅。然後他推銷專治跌打損傷的藥,與如今只靠嘴巴忽悠人買藥的比起來,他們還是下了點功夫的。臺江碼頭有幾個「打鐵桿」,我都了如指掌。對他們的套路、說辭也倒背如流。文革結束後,有一陣子流行寫傷痕文學。其中一個套路便是,主人公原來是一個單純可愛、積極向上的好孩子,因家裏遭文革變故而變成兇殘可憎的流氓惡棍。我不知道別人怎樣,但這種事在我身上並沒有發生。我不只一次提到過自己是個懦弱、靦腆、膽小的人,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不幸中的萬幸,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躲避,那就是寧德。

寧德,閩東的一個小縣城,是父母親的老家,也是我兒時經常階段性生活過的地方。父母親的家庭在當地都算是人口眾多。父親的兄弟姐妹有7個,父親排行老六。母親的兄弟姐妹有11個,她是老大姐。開始是父親家比較窮,因他的父母早逝,他的大姐拉扯著他和我最小的叔叔長大。為了兩個弟弟,她終身未嫁。這是她時常自我標榜的,但只是原因之一。我想主要原因是她的信仰和孤僻的性格。聽老一輩說她曾有過一個藍顏知己,交往的時間不短。她是當時寧德唯一的一所小學的校長。僅此一點,便能說明她的與眾不同。要知道,她出生於遠離寧德縣城的小山村的農民家庭,能有這樣的成績很不易。後來她生了骨癌,鋸掉了一條腿,和一個被丈夫拋棄的活寡婦結伴,相依為命度過一生。父親把她當自己的母親一樣供養,每月給她寄生活費,直至她離世。命運造就了她的性格,極為嚴苛,格外節儉。她對小孩有著本能的距離感,甚至有時是厭惡。

文革時,我無處可去,在最瘋狂的時段,因忌憚外婆的地主身份而不敢住外婆家,在大姑媽家住過一段時間。那完全是痛苦的記憶,倒屎倒尿做家務,還要忍氣吞聲,真是不堪回首。我在外婆家是人人寵愛的小皇帝,我和外婆最疼愛的小姨吵架時,外婆總是向著我。我咬了小姨肩膀一口,卻沒人敢說我一句。但為了表示我還是陳家一員,每隔一段時間,他們要送我到我大姑媽家呆上半天。那是特別難熬的一段時光,到天將黑時,我的四姨還沒來接我,我便焦慮地哭了,招來大姑媽的一頓打。這給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外婆家頭一個第三代,和小姨只相差四歲不到。小姨出生不久,外公走了,因此外婆對她格外寵愛。可是當時家裏窮,她不到十歲,外婆就讓她一個人去擺地攤。我奇怪她為什麽對詢價的人報價比外婆交代的貴。她對我說,說高一些好讓人劃價。她賣的不過是些針頭線腦,印象裏並沒有賣掉多少。生活的艱難過早地落在小姨的身上。她的一生過得並不寬裕,兩個兒子卻很爭氣,大的保送北大,後留美,小的畢業於廈門大學,在廣州的銀行工作。她的大兒子從美國回鄉結婚時,小姨為了省錢,買劣質塗料,自己悶在房間裏刷墻而中毒,送到福州肺科醫院搶救了10多天還是去世了。可憐她苦盡甘來,無福消受。走的時候未滿60歲。

讓我體會到真正的母愛的是外婆。外婆是上個世紀初寧德城郊的農家女,有一個當時中國大江南北很普遍的名字,「孫蘭英」。我小時候看她經常用個印章往需要簽名的地方上蓋,隱約覺得她應該是從未擁有過筆,更沒寫過字的。我沒見過她年輕時的模樣,那時寧德很少有人去照相。但從她年老時端莊的模樣看來,應該年輕時是清秀佳人。她的腳是半大腳,就是裹腳裹到一半,小腳不作為社會審美標準了,於是雙腳得以解放。既不是三寸金蓮,也不是健康健全的天足。

她一生中生了十三個孩子,八男五女,其中一對雙胞胎男孩夭折,一個男孩英年早逝。她在嫁給我外公不到30年的時間裏,平均兩年生個孩子。那個時代的女人除了生孩子,還必須參與維持生計的勞作,辛苦程度不是現代人所能想象。據說她剛嫁給外公時,外公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如後來風光。外公的父親是靠做魚丸賣魚丸維生的小生意人。那時做魚丸全靠手工,切確叫法是「打魚丸」,就是將剔過刺的魚肉和地瓜粉和在一起,在缽缽中用手使勁摔打,直至膨脹,再包成加肉餡的小丸子。小時候,外婆做過,當然是僅供家人享用,真是美味。外婆說起當年做魚丸的日子,手指甲幾乎都磨沒了。說這些的時候,她的神情是那樣的平淡自若,根本看不出是對艱辛勞作的抱怨。外公家是怎麽發跡的,我一點都不清楚。這段歷史隨著上輩人消失而永遠被埋沒。也許是之後災難降臨,使得舅舅和姨媽們不願意回首這段往事。我的母親已經95歲了,她很願意跟我談及她自己的往事,卻從未和我詳談過我的外公,她的父親。盡管她承認作為長女,極受外公寵愛。在上世紀初的小縣城,一個女孩能夠有機會讀書,一直讀到省城,讀到大學,不得不說是外公的開明。總之外公發跡了,到臨解放的1949年,他是寧德商會會長。而他弟弟,我叔公,當上了寧德縣參議員。這給我外公惹來了殺身之禍。

由於外公的弟弟在臨解放時交上了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朋友,他與當地地下黨遊擊隊也有聯系,但當時南下部隊的官員們並不理會這些,照樣把他當成國民黨的頭目抓了起來。當地的地下黨為了救他,想了個辦法,將他的哥哥(我外公)逮起來,將許多原本是叔公做的事栽在他身上。以至於在當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外公先於叔公被鎮壓。盡管如此,叔公最後也沒逃掉被鎮壓的命運。

我的姑婆後來一直在我面前念叨,當年她二哥(我叔公)將所有值錢的金銀首飾和現金都給了共產黨遊擊隊,資助他們打仗。為了盡力,連她的手鐲也給擼了獻出去,最後竟然連命都沒保住。最可憐的是我外婆,遭遇了晴天霹靂。外公走了,房子被沒收,一家十幾口人被掃地出門,失去了經濟來源。外公的「地主」頭銜落到了外婆頭上。事實上,外婆是一個封建禮教之下的普通農村婦女。雖然有一段時間生活富足了,家裏有傭人幫忙做家務,但生育十來個孩子的她難道日子會過得輕松?記憶中的她,做得一手好菜。我在寧德時最愛吃她做的一道芹菜炒五花肉,那味道至今無法模仿。她總是等所有人吃完了才上桌,這是舊時農村的規矩,也是她慈愛的表現。她與文學作品中兇神惡煞的地主婆形象相去甚遠。在解放後的日子裏,她是怎麽熬過來的,我無從知曉,沒有一個舅舅或者姨給我描述過,外婆更不會跟我提及。但她像一只母雞護衛著一群小雞,領著家中尚未成年的舅舅和姨們,撐過了艱難時光。

在文革期間,外婆經常被叫到街道辦去挨批鬥。她向我抱怨,「他們說我剝削別人,壓迫別人,但我從未做過那些事。倒是他們現在把我剝削得太狠了,我都這樣了他們還強迫我出錢買勞力。」原來,街道辦規定,所有四類分子必須參加山上的砍柴勞動,不能去的就出錢。這倒也符合當年地主所為,用錢雇工。我記得雇個人大約只要兩塊錢而已。但這兩塊錢對外婆來說是很大一筆了。她不得不踮著殘破的半大腳上山去勞動。每次勞動回來,她就對我說,「感謝上帝讓我平安回家。」她把省下的錢給我買我愛吃的發糕。在清晨四點起床買剛出爐的,保存著等我起來吃。

由於生育太多子女的緣故,她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腳踝爛了一個酒杯大的口子。幾十年來,每天晚上她都自己用土藥膏換藥,洗紗布。她不讓別人幫忙,怕臟了別人的手。甚至連當了護士的三姨也沒替她換過一次藥。她相信每天清晨起來喝杯鹽開水能去火清涼,這個不良習慣堅持了幾十年,使得她的血壓一直很高。若是有現在的醫療條件和知識,我的外婆一定不止活到80歲。晚年,她的生活境況也沒有改善。背著一身的病痛,貧窮、潦倒,於1985年10月去世。

在她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經常夢到她。一是因為想念,二是因為深深的內疚。我1975年參加工作,1977年去藝校念書,1983年分配到歌舞團時已有了工資,但我卻很少給外婆錢花,次數少,錢也少。在我的意識裏,似乎應該是舅舅和姨們給她盡孝才理所當然。自私吝嗇的我直到站在外婆的遺體前才後悔不已。我再也無法為她做任何事了。

當時寧德已提倡火葬,外婆的土葬墓卻是早已造好的,為了避免被抓,土葬在深更半夜進行。我抱著她的遺像,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那天下著雨,全身被雨淋透,思緒也凝固了,麻木地跟著隊伍走。我記得自己扒在外婆的墓碑上對她說,我還會來看您的。但時至今日,也沒去過幾次。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外婆在我母親眼中可不是一個慈母。母親不只一次對我說,因為她小時候受她奶奶的疼愛,而外婆和她的婆婆不和,經常無理由地打罵她出氣。母親把這話對我說了一輩子,對我女兒也說過幾次。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對我的外孫女說,95歲的她身體還很硬朗。只是在我心目中,外婆是一個最值得親近的,最具母愛的偉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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