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
陈奇

爱,而后有真知

“转移视线式抬杠主义”能让世界变更好吗?


去年在香港事件发酵之际,我和一许久未见的朋友相聚。那天的见面一开始氛围良好,我们畅谈近来的变化,游历过的地方、工作的进展、生活的变迁及未来的计划。直到她话锋一转,提到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我们谈话的氛围立刻变得尖锐起来,就像是立马换装登上了《奇葩说》的舞台。

我们争论最多的地方是关于言论自由及新闻媒体的言论立场。当我提到国内的媒体只被允许发出一种声音时,她反驳我说,国外的媒体也是有立场和偏见的。当我说政府对很多社会问题都通过野蛮的删帖方式来试图掩盖真相时,她说美国也有这些社会问题啊,而且美国的民主让民众拥有持枪权,你看看美国每年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死了多少人,由此推导出民主也并非有多完美。


抬杠主义


近年来,在涉及民族主义的话题上,总会有这样一种话术,当你批评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体制时,对方总会拿其他国家也存在的问题来反驳。

比如当你说中国没有新闻的时候,TA说那美国的新闻媒体就没有偏见吗?当你说专制政府不好时,TA说那美国的自由民主现在也不怎样啊;当你批判因政府压制言论而导致疫情扩散时,TA来句,你看看欧美吧,言论自由、媒体监督、民主意识强,但是结果呢,看看他们政府的抗疫措施,现在的确诊率一天比一天高。

这样的话术不管是在网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随处可见。在《被代表的中国人》中我提醒要尽量避免跳入输赢游戏中,但我自己也常常被卷入这样的辩论游戏当中。可见,这个世界俨然已经逃不过“你争我夺”的输赢游戏。

西方有一个词叫whataboutism,由「what about + ….」组成,中文翻译为“那又怎么说”主义,指的是苏联在冷战时期对西方世界使用的一种政治宣传技巧。每当有人批评苏联,就会收到形如“那(西方世界的某某事件)呢?”(what about…? ) 的回应。


比如西方记者在采访totalitarian国家领导人时,问“您的国家法律有自由示威的权利,但是为什么您的国家却不允许人们示威游行呢?”,这时卡斯特罗、普京们便反问“你们美国呢?”,然后滔滔不绝的举上一堆美国如何劣迹斑斑的例子。

这种话术对大部分不去深究的人来说,乍一听,确实有道理。Whataboutism又可译为“转移视线式抬杠主义”,网络上的很多“杠精”大部分都是用此招数来占领对话的高地,可见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之有效。

使用这种话术的目的不是来讨论真正的问题,而是为了转移问题、逃避问题,是为了赢。当我谈论言论自由时,对方不是和我一起讨论具体的言论自由丧失的例子,不讨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是用别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来证明这个问题是共有的,试图将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合理化。

而这样的结果是这个问题被放过了,下次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造成同样或是更严重的后果,因为没人监督,没人批评。


中美官员推特之争


当然,中国有的问题,别国可能也有。比如最近外交部的赵立坚同志在推特上将病毒起源地推给美国。这种向外转移内部矛盾的方式美国人用的一样熟练,特朗普即刻发推将“coronavirus”改成“Chinese virus”,将无法解决美国国内疫情而引起的矛盾向外转移,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同样让人鄙夷。


但像这样的“骂战”有解决任何问题吗?中国的言论和体制问题同样存在,美国的疫情愈演愈烈,而且反倒加深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在原有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而这种在道德泥潭里的“骂战”发生在两国政府官员之间更是让人耻笑。

政府官员的言论代表的是一国国民,不是代表个人。外人了解一个国家最直观的地方就是它的政府部门,就像你去到一个小区,第一个接触到的是小区物业,如果物业的言语粗俗,你对这个小区的印象便大打折扣,对小区业主们的印象必然也会打折扣。

批评本国政府,并不代表赞赏别国政府。批评是指出问题,是为了更好,不分立场。只是生活在中国,身份在中国,自己更有资格提出批评,而且这种批评监督的结果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他国的问题还轮不到我去批评,并且他国的人民有能更直接影响政府的方式。

把批评本国当成是在赞赏别国,这种非此即彼的谬论被网上的一些人用来给别人扣上“歪屁股”的帽子。


「丛林法则」下社会道德的沦陷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输赢游戏,遵循着“丛林法则”,秉持的观点是“不攻击对方,自己就有危险”,“落后就要挨打”变作“为了不挨打,先去打别人”。所以大家要统一立场,一起攻击对方,不管自身问题多大,都要赢。而为了赢,可以毫无底线,可以抛离道德。当对方试图污蔑我们时,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污蔑回去。

这种背离人性道德的行为就像是,狗咬了你一口,你把自己当作狗,用同样的方式咬回去。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用动物性代替了人性,甚至忽略人性,把世界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森林。而从人类过往历史来看,弱肉强食世界的最终后果便是战争,将人类多年建立起来的文明重归于零。

我想,这是仍心存人性之人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所以,对个体而言,保持自己人性的道德,不同流合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如今我们每个人能为维持文明社会所做的最后努力。


外国也有


Whataboutism在如今的语境下翻译成「比烂心理」再合适不过了。而西方有whataboutism,在中国我们也有「臭虫论」,鲁迅在1933年写了篇《外国也有》的文章,而且比西方还早,看来我们也有“赢”他们的地方啊。(要比也要比好的地方,比烂可太简单了)

附:


鲁迅《外国也有》

杂文集《准风月谈》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希特勒);狄昆希(德·昆西 De Quincey)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斯威夫特 J Swift)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C.A.Lindbergh,美国飞行家)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古巴比伦)与马基顿乎? ——  外国也有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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