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心柳

螻蟻似身心似鼠

陳寅恪紀念館一行記述

May 21, 2019

陳寅恪紀念館一行記述

上世紀90年代陸鍵東先生寫了《陳寅恪的最後20年》這本書。書面世後立即洛陽紙貴,並且掀起「陳寅恪」熱。對中國藝文有興趣或關心中文媒體的人都感覺到至今未完全降溫的「陳寅恪」熱潮。一波又一波關於陳寅恪書籍、電影「柳如是」、描繪民國時代人物等書籍都在這時候大量的出現在書店陳列架上。我也於1997年托國內親戚買了陸鍵東先生這本書,讀畢後對大半生顛沛流離的陳寅恪先生充滿敬意,他的學問對於我來說當然只能用「高山仰止」來形容,並令我認識到什麼叫做「博大精深」。惟對他下半輩子近乎全盲的坎坷身世,在所任職大學的遭遇,我卻不能用時代悲劇、個人不幸或是其性格使然等簡單詞語來總結。從書中得知陳先生最後那段艱苦歲月是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園渡過的,我對自己說,有機會到廣州時,一定要看看陳先生在中大的故居!

第一次來到廣州中山大學陳寅恪紀念館是2001年1月某日,且要多番探問才知道這座館位於校園內東南區,惟當日重門深鎖,後來雖在館前照了一些相片,但不得其門而入,心中怏怏然。

2019年3月初重臨舊地,館前有了陳先生一座雕像,入門處展出陳先生弟子季羨林、周一良等人紀念老師的一些書法,二樓展出的是陳先生一些書籍和手稿複印本,並且還原了陳寅恪、唐篔夫婦和三個女兒當年居住的格局,部份家俱更是他們用過的。

二樓陽台是當年陳先生授課課室,現在仍擺放了陳先生講課時坐的藤椅、兩排整整齊齊的學生座椅,與陸先生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裏面那幅照片一模一樣。

從陽台處望出,周邊環境靜謐和諧、高低樹木環繞、鳥語花香和綠草如茵,很難想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紅衛兵對陳、唐二人進行批鬥和我們今天難以想像喊打喊殺的場面。

和大部份人一樣,我對陳寅恪先生的遭遇是從陸先生這部書認識到的。當然也佩服陸先生的文字,將上世紀一個埋首於國故的學人,他周遭的人物和他處身那個時代是那樣栩栩如生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陳寅恪,一個皓首窮經的天才學人,一個揭櫫「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且以此價值作為安身立命、不趨時不傲物的史學泰斗,他身上展示出來的責任感和反抗勇氣是那麼的令人感動。

下文引述關於陳寅恪的一些史實,都是來自陸先生這本書。

陳寅恪先生很可能是中國上世紀人文學科裡面學問水平最廣博、讀書讀得最通透但骨頭卻是最硬的一位文人。

學貫中西的陳先生在學術上被紀錄下來,最了不起的幾件事:

– 35歲就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一起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 陳寅恪學問博大精深,教學旁徵博引、論述嚴謹鎮密吸引了校內一批教授去聽課,出現了教師多於學生的現象,因此被稱為「教授之教授」。

– 50年代初,百廢待舉的中共中央科學院有了重建各等學府的計劃,邀請陳寅恪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先拒絕惟難辭一再邀請,陳最後向北京提出兩個要求: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參加政治學習,請毛澤東或劉少奇開具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個要求當然得不到北京方面的回應,當年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如日方中,著文論說引用馬列教條和毛澤東著作是時尚也是政治需要,就算換作是今天的政治環境,上述擋箭牌要求也是大逆不道的;從歷史角度來看當今文史科人員只能緊跟著黨國大方向來找研究科目,陳這個舉動應有些振聾發聵的作用吧。

– 1953年陳寅恪因病在家休養,期間讀了一本是清代女子陳端生所寫的《再生緣》(也就是後來民間改編成為「孟麗君」的故事)。這一年是陳寅恪來到了廣州的第四年,也許是動盪歳月過後得到了充分休息,沉澱在胸中塊壘找到了抒發口,一篇《論再生緣》的奇文,只不過用了半年的時間就誕生了。一生清高自負兼倔強性格的陳寅恪,不知道是否基於對政權易幟後的人事未足信任,陳並不將這篇約在1954年定稿並且自付刻印費的《再生緣》示人或公開刋出,文章油印本卻輾轉地流入了香港,一時間大多數海外人士認為《論再生緣》充滿了國家興亡的陳詞,議論紛紛陳在書中哀痛之情是否就是現實政治在生活的反映。牆內開花牆外香,當香港出版了此書的消息傳回大陸後,國內文史界又引發了起伏的波瀾。比如當時意氣風發、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後多次在各報章闡述了對《再生緣》這本書的觀點並提出了和陳寅恪不同的意見。當時得令的郭氏一系列文章令整個藝文界引發哄動,各界學者不斷有文章加入。今天我們重看歷史,《再生緣》雖然是因為郭之文而成文化界一個熱點,但如果沒有陳的珠玉在前,那麼就沒有郭的考證和評價再後。另方面,陳和郭在資料查閱、文章索引等等具體工作,其投入時間、精力和得到的回饋是不對等的,前者是事倍功半而後者是事半功倍:陳寅恪早在40年代因視網膜脫落導致雙目近乎失明,所有的閱讀寫作、學術考證、資料搜查等等事情都得靠助手(黃萱和妻子唐篔)幫助,而且過程是單向的。比如想起某一材料要考據,陳先要在腦海的記憶中去尋找,然後派助手到圖書館查閱該資料繼而進行驗證。而當時文化界紅人,集和平使者、中國人大領導人等等頭銜於一身郭沫若想弄清楚《再生緣》和作者陳端生的一些問題,幾乎就能閱讀所有的珍貴資料。不言而喻,郭在可調動的資源、動員能力、範圍,孤軍作戰的陳寅恪是絶不能望其項背的。作者陸鍵東先生在這裡感嘆道,假如陳擁有如郭同樣的條件去做硏究,他會得到怎樣的一個成果?

– 50年代中期全國高校評定稱職,陳寅恪被評為一級教授。據說中山大學歷史系其他老教授很難再往高一級評定。因為「教授的教授」陳寅恪是一級,其他人只好屈就成二級。

陳寅恪於1954年開始撰寫一部費時十年、共八十餘萬字的作品:《柳如是別傳》。這個十年中國經歴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這些時左時右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將社會每一個人、每一個階層捲入內,中大校園裡面的學界精英亦不能避開時代的撲面駭浪。較其他學者稍為幸運的是,陳寅恪因為雙目失明,中大校長陳序經從一開始就免去他參加各種會議,從而使他不用面對這些後來變成大大小小的政治學習或批鬥場所。再加上國民黨於1949年將專車開到陳家門口陳也不肯跟從國民黨去台灣,「陳寅恪也是愛國的」這一行動令很多批鬥陳的場面也只能點到即止。至於其他中大學者,尤其是曾經與陳共事或是陳的知交、弟子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是冼玉清、吳宓、董每戡、劉節、梁宗岱等人。

1962年7月陳寅恪不幸在家中洗漱時滑倒,右腳股骨頸折斷,是年陳寅恪72歲。因為高齡和心臓病的關係,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採取最保守的治療方法,結果是把陳的斷足從身體上切除。一年半後陳寅恪從醫院的病床上被抬回中大校園家中。中年盲目、暮年臏足,生活從此完全不能自理,陳寅恪的最後人生只能在床上渡過。

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了。

千千萬萬青年響應毛澤東號召,用「紅衛兵」的名義,以雷霆萬鈞之勢,到處以「破舊立新」之行動進行打、砸、搶。

1966年7月,中大撤走為陳寅恪護理的三個半小時護士和陳的助手黃萱。陳家的三個女兒也因為工作,結婚和參加運動都離開了父母親。

9、10月期間,各式各樣批判陳寅恪的大字報貼滿了陳家整幢樓房,各種身份的人隨時隨意到陳宅走動,並且頻頻迫陳寅恪對以往日子某人某事「交待」,交待不滿意,是否有拳打腳踢?陸鍵東婉轉的用了「據說」這個詞語,說陳寅恪因為臥病在床沒有遭到紅衛兵毒打,但落在陳身上的拳腳卻大部份由妻子唐篔去承受了。更不用說陳寅恪放在家中多年的手稿、字畫、辛苦收集的資料和藏書,它們如不是被砸爛、燒毀,就是後來被弄失了。

紅衛兵將這些折磨加在長期臥床陳寅恪身上似乎還未滿足,知道盲目、臏足的陳寅恪聽覺正常,所以就別出心裁地將幾隻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屋後,並美其名為「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這樣的摧殘方法雖未能立即嚇死陳寅恪,但他的心臟病日趨嚴重。

1969年春節過後,陳寅恪被勒令搬出這座東南區一號二樓。被趕出住了十六年的家,生命還剩下的日子只是油盡燈枯,存或歿都不再有什麼意義,此時的陳寅恪對愛妻唐篔寫下了一對淺白但讀後令人垂涙的輓聯: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飽受身心煎熬的陳寅恪終於因為身體器官衰竭死了,終年七十九歲。唐篔料理了丈夫的後事,亦在四十五天後追隨九泉下的陳寅恪撒手塵寰。

在那個紅衛兵翻江倒海的日子裡,陳寅恪之死不過是投向已經沸騰湖水的其中一顆小石頭,並沒有產生更多的漣漪,和大部分死於這段時期的人一樣,很快就被人遺忘。

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第二十章(陳寅恪之死)裡面,有一點陸鍵東先生把陳寅恪形象寫得十分傳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寅恪對造訪的黃萱問「反動」二字如何解釋。以陳寅恪的學問,幾可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來形容,但在這個顛倒乾坤的時日𥚃,卻屢被當權者以「反動學術權威」「反動透頂、惡毒至極」、「比狗屎還臭」等句子來唾駡,陳內心深處的悲憤可以見之。但陳寅恪在臨終前,校方最後一次派人來檢視,陳寅恪卻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陸鍵東先生解釋說,這表明陳寅恪最終仍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這一點令我想起兩個月前才逝世的李銳先生,據李銳女兒李南央表示,父親李銳生前說過他死後不蓋黨旗、不入八寶山。這同樣是表明,李銳最終仍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陳寅恪和李銳,前者是學貫中西的歷史專家、事情的是非黑白都是從學問的角度來評價,後者是一生追隨自己理想的共產黨員,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最終都否定了這個黨!

歲月悠悠,文化大革命終於在1976年結束。時間的長河沖刷走了沉積在岸邊的污泥,陳寅恪也於1980年得到平反和他學術上應得到的評價。1988年「陳寅恪學術研討會」召開,紀念陳寅恪的書籍都開始陸續面世,而陸鍵東先生這本《陳寅恪的最後20年》更是把陳寅恪這個名字推向學術研究以外的一個高峰。

陳寅恪在這20年的所受的折磨固然令人痛心,但假如把他的遭遇參照當代學人的命運,他似乎還未算是最悲慘的。在那個風雨飄搖、「依然骨肉,幾家能夠」(註1)的時日裡,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被批鬥至死或結束自己生命的學者多不勝數:物理學家束星北、翻譯家傅雷、劇作家田漢,文學家老舎、《陳寅恪的最後20年》裡面的學者專家,名單上的名字還可以長長的寫下去⋯⋯。能夠僥倖活下來的,都選擇了一種更為「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生存策略:沈從文從事古代服飾研究、錢鍾書往故紙堆裡面做索引,而陳寅恪「著書唯剩頌紅妝」(註2)以我的理解,又何嘗不是在國故堆裡把頭埋得更隱蔽更深。「頌紅妝」不就是上句「留命任教加白眼」所做成的因素嗎?假如說這是他們的不幸,那更加是時代的不幸和中華文化的不幸。

最後,同樣是中國文史專家巨匠、幸好他們於49年後落戶於香港、台灣兩地如牟宗三、饒宗頤和錢穆等人,他們安享天年,桃李滿門,把在中土被賤踏的中華文化重新在異地紮根,並且從此開枝散葉的傳播出去。

在此謹致謝當日陳寅恪紀念館解說員羅荷蝶小姐的陪同和延長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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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借用顧貞觀《金縷曲》之句

註2 陳寅恪詩《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

五羊重見九回腸,雖住羅浮別有鄉。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鍾君點鬼行將及,湯子拋人轉更忙。為口東坡還自笑,老來事業未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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