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客
刻薄客

基于个体体验的政治学研究

遲到的覺醒

 2020年3月29日,推特上傳聞任志強在絕食一天後,導致心臟衰竭,被送到中日友好醫院不治身亡。消息是網友放出來的,沒有辦法辨別真假。但是就這樣一個沒法證實的消息,卻已經引發網路熱議。有人說任志強是中共體制的犧牲品;有人則認為任志強之死不排除被暗殺的可能;更有人認為,任志強之死重於泰山,他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而死。

  對此,我頗不以為然。

  不可否認,任志強最近所發的的文章在現時代的中國具有典型意義。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發跡,直至今天仍舊屹立不倒的中國商人中,大多都具有紅色背景,且背後都有權利參與其中,任志強也不例外。但是在這些人中,時至今日能夠反思,認識到專制和獨裁是一個社會走向災難的根源,任志強是僅有的少數人之一。

  任志強還有個綽號,叫任大炮,這個綽號來源於他敢於直言的性格。作為房地產行業的頂尖從業者之一,任大炮的絕大多數言論代表了其從業者的利益訴求。在整個社會都在呼籲房價過高時,他直言中國房地產價格並不高,農民工都買得起。甚至放言說低收入者就不配擁有住房,北京上海等天量庫存房應該被炸掉,以維持房價高企。正是由於這些論點,任志強被某媒體評為中國老百姓最想揍的人之一,名列小泉純一郎和陳水扁之後。

  也許,中共的統治如果沒有太大的變化,順著時代的腳步前進,任志強很可能繼續做他成功的權貴商人,如魚得水。但似乎生活跟他開了個玩笑,自從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任志強的人生也自此改變。

  早在2010年的時候,任志強在接受採訪中聲稱中國現階段還不能實行民主,但是到了2012年,任志強在公開和私下場合,就開始多次表達對民主的訴求。2013年,任志強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號召學生推倒面前的這堵牆,重新建立社會民主制度。當時,任志強的諸多言論,在中國互聯網上被指責為反共言論。

  如果將2012年前與2012年後的任志強做這對比,你會發現其前後判若兩人。此前的任大砲和其他紅二代官二代一樣,是一個成功的既得利益者、一個成功的紅頂商人或者是一個成功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此後的任大砲突然調轉炮口,開始炮轟令其獲利無數的體制。

  是任志強變了還是社會變了?

  自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過去曾經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獨裁統治,逐漸撕破了面皮,暴露出其邪惡殘暴的嘴臉。事實上,中共的統治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改變,改變的只是拋棄了面子上的一些粉飾,在言語上更加明目張膽而已。

  強拆還在繼續,只不過現在打死個把人已經無足輕重了;

  醫療教育等民生壓力仍在,只不過現在的口號是要把醫療教育打造成新的支柱產業;

  司法仍舊違憲,只不過如今把司法要維護政權穩定的定調擺上了檯面;

  對民營企業的掠奪與往時無異,但把將國企做強做大明目張膽的喊出來……

  任志強應該敏銳的感受到這些變化。

  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在中國這樣的層級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能夠獲得的信息往往是差距巨大。例如我小時候,因為父親在政府機關有個小小的職位,所以從圖書館能夠借閱的書籍和普通老百姓都不一樣,在那個將東西方所有文學名著都被打成禁書的年代裡,我仍舊能夠看到水滸傳、西遊記、魯濱遜漂流記、霧都孤兒這些禁書。甚至於,相比普通階層的老百姓來說,就連茶餘飯後的談資和坊間政治傳聞都豐富的多,真實性也更高。

  位於任志強那個階層,他所能接觸到、聽說過甚至親眼看到的內部文件、消息和耳濡目染肯定比我們多,更何況其父親還是1938年的老共產黨員,原商業部副部長,任志強從小就被“很多大領導親切的抱過”,作為從改革開放獲益成為中國最富有階層一份子的任志強,肯定感受到了倒退的味道。

  事實上,中國政治的倒退遠不是從習近平的時代開始的。在胡溫執政的後半段,就有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大規模實踐,又有2012年7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對“新黑五類”的聲討(新黑五類包括: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這些動作無不在為共產黨開歷史的倒車做鋪墊。

  中國駛上歷史的逆行道絕不是偶然,而是獨裁專制政權末期的必然選擇,習近平也不過是順勢而為罷了。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在獨裁體制下,任何意圖打破獨裁壟斷的改革,都有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據坊間傳言,當年王岐山向黨內幹部推薦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中共政權從1949年走到今天,無論其改革與不改革,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其差別對於獨裁者本身來說,做困獸猶鬥的努力可能使政權在握的時間更加延長一些;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則意味著承受的苦難更多一些。

  世界上絕大多數獨裁政權,在面對放棄權力和繼續作惡這兩種選擇時,都選擇了後者。能夠選擇前者的可謂是寥寥無幾,當代社會台灣算一個,俄羅斯只能算半個。

  這其中自然有權力的誘惑力,同時整個社會的開放程度也有直接的關係。

  從本質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到1989年就結束了。

  所謂的改革開放,實質上就是權力與資源下放的過程,良好的改革路徑,是專制者逐步釋放管理社會的權力,培育社會自我管理組織逐漸填補權力的真空地帶,最終獨裁者體面的退出歷史舞台。

  經濟也是如此,逐步放開社會資源,從放開農村生產資料到基層市場,培育小型工業企業,放開服務業,民進國退,直至公有經濟全面退出市場競爭。

  但是,這只是改革者的一廂情願而已。1989年大屠殺之後,中共意識到,依照改革路徑發展的結果,也許並不能獲得體面的退場,自1921年中共成立以來依附蘇聯、勾結侵華日軍、挑起內戰,到韓戰、大躍進、反右,最後到文革,歷史欠債太多,多到無法逐步歸還權力而得到赦免,更遑論體面的退出歷史舞台,乃至保住特權階層幾十年搜刮的財富。

  改革這條路,對於中共來說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自八九年之後,雖然改革開放仍舊一直掛在中共高層的嘴邊,每次會議必要重重的提一下,但實際上,無論是公共權力還是社會資源,卻再也沒有向社會開放過。相反,政治上收緊言論、升級管控手段,經濟上加強國企壟斷、逐漸蠶食民企空間,全都藏在改革開放的幌子下有條不紊的進行著。直至具有標誌性的2012年習近平上台。

  習近平在接過中國最高權力的接力棒時,也正值中國自1949年以來國力最強大的時候,各項經濟指標都令世界瞠目結舌。作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統治階層爆發出無比強大的自信,就像所有的獨裁專制政權最終都會生起對外戰爭的野心一樣,中共也不會例外。

  獨裁者對於領土和奴隸的慾望,是永遠沒有止境的。

  要挑起戰爭,謀求成為世界的霸主,至少是某一個共同利益集團之中的霸主,最主要的資源就是道德與財富,獨裁者道德匱乏,唯有依靠金錢撒幣開路,才能支撐其通往霸主道路上的遠交近攻。而在獨裁桎梏下的社會,創造發展的能力有限,所以如何將民間財富最大限度的收攏到統治者的手中,便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了。

  永遠不要低估獨裁者的野心。1989年9月,面對國際壓力鄧小平提出政治上的三個原則: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總的來說就是韜光養晦。韜光養晦不是認錯,更不是痛改前非。韜光養晦背後掩藏的是沉著應付,是臥薪嘗膽,是以圖後有。

  習近平正趕上可圖後有的最佳時機。

  2012年剛剛接過權力的交接棒,就有民間學者分析,習有強烈的帝王意識,絕不是推進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適當人選。但是當時的主流觀點卻認為,習打掉了以凸顯紅色基因唱紅打黑的薄熙來,應該是有改革意向的。這個觀點直到2018年全國人大會議上修改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才讓人突然明白過味兒來。原來習近平與薄熙來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他們之間不是路線的分歧,而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分歧。

  在國際外交領域,習治下的中共政權也是戰狼四面出擊,引發中美貿易戰,多次干涉香港自治,在南海、台海、釣魚島挑戰國際秩序底線,收買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等,以至於今日四面楚歌的境地。

  種種跡象都表明,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倒行逆施,驚醒了原本酣睡於權貴財富之上的任志強。2012年起,任志強開始在微博及一些公開演講場合倡導民主,2015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演講中,他清晰地表達自己對文革重來的擔心。2016年2月,習近平視察中央電視台,在央視台標大廳中赫然懸掛了一條大紅牌匾,上書“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十二個大字。當晚,任志強在微博中批評道:“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這篇微博一下子引發了軒然大波,各界批評之聲鋪天蓋地而來。中央媒體、地方媒體乃至自媒體輪番轟炸,直指任志強反黨、吃黨的飯,砸黨的鍋。儘管這場全民大批判的文革鬧劇最終以將任志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高舉輕放落幕,但是任志強也因此被新浪、騰訊微博永久的封禁了賬號,很長一段時間,從媒體到坊間,都很難聽到他的消息了。

  直到2020年2月底,網上流傳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章,批評23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七萬人電視電話會議,是一次文革重來的號角,他說“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繼而,他的筆鋒直指習近平,“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3月12日,任志強被當局帶走,一同被帶走的,還有其長子和秘書。

  十幾天後,推特上傳出任志強絕食,甚至不治身亡的消息。消息並不一定是真的,但卻反映了整個社會對這次任志強被捕事件的關注。畢竟任志強指明了那個沒穿衣服的皇帝,道出了很多人不敢說的真話。

  隨著任志強事件的發酵,更多人開始關注未來中國與自身的命運。陽光傳媒董事長陳平在任志強被捕後不久,不經意的“隨手”轉發了一篇呼籲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習近平是否繼續擔任黨政軍領導職務的問題。接著多名企業家上書習近平,要求堅持改革開放路線,釋放任志強。此後又有傳聞稱李瑞環、溫家寶、胡啟立、李嵐清、田紀雲上書習近平。繼而又有華語推特大V老燈發起聯名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要求公開拘禁任志強的時間、地點、原由及相關法律手續,要求律師介入,要求在未進入司法程序前依法釋放任志強等。

  似乎一夜之間,隨著任志強的一聲炮響,中國的中產階級突然覺醒了。唯一遺憾的是,這難得的甦醒,似乎晚了一些。

  一個正常的社會,中產階級往往是社會穩定、繁榮和進步的基礎。但是在中國,在專制極權的壓迫下,他們又恰恰是最晚覺醒的一群人。因為在獨裁國家,所謂的中產階層也不具備充分的財富自由,他們獲取的利潤,仰仗著的是權貴的施捨。正像哈耶克所說的:“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不僅僅是中國中產階級,包括全球大多數民主國家政府和精英階層,在經濟利益掛帥的現代意識中,無不處於火山口數錢的綏靖狀態下,一天天的看著中共獨裁政權日益做大。不但錯過了促使中國發生徹底改變的黃金十年(八十年代),還錯過了白銀二十年(九十年代)、青銅三十年(新世紀最初十年),進入了生鐵四十年的今天,人類勢必要為自己的後知後覺付出代價,而且在這次武漢病毒的疫情中,正在付出代價。

  相比當年的萬潤南,任志強的覺醒無疑是晚的,也許這覺醒也不是徹底的,但是遲到的覺醒總比沒有覺醒好,因此,祝愿任志強先生身體安康,早獲自由!

  無論如何,任志強事件都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要么舉國同生,要么全民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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