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柴春芽，作家，導演，靜照攝影師，零八憲章簽署人，流亡者，現居日本奈良。

劉曉波：13.86億分之1秒的自由

2020 年 6 月 22 日

13.86億分之1秒的自由

——紀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

柴春芽/文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軍人物，德國哲學家阿多諾（W.Adorno）的著作却很少被翻譯成中文，但他留給中國文學界，尤其是詩學領域一句著名的斷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在這裡，奧斯維辛顯然是一個象征，一個以體制性的屠殺、大面積的謊言、貶低和踐踏人類一切尊嚴從而徹底凟神的撒旦狂歡構成的噪暗象征。詩歌的抒情特質天然具有娛樂功能。比之哲學和神學而言，如果說古希臘詩歌是為了取悅善嫉而易怒之諸神的話，現代詩歌則有取悅個人世俗情緒的嫌疑。對於反思人性之惡和噪暗暴力的淵藪，對於尋求古希臘諸神之上那個在《聖經・舊約》中因授世人以普世公義之律法并在《聖經・新約》中降下愛之贖罪恩典的耶和華/基督之神，詩歌顯然是乏力的。

奧斯維辛之後，詩歌面對善與惡、罪與罸、寬恕與救贖等等雙重主題時，已經力所不逮。就此意義而言，抒情是野蠻的。

但是，當過度延時的體制性之惡如同沼澤，在某些國家湮沒好幾代人的漫長一生時，哲學和神學往往難有扎根的智性與靈性之文明土壤。詩歌反而會成為淤泥之蓮，給人堅強活著並且保持高潔品性的寄託，甚至因其天然的巫咒性質從而具有語言通靈的能力，從而喚醒超自然的存在，就如大衛王那些獻祭給耶和華神的讚美詩。

我想，正是在這一精神背景下，為了平衡智識與情感的偏移，也是為了平衡自我靈魂認識與形而上學認識之間的偏移，劉曉波選擇了兩種寫作方式：評論和詩歌。前者重於批判性的知識思辨，後者偏於愛情感性的表達。對於一個在其六十一年的歲月里囚禁生活（包括漫長的學校意識形態教育對智力的蒙蔽）遠遠多於自由生活的人而言，智識的荒蕪與情感的扭曲都會導致精神的危機，但他終未因智識荒蕪而屈身於英雄自戀、聖徒崇拜和媚俗文化，也未因情感扭曲而投降於世俗利益、感官享樂和復仇心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尤其在一個崇尚功利主義的弒神論極權國家里。

賦予劉曉波這一奇跡以格外堅韌之色彩的，非劉霞莫屬。作為畫家和詩人的劉霞，作為中國受囚禁時間最漫長的政治犯的妻子，她以愛情，與劉曉波一同吟唱高貴的生命之歌。兩個人的命運因此呈現出音樂美學的賦格形式，交相映照。從某種意義上說，劉霞是蘇聯時代堅貞妻子的代表人物娜杰日達在歷史水平面上折射的投影。

作為20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奧西普・曼杰施塔姆的妻子，數十年間，她一直在逃亡，僅僅因為自己的丈夫持有不同於蘇共當局的美學見解而被判為遭流放的“人民公敵”。在逃亡中，娜杰日達背誦丈夫的每一首詩歌。誰能想到，一個柔弱女人以愛之火焰日日祭祀的沉默詩集，再加上她後來的兩卷本回憶錄，竟然完成了個人自由意志對抗專制暴政的歷史性勝利。在那個自由寫詩就是刑事犯罪的年代，她默記丈夫的詩歌，伴以人類最美好的愛情，用來抵抗暴政。暴政最邪惡之處並非對肉體的折磨和消滅，而是對記憶的篡改，尤其是對那些具有反思功能的文學藝術作品的篡改，為的是把公眾蒙昧成永不知自由為何物的動物/奴隸。暴政最卑鄙之處也並非對肉體實施監禁，而是對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夯筑起高聳的銅墻鐵壁。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一旦思之功能被閹割，“我”的存在便是一種幻覺，人便因之淪為工具。思之閹絕，導致個體生命的異化。

中共當局治下的“人民公敵”劉曉波獲得過兩個早已在文明社會絕跡的罪名：“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身為“人民公敵”的妻子，劉霞以自己悲劇的人生：長期被軟禁，為現代極權主義的女性殉難史增添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形象。她也因此刷新了世人對那種總是毫無主見、總是處於男權主義之附庸地位的中國女人的偏見，因而她理所應當地享有佩戴詩歌桂冠的榮耀。我在劉曉波的文學作品中讀到的第一首詩，是他的《承擔——給苦難中的妻子》——

        進入墳墓前 
        別忘了用骨灰給我寫信 
        別忘了留下陰間的地址 

        白色的藥片由腦漿制成 
        毒死我們的愛 

        不要為我的傷口寫詩 
        如果你有足夠的殘忍 
        就撒上一把梭角鋒利的鹽  
        讓我在清醒的灼痛中 
        把未完成的犧牲完成 

        也許，做你的囚徒 
        會永遠不見天日 
        但我相信黑暗是我的宿命 

        一把抖動的提琴 
        為遠方而斷裂  
        這么深的疼痛 
        只為了感動遠方 

        你從一個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 
        長成了往返于探監路上的妻子

這首詩歌雖然蘊含殉難的決絕與悲壯，卻無一不顯示劉曉波作為普通男人對妻子的心疼。在陳述了自己遵從道德律令——為“六・四”天安門殉難者的亡靈守望——而做出的犧牲之後，他對妻子滿懷歉意：“你從一個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長成了往返于探監路上的妻子”。

這樣一位妻子，讓人不得不浮想起20世紀蘇聯暴政下經常往返于探監路上的女詩人愛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的身影。但是，劉霞，這位21世紀往返于探監路上的妻子，則顯得更加孤獨，更加具有悲劇意味，因為20世紀的蘇聯，往返于探監路上的，是一個妻子的群體，而在21世紀的中國，似乎就只剩下劉霞一個人的身影了。流亡美國的作家余杰在《劉霞，作為劉曉波的人質》一文里披露：為了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劉霞費盡周折，曠日持久，經過層層審批，終於在監獄里舉辦了婚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當局曾經攝製過一部表現共產黨人為了追求自由而英勇不屈的電影《刑場上的婚禮》。如今，將近一個世紀快要過去了，刑場上的婚禮換成了監獄中的婚禮，在在顯示這個國度里根深蒂固的專制暴政除了偽裝的面具不斷更新之外，其實質並無多大改觀。

然後就是持續好幾年，每月一次，劉霞從北京乘坐火車到大連，隔著監獄的鐵窗與愛人見面。可以想見，21世紀往返於北京和大連的火車上，盡是志得意滿的官吏、財大氣粗的暴發戶、民粹主義的知識分子和理想迷茫的大學生，而政治犯的妻子，也就劉霞一位。她在過於喧囂的孤獨中，於思念的甜蜜中品嘗痛苦，感覺到“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

21世紀的中共極權主義毫無風格可言，原因就在於其一貫拙劣地模仿蘇聯，甚至在官方文學那鄉鎮磚瓦窯一樣的生產模式中，也在拙劣模仿，為的是向世界表明這種毫無風格可言的極權主義還有一巴掌大的所謂自由的遮羞布。1965年，蘇共當局耗費財力，附加外交攻勢，終於從瑞典皇家文學院訂購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平庸的肖霍洛夫。同樣，2012年，中共當局利用金錢外交和政治冷遇的組合拳，為自己的馬仔式共產黨員小說家攫取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這不是文學的榮耀，而是政治的齷齪，為的是狙擊流亡法國的中文作家高行健獲得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更為了遮蔽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道光輝。用流亡美國的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的話說：“國家無所不在的手砍倒那最好的，并把剩餘的二流人物壓制成純粹的庸才。”

中共當局就這樣極為拙劣地模仿那個業已進入歷史垃圾場的蘇聯，就這樣極為拙劣地，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醜陋的骷髏地，殊不知，在這種極為拙劣的模仿下，卻彰顯出樹立其上的十字架是多麼雄偉，多麼珍貴。但在迫害劉曉波時，中國當局在超越人性極限的愚蠢和邪惡方面，從對蘇聯的拙劣模仿進化到對納粹德國的模仿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劉曉波是第二位因在國家監視下死亡而未能前去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第一位是納粹德國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1936年5月，奧西茨基因肺結核，在蓋世太保監視下被轉送到柏林夏洛滕堡的一家醫院治療。1936年11月7日，奧西茨基被官方釋放，並送往西區的一家醫院，當月23日，諾貝爾委員會來到奧西茨基的住處給他授獎。但是，劉曉波因肝癌而去世，從未獲得自由。中共當局也阻止了諾貝爾委員會前來中國為他授獎。

善總是匱乏，但在惡的競賽中，中共當局總能贏得世界第一。1970年代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因起草“七七憲章”而獲刑五年，而在2010年代，劉曉波卻因起草“零八憲章”而獲刑十一年。

III

詩歌對于中國人而言，並非匱乏之物，而是文化的贅疣，尤其是閨閣怨婦詩和狎妓弄妾詩，當然還有浩如煙海卻空洞無物的抒情詩。這種詩歌是一種屏風式的裝飾，精緻到繁瑣的地步，但與生命的體驗和心靈的自省無關。而在《劉曉波劉霞詩選》中，我讀到難得一見的樸素的詩句。這些樸素的詩句後面，鋪展著雖然極端卻是最為人道主義的生命經驗，鋪展著兩顆偉大心靈的律動。

自先秦之後，中國文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畢生精力用於攀附朝廷效忠帝王乃至諂媚異族征服者，另一類則隱逸山水，藉助修道煉丹和禪佛涅槃的玄學幻術，走向偏執的遁世主義。中國文人的兩種生存境遇，就是所謂：坐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這兩種文人的詩歌/文學寫作，留給後代的，絕無一絲公義的擔當，鮮見真實情感的吐露，惟有生存技巧的奸猾。整個中國思想史由此呈現形而上學的貧困和殉道者的缺席。庸俗唯物主義也並非起於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建構。反過來的邏輯或許更能顯明自1970年代的“西單民主墻運動”到1980年代“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等等自由主義日趨沒落的根由，其實源於民族文化基因里自由主義遺傳信息的缺失。奠基自由主義的，乃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必須在順服上帝之神的前提下，才是一種合法的自由意志，否則，必將導致個人主義的狂妄，從而誕生暴君和暴徒——就如“文革”時代的毛澤東和紅衛兵——這兩面同體的極權主義暴政。

劉曉波作為文藝學博士，最先是通過美學研究，來勘查審美與人的自由之間的關係，以便打破唯物主義的枷鎖，企圖解蔽西方“形而上學的迷霧”，並且深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潛意識，從而提醒自我和他人返歸始祖亞當和夏娃那樣一種純粹無邪的狀態，“赤身裸體，走向上帝”。具體而言，劉曉波針對近現代中國文化景觀中的地標性人物：魯迅，批判“魯迅的悲劇”。

“魯迅的悲劇也是整個中國知識界悲劇的縮影。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聖尺度，沒有對神聖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扎和沉淪，而大多數人呢，別說掙扎，連沉淪都沒有。有的僅僅是苟活而已。”為了尋求“超世俗的神聖尺度”，劉曉波雖然身陷囹圄，目光卻越過虛偽的儒家禮法，越過道家和佛教的極端虛無主義，投向一直難能融入中國文化血脈的遙遠耶路撒冷的耶穌基督。在《鐵窗后的福音》這樣一篇讀書筆記里，我們看到劉曉波通過閱讀瑞士神學家漢斯・坤（Hans Kung）的著作《論基督徒》，接受了上帝/基督之神的精神膏抹：“人的生存提升為基督信仰的存在。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基督的人道主義不亞於一切其他的人道主義。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義的轉化。人能夠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動、受苦和死亡，在幸與不幸之中，在生與死之中，信仰者都將得到上帝的支持。耶穌信仰的最偉大之處就在於，首先是愛，其次才是智。絕對的愛無條件地構成人性的必須條件和前提。”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第一卷開宗明義：“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智慧，就是那真實與可靠的智慧，都包含兩個部分，就是認識神和認識自己。”加爾文指出：“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對祂的沉思謙卑地省察自己，否則就不可能清楚地認識自己。因為我們總是自以為公義、正直、聰明和聖潔，這種驕傲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1]

為了認識自己，劉曉波在基督教新教倫理的層面仰望上帝/基督之神，完成了一次人格的重塑。一個新人，而非尼采哲學中的超人，就這樣誕生了。這為他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砸爛學生手中的步槍提供了一則精神註腳，也為他在2009年面對政黨擺佈的木偶法官慷慨陳詞“我沒有敵人”時預設了理論前提并鋪就了踐履的殉道之路。他徹底擺脫了東方主義里的奸猾生存術以及奸猾生存術的孿生態：極端遁世哲學，成為拿撒勒人耶穌的追隨者。就此意義而言，劉曉波的“非暴力主義”並非印度聖雄甘地那種政治策略上的“非暴力主義”，而是準宗教層面上捍衛真理/遵從公義、承擔原罪/實現救贖、饒恕他人/施愛恩典的十字架式的“非暴力主義”。正如他的最後陳述所言：“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說劉曉波和張祖樺倡導的“零八憲章”簽署運動——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的啟發——還具有異見人士的政治反對與國族聯邦重構之政治訴求的話，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則讓他的人生超越了政治。我相信，劉曉波看清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作為中共極權主義（倚重現代科技的反革命特質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利益誘惑）之反對力量：海內外分崩離析的“民運”人士和西方各國奉行綏靖主義的政黨團體，皆不足以瓦解獨裁，為中國帶來民主自由或是走向獨立思想家王力雄所謂“遞進民主”的“第三條道路”。中共當局的極權主義暴政在兩三代人身上不斷實施的恐怖電擊，造成人們意識深處自由基因的休克。而那充滿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黨文化，像病毒一樣侵入每一個人的大腦，甚至包括宗教人士和“民運”人士的大腦。用仇恨反對仇恨，用邪惡反對邪惡，用醜陋反對醜陋，用恐怖反對恐怖，這已成為反對者的慣性思維。因此，無論迫害劉曉波的中共當局，還是那些流亡海外集體發表公開信反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民運”人士（他們是中共極權主義的“贗形體”），都還沒有進化到心靈文明的程度來理解劉曉波的精神遺產。就如十字架上的耶穌要用寶血和愛的恩典來完成人類之罪的救贖一樣，劉曉波必須放棄政治意圖轉而用“我沒有敵人”的愛之宣言與行動，才能消弭中國大地上數千年以來二元對立的政治仇恨意識積淤而成的滾滾洪流。

兩千年前，拿撒勒人耶穌企圖重建的，並非一個地上的王國，而是一個心靈的王國。因此，他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

捷克斯洛伐克剧作家、“七七憲章”運動發起人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發現：獨裁政權給人類惡習建立了某種秩序，從而滋生“民族之間的仇恨、猜疑、种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跡象；純粹為了某种利益進行的拉選票、毫無節制的和輕率的斗爭，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來的狂熱，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門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組織的出現，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節制和理性。”但他相信，即使是在獨裁政權之下，人類社會“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政治家有責任去喚醒這種沉睡的潛力……必須從我自己開始做起：即在任何情況下，爭取做到正派、正直、寬容和理解，同時力爭反對腐敗和欺騙。換句話說，我必須盡最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2]

劉曉波在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善的理念之上，憑藉審美自由和耶穌基督之愛，創建了一種政治哲學和人道主義的新維度。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認識并理解這種政治哲學和人道主義的新維度，將是一件頗為遙遠且極為艱難的事情。

2008年春天，就在劉曉波和張祖樺倡導“零八憲章”的簽名時，我慎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零八憲章”倡導的那些政治改革的呼籲，乃是一個國家走向憲政與共和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個公民最終的自由之路。而我之所以簽名，乃是因為一種內在的邏輯必然：一個作家與其文字的契合而不是背離。

1990年代，一位印度作家（他是聯合國派駐土耳其的言論自由報告團成員）在伊斯坦布爾拜訪奧爾罕·帕慕克。這位印度紳士問道：“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說中探討你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卻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訴嗎？”帕慕克“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絕望”，並且“立刻為我的沈默感到羞恥，然而卻又深深意識到這一事實：言論自由與自尊心和人的尊嚴有關”。在此之前，帕慕克謹慎地保持著遠離政治的小說家身份。他無視1980年代成千上萬人被捕入獄和無數作家遭受迫害的事實，他也刻意回避談論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為聲稱反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從而導致百萬亞美尼亞人被驅逐並在驅逐途中遭受屠殺的人道災難，以及三萬庫爾德人在土耳其慘遭殺戮的歷史真相。

多麽寶貴的羞恥心！

奧爾罕·帕慕克最終決定談論這一切國家罪惡。他所遭受的是一些右翼、一些民族主義者的遊行抗議和當眾焚燒他的著作，并因“公開詆毀土耳其身份”的指控而面臨三年刑期的審判。奧爾罕·帕慕克說：“我所生活的國度是一個榮耀總是屬於帕夏、聖徒和警察的國度，而這份榮耀，作家只有在法庭上、監獄裏煎熬多年之後才有可能贏得，因此，把我投進監獄，我也不會表示驚訝。我明白為什麽朋友們會笑著對我說，我終於成了‘一個真正的土耳其作家’。”[3]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作家，像土耳其作家那樣，你只有一個選擇：入獄。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曉波是一位真正的中國作家。當奧爾罕·帕慕克堅守的這種寶貴的羞恥心在中國當下的文化環境里瀕臨滅絕之時，卻奇跡般存活并如傷花般燦爛在劉曉波寫下大量讀書筆記的監獄里。

雙重或者多重人格的背負雖然在絕大多數中國作家的身上已是慣性使然，但我無法效仿。簽名行為當然不屬於薩特號召的介入文學的範疇，而僅僅屬於一個人的義務，是為了常識付出自覺的行動。在文學的誌趣上，我反對介入文學，但在個人的倫理中，我堅持劉曉波式的行動的介入。

簽名之後，恐懼便成為不期而至的討厭的訪客。接下來的幾天，每當有敲門聲響起，我會出自本能的心悸，以為安全部門的特工要來逮捕我。監禁的恐懼，肉體拷打的恐懼，禁受不住恐懼而自我叛變的恐懼……我變成了卡夫卡地洞裏的一只鼴鼠，時時刻刻都在提心吊膽，警惕外界的風吹草動。不久，劉曉波生前友人、我的畫家朋友劉毅（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人）告訴我說，國家安全人員會同社區民警來他家盤問過幾次。在我周圍，人人都在傳播一種恐懼：小心啊，這個國家機器隨時都可以讓你肉體消失。

作為文弱的作家和藝術家，我們面對的是集財富、科技和權力於一身的一個龐大的極權主義官僚集團。這個極權主義官僚集團通過跨境洗錢、家族移民、海外併購和新殖民手段，遠離祖國并在西方自由國家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下金錢帝國，如同潛伏在黑暗深處的路西法軍團，通過政治代理人和商業“白手套”遙控中國，通過現代科技隔空吸血。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如此詭詐而陰險的政治集團。后冷戰時代的中國極權主義已經不是納粹德國和紅色蘇聯那種惡龍型極權主義的變異體，而是一種擁有自我基因更新能力、機具隱蔽性的病毒型極權主義，依靠更加龐大的、時時渴望加入其中的、利欲熏心的民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曉波是一個早已消失的騎士階層裏殘留最後的堂吉訶德。他所面對的風車經歷半個世紀的風雨而不朽，並且愈益強悍，開始裹挾自由世界。

無論如何，劉曉波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幟，一個標誌性的符號。但在漫長的歲月里，他與1989年一起，成了湮没和消失的历史，成为一个零记忆。遮蔽。与劉曉波和1989年有关的一切——人、书籍、报刊——统统销毁或者完全封锁。另一种手段是：流放，让那些民主运动的亲历者远离他们的祖国，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让一代人的记忆成为断层。新的一代人从记忆的废墟里诞生，隔着歷史的断层，一眼墨黑地前行。新的一代人中間，就有我。1989年我在甘肅一個偏遠貧苦的農村中學捧著半導體收音機聽到了來自天安門廣場的自由呼聲，從此保留了一顆自由的種子。這自由的種子埋藏在記憶的廢墟里，發芽，成長，時時抵抗極權主義對我漫長的精神戕殘和病毒性的侵害。

作為自由主義美學思想家的三駕馬車：李澤厚、高爾泰和劉曉波，經過政治的清洗，到了1990年代我上大學時，便已湮滅無聞。諸如計算機等級考試、英語四六級和托福考試和研究生考試這樣的技術性知識，外加國家安全部門暗中物色的學生間諜的監視與告密，窒息了大學本應活躍的智性生活。要過很多年，我才查驗出，與我同班的S同學和與我一同寫詩的藏族朋友L，就是國家安全機關物色的學生間諜。就在這樣一種智性稀缺的大學生活中，我竟然買到了盜版的李澤厚作品集，竟然在圖書館那積塵的書架上找到了高爾泰的著作《美是自由的象征》。李澤厚被體制排擠，高爾泰則流亡美國，但他們的作品和名字未遭禁絕。惟獨劉曉波，他的名字和作品，成為這個國家的“最高機密”，成為黑暗最恐懼的光明。

劉曉波的名字像個暗號，在熱愛并期待自由的人們中間秘密流傳。

一直要等到2008年，我才能讀到劉曉波文集的電子版本。

假如文學是為了抵抗遺忘，你怎麽解釋這二十多年來中國文學的集體啞默？因為劉曉波的被禁絕，中共當局治下的知識界，形成一次漫長的集體失語。一個多麽壯觀的畸形歷史。多麽扭曲的民族性格！苦難深重！還有什麽樣的詞語能夠概括這個民族的自我作踐與自我殖民的雙重煎熬呢？那麽多頭腦精明的作家紛紛加入有著嚴格行政級別的作家協會，一面享受極權政治的豢養，一面依靠自我愚弄的文筆騙取民眾的崇拜。悲劇！流亡美國的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其自傳中回憶社會主義的波蘭時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話說：“波蘭還沒有一部跟它的悲劇歷史相對稱的文學作品；波蘭現在所擁有的是小圈子文學，而不是嚴肅文學。”我們只需將這句話裏的“波蘭”置換成“中國”，就可以為中國的當代文學下一個斷語——小圈子文學，而不是嚴肅文學。中國真正的文學在監獄里，在海外，在流亡中。

三千年來，我們一再遭遇的，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文學和形上學的貧困，是上帝/基督的缺席。

即使沒有上帝，即使上帝乃是一個假設命題，但在道德實踐中確實創造出了一種具有警戒意義的理性。這是我們人之為人的邊界。跌落這個邊界，就是惡，就是獸性，反之則是善，是神性。儒家文明是一種無邊界的文明，就如馬克思創造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庸俗唯物主義一樣，它能讓人在善之天國不知珍惜，也能讓人在惡之地獄無所察覺。一個在東方功利主義的大地上長久浪跡的、峨冠博帶的馬克思和一個從西方的精神天國反叛而來的、西裝革履的孔子相遇在黃河與長江流域。這兩人雙面一體。他們的結合導致了人性墮落的最低點和思維粗陋的最大化，並且使我們生而為人者無從檢視和反省。向上仰望的起點和向下墮落的起點原本是同一個點，但我們慌亂踟躕的雙腳始終不在這個點上。我們在失去了道德坐標的荒野中流浪千年，並將繼續流浪下去。這種漫無目的的流浪造就的不是悲劇，而是一部卡夫卡式的荒誕小說。徒勞無功的尋覓和歸途迢遙的返鄉，這就是我們的命運。在這兩個永是無可企及的極端之間被愚昧的貪念和邪惡的醜行開辟而出的精神大裂谷裏，我們耗盡生命。雖也有過幾次靈光乍現的覺醒，迅疾就被更其愚昧的貪念和更其邪惡的醜行埋殺至今。

終有一日，更其愚昧的貪念和更其邪惡的醜行將集中爆發。殺戮。謊言。恐懼。血祭。群氓代替酒神而在午夜狂歡。消解崇高。貶聖為奴。公民的廣場成為暴君的宮廷。金錢與權力的迷狂創造偶像崇拜。祛除真知，而跪領迷信。

我和眾多放棄良知的知識分子一起，再也不敢像阿蘭·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那樣以自信到略帶傲慢地口吻宣布：“我歷來只談自己，不及其他。因為發自內心，所以他們覺察不到。”我們還能談論什麽？我們還敢於談論什麽。一種知識階層集體的啞默，是我們在這個階級兩極分化而社會矛盾激烈沖突的時代奉獻於世的智識的貧乏和勇氣的欠缺。

時至今日，在中國，談論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場大屠殺，仍然是一個禁忌。而書寫1989年則將面臨入獄的危險。另一個必定能讓卡夫卡感到震驚的事實是，1989年在中國的太陽歷中消失了。關於1989年，關於那場夭折的民主運動，關於囚禁後半生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關於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她們的子女在1989年6月4日的夜裏或死亡或失蹤），關於大學生的逃亡，關於最具良知的知識分子劉曉波在監獄中的囚禁，關於“六·四”民運一代在西方國家遙無歸期的放逐與流亡……

正如耶穌所言：“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他列舉了《聖經·舊約》中遭流放的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這句話既是總結歷史的箴言，也是針對後世所有先知型人物的預言。耶穌的命運同樣應驗了這個預言。他被自己的門徒猶大出賣。他被自己的另一個門徒彼得三次不認主。他被自己的族人強迫，承受鞭笞、遭受羞辱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劉曉波同樣遭受了這種先知的悲劇命運。他被迫害，被禁絕，被遺棄，被選擇性規避。無論中共當局還是民運人士，都在嘲笑他的天真和單純，從而遺忘了他留給中國乃至世界的精神財富何其珍貴。如今的東方，是一個獨裁者的俱樂部。原本就稀缺的耶穌基督的愛之恩典正在遭受戕殘，而極端恐怖主義的宗教暴力正在吞噬公義。並非基督徒的劉曉波以自己的殉難在中國這片信仰乾旱的土地上，復活了耶穌基督的愛之恩典。他給了我們以愛化解恨、以堅韌抵抗侵蝕、以非暴力阻止體制性的暴力、以智性消解平庸的信心與勇氣。

毫不諱言，劉曉波並不能推翻中共的極權統治，并不能重演瓦茨拉夫・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因為時代、文化和歷史的錯裂。中共當局的極權主義仍將繼續。

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末日審判”。當耶穌列舉了先知以利亞遭流放的命運時說：“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有大饑荒……”當說到先知以利沙的時候，耶穌指出：麻風瘟疫侵凌了以色列全地。而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前，羅馬行政官彼拉多對著猶太人會眾說：“這人做了什麼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什麼該死的罪來。”被羅馬帝國殖民的猶太會眾仍然逼迫，顯出叛亂的跡象。彼拉多“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Matthew27:24）

別忘了耶穌的警告：“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未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Mark13:7-8）

義人的血怎能白流呢？

在一首詩中，劉曉波自詡西西佛斯，就是古希臘神話中那不斷推石上山的悲劇之神。但我更願意把他看做另一個神靈——普羅米修斯——的化身。作為泰坦諸神之一的普羅米修斯，為給人類帶來光明和溫暖，盜取天火，餽贈人類，遂遭神王宙斯的懲罰，鐐銬加身，被縛在高加索山的石崖上，每日有神鷹啄食他的肝臟。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激發人們獲取律法和公義，而他所盜源自自然的火種，必會激活普羅大眾，將這些支離破碎的個體變成人品完善的公民。

無論西西佛斯，還是普羅米修斯，甚至拿撒勒人耶穌，他們都是孤獨的悲劇英雄。與他們不同的是，劉曉波擁有劉霞忠貞不渝的愛情。這場現代悲劇因為一個女人的現身，擁有了無比輝煌的尾聲。作為現代悲劇英雄的劉曉波因此並不顯出孤獨的身影，雖然他已騎乘遼闊的大海遠去。遙望他漸行漸遠的背影，誦讀他寫給劉霞的一首愛情詩，也算一種祭祀——

        親愛的，該起身了
        通往深淵的橋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懷疑從西西佛斯的石頭開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給你，只交給你一人
        讓我的頭再一次
        高貴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時刻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