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寫作？

大一時修散文課，課堂發表成果結束後老師送了陳玉慧的《慕尼黑白》給我，評語是我當時寫作的調性和她很接近。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的確喜歡那樣的文筆，但她所擅長的題材卻不是我想處理的－－也可能處理不好。

她談寫作的幾篇文章我還是很喜歡，即使我那時期有很多不同的典範。當時常在 PTT2 個版寫，純粹開心寫，沒想過要發表。

進研究所後寫的是道教史的一小部分，題目有有趣也有枯燥的部分。老師治學嚴謹，對學生同樣要求，那幾年我被訓練到的是看問題的方法，訓練寫論文遵守的規範，不知怎麼地卻漸漸失去了那種隨意寫東寫西的樂趣。

讓我重新寫的那個苗頭是有一天朋友向我侃侃而談寫作這件事。

她很自然地提到她所寫作的議題，包含農業、植物、山林......，也很鼓勵我寫。與其說是她鼓勵我，不如說是她很會問，問我曾經寫過什麼、之後想寫的是什麼。她對自己的寫作很篤定自信，連帶影響了我。

我於是試圖問了幾個中文系畢業的同學，那你還有在寫嗎？他們回答，沒有了，沒有時間。畢業後還寫作的寥寥可數。想想要寫作也不必中文系，某個面向來說還會是個障礙，也許有天我能再說得更清楚一點。

總而言之想到一篇文章成形的主題，想到觀點，想到邏輯，最後才是形式－－那麼多過程，中間可能夾雜些寫作心態上的放不開，想想還是不要寫了－－但是放不開這種東西是根植在文化背景，根植在台灣教育裏頭的。如果模型是那樣，要不被形塑成那個模樣，要花多大的力氣抵抗？

寫作本身就是表達的一種媒介。說話是交流，情緒更熱烈；寫作某種程度已經冷靜過了，離事件的發生有段距離。

在和平東路和新生南路交界有一座高架橋，通勤傍晚時刻在橋上看著車陣流過，底下一連串不耐煩的喇叭聲和紅燈。寫作有點這樣子的味道，我既身處其中但也是觀看的人，聽得到聲響但不用太過情緒翻騰。

不是影像，不需要幾秒鐘就決定一切。有一點點可以思考的空間。

我很在乎那個空間。

我為何寫作？

我以為寫作的最初是用來面對自己的。那些在意的、糾纏的心結，在日常生活中散漫運作時，想法逐漸凝聚。我讓句子逐漸成形，然後刪掉；再把句子成形，然後刪掉，一種選擇說什麼和選擇不說什麼的取捨。

很確定的一點就是，寫作就是純粹的有話要說，而任何一個再微小的事情都值得展開討論。感受，念頭，認知，逐漸鋪陳成情境，發展成故事，展開論述。我認為處理孤獨是非常重要的事，但不只是喃喃自語或是孤芳自賞。

我等待有人加入聆聽的行列。就像大安森林公園即興表演的街頭藝人，放了個零錢箱等待打賞，即使也有點自娛的成分。即使有時只有夜鷺作聽眾。

從此之後我意識到讀者了嗎？我記得把稿子交給前輩師長或朋友看的那一種緊張，當他們一字一句讀著自己的稿，斟酌標點字句文法，講究論點邏輯一致，我總是－－很想回報同樣的力道。

在我心目中，厲害的讀者能夠看穿作者什麼地方逃避不去寫。作者太多纏繞而不直面風險，或是故作高深，或者是用了障眼法呼嚨過去。（我也很擅長逃避）那種緊張就像是一種鬥智鬥力的追逐，作者費盡心思地寫，讀者也要夠敏銳追得上作者所思考的事，很可能是一種互相折磨的關係。

同時聆聽也同時學著寫。

不要只寫光明正大的，還是寫出陰暗曲折的；不要只寫政治正確的價值觀；

不在意討人喜歡；總有人一定不喜歡。

寫作一方面的確是在尋求共鳴，但一邊又要堅持主張，不抱評價也不批判的聆聽，那種理解，是我現在最在意的事。

那些我所困惑的、我還做不到的事

最近聽阿潑和富察談非虛構寫作，談寫作怎樣跨進社會，反映現實。

在形成問題意識、拿捏田野的界線的過程中，試圖紀錄一個議題、記錄一塊地方，紀錄一段歷史。我想起阿寶寫《女農討山誌》，也想起胡慕情的《黏土》。它們是擺在書架上帶給我力量的書。

那種文字的份量，是具有強烈的行動力的。我沒有充分體會到這種風險，在這個意義上，文字是揭露澄清，而不是為了傷害和詆毀。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充分準備好面對那個風險，所以我會更戒慎恐懼的面對那一字一句。

寫作的責任終究是自己給的，對於文字的尊重、對於真實的責任，

但終究寫得自在比風格更重要。

也許我之後可能會轉變想法，但我很珍惜最初可能不夠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