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冒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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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爱情的悲剧--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Kate Winslet 和 Leonard DiCaprio 在泰坦尼克之后合作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于是常常有评论说电影里April和Frank的不幸福不过是Rose和Jack躲过的结局,好像所有歌颂爱情的诗篇都是谎言,所有婚姻都会不可避免地在变得丑陋之后爆炸,将体面的表象和主人公各自的生活一起埋在废墟里。读了原著之后才觉得这样的解读未免太过浅显。和Richard Yates的其他作品一样,革命之路不是对爱情的否定。缺乏逃离虚假的勇气才是Yates笔下的男女在炽烈的痛苦和绝望的麻木间反复摇摆的原因,而虚假只能带来平庸,只能毁掉爱情,只能通向不情不愿的死亡。

April和Frank的不幸一方面在于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平庸,却和战后的整整几代人一样选择了程式化的美国梦:在纽约高楼里打卡上班、与秘书偷欢的丈夫,在郊区干净整洁的别墅里忙着或闲着做母亲的妻子,准点到家的列车,家门口精心修剪过的草坪,草坪上宣告小家庭身份的招牌。他们一样不落地把美国梦平庸图景里的所有元素都加进了一起构建的生活中,亲手将热忱和诚恳埋葬在坟墓里,眼看希望慢慢腐烂,却觉得命运亏欠了他们从不存在的天赋。令人窒息的市郊生活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借口--是邻居的庸俗让日子变得可厌,是重复无趣的工作让Frank变得狭隘,是生计将他们困在纽约城外无趣的牢笼里。所以当April感觉到难以承受的不快乐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逃离。她以为巴黎自由而快活的空气可以唤起丈夫无穷的未发觉的潜力,可以让他们不复存在的爱情死而复生,她也可以重新成为那个在聚光灯下带着对未来的恳切期待起舞的女孩。Yates没有告诉读者April和Frank在巴黎会经历怎样的幻灭,但他通过Frank住在纽约城的酒鬼同事Jack让我们明白一座城市无论有多少让人目眩神迷的能量,都无法唤醒路人因为习惯虚假而变得僵硬的灵魂。Jack离不开酒精的麻醉也停不下编造关于快乐的谎话,纽约的五光十色不过为他臆想中的狂欢提供了现成的背景。

Yates擅长描述二战后美国中产如何被稳定和舒适掏空,这也是革命之路最显而易见的主题。April和Frank的悲剧却不止于此--如果他们最大的痛苦是无法沟通也无处安放的焦虑,如果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哀叹无法实现的梦想,那么他们的故事大概会和Milly与Shep类似,Yates在很多其他作品里也描述过这样只剩空壳的婚姻和困在其中的男女。和这些故事里夫妻不同,April在树林里尖叫而不是心不在焉地和其他男人偷情,April将冒着死去的危险亲手打掉腹中的胎儿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而不是在反复追问自己是否做了对的决定中耗尽青春。是April的独立人格和Frank有毒的男子气概 (toxic masculinity) 相撞产生的冲突毁掉了彼此:April死亡的直接诱因是Frank让她留下意外带来的孩子,而Frank之所以费尽心思来保住这个他自己都不想要的孩子,不过是因为认为他的男子气受到了挑战。社会规则赋予作为丈夫的Frank追求野心和掌控夫妻两人生活轨迹的特权,他意识到自己并无天赋之后,一家之主所拥有的权力便成为他虚假自尊心的来源。他隐约知道巴黎到头来只会验证他的平庸,知道April也终有一天会看破,却不愿意因为承认了平庸而放弃对April的掌控。April的个体性是对Frank的威胁,但又不足以强大到足以挣脱社会规训的桎梏,所以只能面对自我毁灭的结局:我们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April心里的声音是在她决定堕胎时。她甚至无力逃脱男权视角的叙事。在April走向死亡之前,读者只能通过Frank和Shep两位男性的理解来看April的挣扎,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自怨自艾和歇斯底里。

Frank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丈夫,Yates也从未想要将April写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他们的故事只是让人忍不住想,如果每个女性都能自然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如果男性能放弃追寻虚假的权力,如果堕胎能成为可以讨论的众多选择中的一个,April就不会死去,而Frank也会快乐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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