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寬

前记者,撰稿人,曾经写抗争者,现在想写权贵

【私人观察】在中国做政治记者的那段时光,我见到的那些人和事(一)

一辆白色特斯拉Model3堵在了笔直的大道上。

夜晚七点多,广州华灯初上。右上方,四个大字——「南方周末」「嗖」地亮了起来,这是这个城市如今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灯火。

这块闪闪红光的灯牌鲜艳、抢眼,一度是中国大陆新闻专业主义者们的金字招牌,象征真实、勇气和尊严,也可以这么说,它启蒙过一个时代。

但时代也有灯火阑珊的时候。过去8年,权力傲慢地抬头,一点一点,抹走了那些曾经闪光的价值,也吹散了一些人的希望, 这其中就包含我。

2019年10月,刚刚离开新闻业,我头也不回地跨进了另一个行业,掘金。家里给了80万投资,让我「小打小闹」一下,也试图开启我的新生,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改邪归正」。

这是我不曾想过的事——过去四年,从新闻的象牙塔里毕业后,我先后在港媒、中国大陆市场化媒体就职,做深度报道。曾报道过伤痕累累的社会案件,写过厚重的、点击量破10万的历史题材,拿过一个现如今不会在任何场合提及的新闻奖。依稀记得,在研究生课堂上,曾于纽约时报工作过十几年的老师给我们讲「故事写作」,「如果这辈子能给纽约时报写稿,怎么也无憾了吧。」我暗暗想。

当我真的给纽约时报写下第一篇稿的时候,另一条叙事,却犹如一道伤口,被渐渐拉开。

新闻行业薪资微薄已不是什么秘密,加之我曾做过一段自由撰稿人,收入极度不稳定。我从小用钱就大手大脚,毕业四年,不仅没存下钱,还欠下了一万块。更加困扰我的事情接踵而至——因为工作问题,家人渐渐与我疏远,我爸逢人就说「他被西方世界洗了脑」,彻底没救了,曾一度要与我断绝关系。嗅到我工作的危险性后,我妈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教育。过年回家,每晚七点,家里的新闻联播准时响起,一边看一边说:「你看,我们的中国多强大啊,你还要出国,你还要做那些事情?美国佬都要羡慕我们。」

一年前,“学习强国”学习热潮正旺,全国的公务员们一头扎了进来。为了绩效,我整整半个月每晚被我妈逼着刷题。清早,家里便充斥着《新闻联播》播音员的声音,在赤裸裸体验了一把魔幻现实和全民洗脑后,「妈,我做不下去了!」说完,便狂躁地把手机丢在一旁。

夜晚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觉得这个社会好可怕。自由民主和犬儒主义的思想在内心争战,一个声音不断说:「去赚钱吧,远离政治,莫谈国是,这才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是吗?」

而今,距离这段经历已过去一年,我转行了,荷包渐渐鼓了起来,每天开着tesla上班,有了存款和一份体面的生活,即将在广州核心地带入手一套房。

脚软绵绵地踩在油门上,特斯拉一点一点穿过马路上混杂的人车和漫漫的灯火。眼前的车流在氤氲的水气中模糊了,我想:那些时政记者时光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那些萍水相逢的官员、反对派人士、被制度压迫的、灰蒙蒙的底层人、边缘人.....他们究竟怎样形塑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行为导向?

(一)

想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W。他60岁,白发苍苍,几道深深的褶纹从眼角处一直划到鬓角。

暂时就用w来称呼他吧。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博览群书,曾用严格的论文制式全英文讨论「intellectual」是不是「知识分子」的翻译。年少时,和很多青年一样,W也在「毛泽东万岁」的欢呼声中度过,每天摇旗呐喊革命口号。

我是在一次调查报道中认识他的。作为那次调查的线人,四个月内,W常常早上七点半准时在当地县城一个十字路口等我,我俩骑着发出雷鸣般响声的摩托车,轰隆隆地驶向40公里外的村庄,穿过丛林、田野,去揭发一场五十年前的杀人往事。

后来,这场惨案通过全景式调查得以发表,收获了海外读者强烈的反响,但w——这个帮我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受访者,却怎么都忘不了。和很多受访者不一样,他并不只以一个工具人的角色存在,偶尔,他也会闯入我的梦境,像一个监督者:「那篇稿,你写好了吗?」

(二)

他是那种典型被革命改变了一生的人。

1983年,刚刚从当地财经学院毕业的他通过招考,进入了银行工作。w工作表现优秀,经济学毕业的他是文革后首代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学生,在一群终日无所事事,官僚气息厚重的系统,颇受领导赏识。单位的同事称他为“老四”,上面就是银行行长和两个副行长。

1979年,在邓小平的指挥下,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陆续在全国启动文革平反工作。作为广西十万分之一参与平反的干部,W深入当地农村,与报冤者同吃同住,听他们诉说文革的苦难。调查紧张,短短三个月就要完成,有人接受不了,就挤到县里的信访局,「当地信访局简直踏破了门槛。」

在农村,W与那些曾在文革时代相互监视和举报的村民交谈,发现他们诉说苦难的时候,面部没有表情,眼睛是空的。1983年秋天,在当地的白宝乡,一位村民向W冷静地讲述当年「忆苦思甜」大会的情景——几个干部让村民们回忆解放前生活的愁苦,但村民说着说着,就记错了时间节点,他回答:「六十年代那才叫苦啊,吃野菜,吃树根,最饿的时候要吃人。」因为把那些灰蒙蒙的日子讲成了1960年前后的岁月,很快,他被当权者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

时过境迁,但这些后来被W反复讲起的细节渗透着他,却一点一点,悄然改变着他,更从此打乱他的人生。


(三)

文革平反工作结束后,w无法消化那些「反差」,成为了体制的批判者,常常在单位里与人针砭时弊,批评政府。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他在银行系统主办内部刊物写诗暗讽时政,很快,他遭到高层清算,被「下放」到柜台;2003年,W又因卷入单位人事斗争受挫,前途无望后,他索性买断工龄,退出体制,成为一名异见作家。

2007年底,他用笔名JC发表一篇关于保障人权的宣言,呼吁中国当局保障人权,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被以“侮辱国家领导人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政权”三项罪名身陷牢狱。多年以后,当人们谈及2008年,留下的只有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W是谁?「没听过。」一个对抗争政治颇有研究的前辈说。

2008年,恰逢奥运召开。彼时,中国政府尚在意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国际舆论和美国大使馆的呼吁下,W被当局关押一个月后被释放。「那个时候,美国大使馆的营救还非常及时。」向我说起这些往事时,W一脸感激。

逮捕前,警察曾冲进w家,抄走了他的电脑,试图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只能跑到网吧用Skype与世界各地的维权人士联系,偶尔发文讨论公共事务。他至今都未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平日出门,秘密警察尾随他,他曾去香港,才得知自己已被限制出境。如今,与外界联络的所有渠道也布满了耳朵和眼睛。丢了工作这几十年,他每月为《北京之春》供稿,收入200美金,生活落魄。

「值得吗?」我忍不住问W。


(四)

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四年的生涯中始终困扰我。由于报导中国政治,我常常采访到底层抗争者,看着那些独立候选人、毒疫苗家长往往不顾一切地维权,与体制博弈,争取,看着当那些堂吉柯德式的剧情在他们身上展演时,不由悲从中来。

不得不说,有时,他们会把自己与体制对抗的经历当成「勇气」「不屈」的象征。在过去的采访经历中,不止一个受访者语气激昂地对我讲述他们的抗争经过,像讲述了一场与巨大怪物胜利搏斗的故事。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大部分中国人不会做、也不敢做的事,很自豪。

但这无法隐藏其悲哀的一面——当他们被抗争的激情裹挟时,深陷进去,往往无法自拔,人生就此停滞。

这种感觉在我曾为纽约时报采访谭作人的时候特别明显。汶川地震十周年,当昔日抗争的同路人渐渐离散,证据愈发稀缺,获得真相调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我问谭作人,对自己过去坚持的事,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想了一下,还是那些悲情的、坚定而又无奈的回答.....后来我将标题取为:「一个时代过去了,他停留在了原地」。编辑觉得缺乏关怀,太过现实,改掉了。

(五)

W也一样。在他反复的讲述中,相比勇气和毅力,我看到更多的,却是一个抗争者老去的悲哀与无奈。

一次深夜,我们漫步在湘江边上,聊起他反抗者的身份给他带来的窘迫。我很好奇,「你有学历、有思想,放下那些,在一个小县城挣钱,致富,完全不是问题。」我想到身边那些不喜欢中国的中国人,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赚钱,把日子过好,实在不喜欢,就移民,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生活。

但W说,他自己清楚,就算投诚,也不可能获得官方的信任了。与此同时,监控如影随形,也令他完全无法离开当地。特定日子,他要跟有关部门汇报,走到哪儿,对方都有可能把他找回来。他也不赞成赚钱是化解困境的唯一出路。如今,除了尽量降低自己的对抗性,他还为自己划下了底线——不成为那些他曾经得罪过的人。「那是一个人基本的良心。」他说。

更加现实的问题拉扯着他。因为他,W的儿子已经三年考不上公务员了,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这些年,他常常到凌晨三点睡不着。首次见面那天,他夜里四点多打来电话,问:「我们出去走走吧。」

分别仓促,是我至今觉得抱歉的事。采访结束,我们回到了各自住处,但白天的疲惫尚未消退,夜里11点,他又打来电话了:「他们(国宝)找来了,你快走,以后不要再来了!」我惊慌失措,很快买下第二天离开的车票。为了安全,我不得不将他删除、屏蔽,至今没再联系。

如今,我已告别那段心惊胆战的日子,但唯剩他那张沧桑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念及于此,悲苦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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