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者,撰稿人,曾经写抗争者,现在想写权贵

告别北京,感谢两年的理想时光。

2019年9月8日,在从广州通往桂林的深夜动车上,我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已经确定——做教育培训。空空旷旷的一等座车厢内,淤积了一天的郁闷与委屈一触即发,我找到一个无人角落,眼泪唰地流了下来——这一刻,我确定我很快要离开北京了,也告别了曾经坚持的生活。

那天一早,我与父亲从桂林前往广州,行程是考察一家朋友开的培训机构。从2015年开始,这个我认识了10年的朋友在广州把培训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物质上,他已远超同龄人——名下五家培训机构、一台保时捷、两台路虎、广州、深圳各一套房,奔驰是用来接客户的,下个月,又打算购入一台保姆车,因为快要生小孩。

我们相识于2010年一家高校的播音主持的艺考现场。那时带着少年气的我们懵懂、纯粹、没有如今社会压迫下焦虑,更没有如今迈入中年的世俗。后来他选择了播音,我选择了新闻,而不同的选择似乎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隐喻——他已经是身家快千万的同龄人,而我,还是一个连什么时候买房都不确定的穷记者。为了给未来找一条可持续之路,这一天,我灰头土脸地来“求助”。

我出身在商人家庭,其实从小环境算很优渥的那种,一直觉得背靠坚实的物质基础下,可以随心所欲做很多事。我记得大学时代我和我爸的一次对话。「爸,我可不可以一直读书不工作啊?」可能是不想对幼稚的我多加理会,「可以。」他淡淡回答。

后来,他送我去香港读书,「读书」变成「做记者」——还在境外媒体做,思想和立场与他愈发格格不入,甚至一度让政治和恐惧闯入了我的家庭,他的态度也变得截然不同。在数次劝我放弃当下的选择,多为家人安全考虑,甚至以「断绝父子关系」作为半开玩笑的威胁,当然,也因为自己受不了穷,最终,这一切促使我站在了朋友墙面洁白的办公室,与他签订了一份合作合同, 投资广东一家培训机构,作为股东,占股40%。

朋友他与一家国企合股经营,企业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要求,知道我以前的报道立场,他不好意思地劝我,「以后你就不可以再写以前的那些东西了哦。XX部门意识形态还是抓得很紧的。」我突然尴尬,目光四散,仿佛在找地方逃,最后,定在他的鞋上,点头答应:「嗯,嗯」,哦,原来我做的这些事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像一个犯错的小孩——不过我很快消化了这种感觉,其实大多时候,人始终逃不过他所生活在的那个机制,而我的困境,就是我始终逃脱不了和党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家庭。

空旷的动车上,我预感到我很快要和过去几年的生活切割,一下子,我忽然哭了起来,想念起了北京。记得2017年冬天,我也是这样灰头土脸地去了北京。当时,结束了一段快半年的亲密关系,工作上也非常糟糕——等了南方某家媒体offer3个月,悄无声息陷入流产——原因是半年后我才知道的,与过去的政治经历有关系。但好在我已有了满意的工作和生活——那时,正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汶川地震十周年的访谈,进入了一家中国一线媒体工作,同时也为香港一家媒体定期写稿,凭借自我努力和编辑的指点,渐渐出了一些作品,生活的掌控感回归,也渐渐抚平旧伤。

我忽然适应甚至爱上了这个曾经仓皇逃来的城市,主动渐渐认识它。在北京,厉害的人很多,选题很多,选择也很多,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却始终坚守着包容的价值。在这里,也有很多有趣的现象:你走进万圣,会惊奇地发现书店里的气味几乎和香港铜锣湾人民公社的味道一样,后来我开玩笑说,是「禁书的味道」。你会看到一些人虽服务于党国机构,却依然盼望那个曾经远去的共同体回归。比如我见过的大多数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人,他们大多都有非常浓醇的理想主义。书店里,我们会经常谈论起那些消失的名字和故事,那些被迫身居海外的人过得好不好,一声叹息后再四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他们声称追求专业、理想主义,却与黑道治国的有关部门联系甚密,毫无抵抗地接受指令。不过,在中国,抵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东西,大多时候,很多业务考验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水平,而多大程度可以接受这种折磨的耐力。或者这也不得已为之的可能,在这样的权力和庞大国家机器面前,人实在太渺小了,犹如蝼蚁。

我也对媒体的审查感到好奇,为什么几家以北京为生存地的一线杂志,会被宁夏宣传部门这样山偏地远的机构所掌控,每一篇报道、消息,都要经过它把关,修正才能刊发,当然如果发出的效应太过「恶劣」,它也会面临荡然无存的命运。你还会渐渐理解,为什么掌握着丰富资源和资金的媒体要你去写情绪线的东西,首先忽略问题本身这个第一角度,你会有很多的无奈、被迫、妥协——但,这才是中国媒体的常态,不是吗?

我挣脱过这样的生活,现在回看,才发现其实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也不容易。一次机缘巧合下,我得以持续为一间媒体写稿,稳定的产出就有稳定的收入,只是稿费打得迟。也是这段时间,我体感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写报道,政策线、产业线、情绪线,需要这样排列;要学会真正理解人,观察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在生活中巨大变动下的样子,关心他们那一刻作出的选择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做深度报导,要学会把人嵌入到机制里书写,机制才是最本质、最复杂的那个逻辑;一个同龄的朋友还说,要写好非虚构报道,尽可能多读小说,少读报导和新闻......当然,除了业务上的精进,我也结识了很多性格上有趣、水平一流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境外媒体的经历令我做新闻渐渐正常化,在情绪泛滥的媒体环境中,令我知道什么才是好的东西。书写上,我这两年也有了侧重和转变。记得刚毕业的几年,我特别喜欢写抗争者——和权力的冲突、所属社群的困境、自身的困境,情绪,这全部都是戏剧冲突所需的元素啊。可能这也是很多新闻学子刚入社会喜欢的题材。

但我渐渐发现,这些故事虽然好看,但与真实的中国社会距离太远,有时候甚至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是什么。再有,毕竟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呢?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从抗争者嘴里说出来的话,能精准地解释这个社会发生的问题吗?大多数的人生活还是受到政策和资本的影响,关心自己眼前的那方土地,从这个逻辑出发,如果更准确地报道中国,在我个人看来,还是要去接触「权贵」,从「权贵」视角去解释一些东西才能解释中国社会每日起作用的机理。因为从几率来看,他们才是更能决定中国社会如何走的人,并可能一直这样走下去,除非某一天爆发底层革命,将之推翻。

但要指出的是,大多数记者并不是不想了解顶层,只不过,更多的可能是顶层不愿意和记者对话。而这样写东西,容易落入自己的情绪,落入在学习新闻的时候所培养的逻辑和观念。

记得在浸会读书时,南华早报的总编辑谭卫儿给我们上Reporting China and Hong Kong课,有一节policy-making的课程我至今记忆深刻。她提到,了解真正的中国,就是要去了解policy makers,这群人在推动一个政策,究竟是怎样思考的?如何平衡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又或者,他们根本没考虑。其次,就是资本的逻辑,商人的思维,他们在这样一个极权体制下做生意的经历是这样的?

另外,如果把体制内这些有权力的人当成“人”来看也很重要。我越来越觉得,去真正理解他们,不仅仅只是当作一个党国机器,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角度是从人出发的,去了解他们在做决策时候的困境,去揭示他们对体制的看法,当然可能很多人。但有一点要警惕,这不是说去把他们的行为合理化,给他们辩护。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中,恶的色彩是抹不掉的本色,但更多时候,我觉得去了解这些人被异化的过程和异化后的行动其实也很重要。

这一年,我做了几个选题,都是从学着、官员和资本的角度去做的,去了解他们的认知(当然也有人说,他们的认知其实是没有逻辑的,但我不这么看)在看待很多问题上是如何起作用的。而我报道的主人公也渐渐从抗争者变为了权贵——当官的,做生意的。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甚至有些厌倦抗争者逻辑(但不是反对抗争者——他们还是很珍贵的,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被权贵所掌控、为权贵服务的社会。当然,这样的思考也有悲哀的地方——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理解或者在情绪上与抗争者和底层人共情,渐渐失去了温度,冷冷冰冰的,甚至一度怀疑我还适不适合在这个行业里做事。

但去了解体制内的人生活,或者顶层的权贵,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面对的是这种圈子带来的不适感。第二次去我朋友办公室的那天,他邀请我听了一场恢弘的音乐会,主题是“建国70周年,不忘初心”。当台上的音乐响起,屏幕上是一张接一张的党如何推动中国进步,变成大国、强国的幻灯片:把暴力血腥的土改说成是为农民争取平等和权利的运动,在香港上演时代革命的三个月,把对香港社会的侵蚀和破坏说成是促进香港社会与大陆互动的一段佳话。更令我不适并觉得荒诞的是,当音乐会结束,身边的所有人——40多岁的阿姨,大叔,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还有和我同龄的、那些十几岁,甚至被爷爷奶奶带来的几岁小朋友——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一个劲地赞叹:「太好了!好啊!」欢呼声绵延不绝,领导们和乐手们握手致敬。

这样的场面让我本能地害怕起来,大家鼓掌,我也浑身不适地站起身,走出剧场时,我恍恍惚惚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承诺我会好好做新事业,同时,也说起自己真实感受:「我觉得我真的离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会越来越远了。」

「没事,现在回归还来得及。」我爸开玩笑说。

后来回想起这段经历,令我震惊的一个想法是,当时我莫名其妙地就起立了,在这样歌唱领导人,歌唱祖国,全民无意识地崇拜的环境下,日子越久会越被异化吗?

「会的。」一位前辈说。前辈是30年前那场运动一个核心人物,现居美国,我们不时会在一个稍微安全的软件聊天,问候一下彼此。虽然他不支持我的选择,他说他理解,并且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底线。

「千万吧。」我说,有了千万我就出国。

「嗯,这不难。但一定要守住内心的东西。」

「会的,我会努力的,你要监督我。」

这个态度被另一些朋友吐槽,并视为不可能。前段时间去香港,见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前辈。他有才学、学历高、相貌越来越好看,虽然从物质上来看,他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因为不愿意在很多事情上妥协,稍微清贫。他仍不愿意妥协,问他唯美,他说自己不会和一个「犯罪组织」有任何勾连,他也觉得,一旦产生关系,就无法脱身了。

对于这样的前景,我忽然感到害怕,但害怕过后,当下的处境真的很好吗?物质处境已经令我越发不能满足,你眼看着一些对时事漠不关心的人靠着中国社会的逻辑飞黄腾达,安稳地过着自己的小生活。再这样下去,我已经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不可以再那么理想主义了,我告诉自己。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珍贵、却也不可持续。这两年我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令我过得真的很不好,在物欲的膨胀袋,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有一次,我和一个编辑聊天,问她怎么能一直坚持做记者做到现在。她大概的意思是,也不喜欢做别的工作,但经济状况依然是一般般的。也不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但她放弃了,还是想做记者。嗯,我说,可能做记者就是降低自己的物欲吧。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我自己没能过这一关,在进入新生活之际,希望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刻的感受,理想的东西值得被纪念,值得被尊敬,这点毫无疑问。这两年,在北京,我也非常努力地去记录一些东西:北京切除,走进了打工者濒临破碎的小屋,记录他们在这个越来越冷漠的城市的最后一点轨迹;独立书店关闭时,记录下它死亡前的尊严;无数个孩子被疫苗、奶粉毒害的孩子,我绕过监控,进入为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律师的家,记录这个群体在强国时代维权的困境;记录下京津冀一体化,领导人大笔一挥,瞬间感到迷茫的个体......而所有的这些都成为我生命血液中很重要的底色,它们的意义应该会伴随我一辈子的。好在未来从事的是教育事业,我觉得教育和媒体的共通处就是「人」,同样是观察人、理解人、塑造人。

感谢北京,感谢两年的理想时光。

23
23

看不過癮?

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