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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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母亲的慢性病,我的“慢性叛逆期”

(本文首发在微信公众号“三明治”上,标题有更改,短故事写作班作品,作者是本人。)

(图片来源: www.enikos.gr)

早上 9:23,我半坐在床上,顶着一头乱发,脸颊因为拿捏不准想哭还是想笑处于一种微微抽搐的紧绷状态,双手用力握住了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竹竿,母亲站在床前,眼睛睁圆了定定看着我,眼圈有点发红,用因为过于皮包骨而显得关节清晰的右手紧紧握着竹竿的另一端,手背上青筋凸出。

 “放手!”她用力抽了一下竹竿。

 “不放!放了你不是要打我!”竹竿没动,我反而握得更紧了。

 “小兔崽子——”

 我在她说话间用力向里面扯了一下竹竿,她被迫向前了一步,声音被打断了。

我努力扯出一个微笑,“你看,拿这些东西,多危险,容易伤到自己。”

但是空气中的气氛并没有丝毫松动,她依然执拗地瞪着我,不肯松手,直到父亲闻声进来,取走了竹竿。

这不过是个日常的家庭矛盾:母亲闯进房间,叫女儿起床。可这一切发生在 2020 年,这一年,我三十岁,母亲五十四岁。我脑子里乱哄哄的,觉得好笑之外,冷不丁一团乱麻里面蹦出来四个字:“人间失格”。因新肺炎延长的长假,和母亲矛盾频发,这种“失格”感完全暴露出来,做人女儿“失格”,做成年人也“失格”。

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如此,起码四五岁的时候,绝不算差。

01

我没上过幼儿园,所以母亲也可以说是我的全科启蒙老师,背古诗,读绘本,画画,写字。我最喜欢的是做手工,当北方午后的阳光照在起居室粉红色的沙发上,我和母亲总会搬着小板凳在沙发旁坐下,在上面垫张报纸,一起做手工。

四五岁的我很内向,大半时间都低头认真地做手头的活。扯开纸张会溅出细小的毛毛,静谧地在光线中翻飞,空气里充满暖暖的质感。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直到日光倾斜,这个角落渐渐暗下来。

母亲和父亲是大学同学。母亲来自农村家庭,是家中大姐,在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考到北京。老照片里的教学楼前,女青年穿着纯白的大衣和黑西裤,围着丝巾,梳着斜刘海,仪态落落大方。一旁瘦高的男青年则披着深色外套,抱着手肘大大咧咧站着,脸上带着一丝玩世不恭。这样的父母让我感到陌生——母亲不曾穿的这样好看,她总是穿着厚厚的姜黄色毛衣和深色毛裤,身上套着围裙忙里忙外。父亲那时在政府上班,下班的时候总会从卡其色的风衣里面“变”出橡皮泥一类的小玩意给我,而在风衣和呢帽下面父亲的体貌,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不清。宽敞明亮的家里仿佛永远只有我和母亲,她做家务的零星响动,像偶然落在幽深水面上的涟漪,翻不出几分烟火气。

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妈妈有什么特别,除了她不上班。后来才知道,母亲一直肾不大好,我出生不久病情就恶化,从单位办理了因病退休,刚刚到高校工作不久的母亲于是成了家庭主妇——那一年,她二十五岁。

总觉得一转眼的时间,母亲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松弛的两颊上有浅浅的色斑,头发为了方便,剪了短短的学生头,两个月前焗过的黑发根部已经露出了银丝,因为吃激素药催发的臃肿腰身下是两条皮包骨的腿,因为风湿和骨质疏松走起路来有点趔趄。不苟言笑,唯有那双眼睛还很是精神,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增添了一种顽强,甚至可以说是顽固的神色。

对于那段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的抱负,她并不讳言,曾和我说“那时候学生年纪都比我大,听不懂固定资产折旧是什么,我就用小推车给他们举例子,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老校长十多年之后见到我,还说我课教得好呢!”那一刻,她平时寡淡的面上燃起一种罕见的神采。看着她神气的样子,我在旁边没有做声,却眼眶一热,急急低下头去,将眼角的泪生生憋了回去。

02

一九九五年,桀骜的父亲抛下东北的“铁饭碗”孤身到深圳闯荡,两年后把我和母亲也接到深圳。我们平静的生活一夕之间天翻地覆。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间靠着墙码着顶到天花板的纸皮箱,箱子上印着褪色的香蕉和英文字母,我知道,里面是我的“家”——曾经在整洁的实木书架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书籍,五斗橱上的摆件和精致的青花瓷盘。几年间,我们每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母亲因为搬家还累得住了两次院。这些纸箱越搬越少,最后只剩下了那些书。随着那些物什慢慢散失的,还有许多东西——放学回家,客厅里漆黑一片,只有一点明灭不定的火光,那是失业的父亲又在抽闷烟。母亲的眉间凝着忧虑,不再陪我玩,只是督促我赶紧做功课。

偶尔,我在家中朝北的窗户前,默默流泪,虽然我知道,那个我想回去的“家”,并不在北方的那个小城,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了。

家中好吃的好喝的都紧着我,我依然感到了某种压抑和匮乏。尽管每天都有零花钱,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在学校小卖部的小摊上小偷小摸,5 毛钱一条的口香糖和铁皮做的卡通戒指——很多年后,我在心理学课上听到一种说法,偷盗癖的背后是爱的缺乏。直到有一天,我在向最好的朋友炫耀我的“战果”,她小心翼翼地问:“这些……是你“拿”的?”我陡然惊出了一身冷汗,矢口否认。回到家,我看着自己的“宝物”,用点心盒子珍重地装好的各种小玩意,用母亲的口吻对自己说:“玩物丧志!”把“宝物”送的送、扔的扔,剩下很少的一点,收起来放到了杂物堆的最深处。

抛弃自己属于孩子的“软弱”,生生地把生活从失控的边缘拉回“正轨”,我一起割舍掉的,还有生活里一切“无用”的成分,而当时我并不觉得疼痛。

03

对于我一夜之间的“长大”,母亲似乎毫无所觉,只是继续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以便我在学习上竭尽全力,初中的学校离得远,冬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要出门去赶校车,每天吃早餐时候眼睛都睁不开,打着瞌睡,几乎要把头整个砸进盘子里。母亲在我吃饭的时候,站在椅背后面给我扎小辫——有时候也及时拍我的脸颊,防止我和烤面包的亲密接触。吃了晚饭有时候我提出帮母亲做家事,她会赶我回房间学习,因为那是“我该干的事情”,然后过一会给我送上切好小块,扎着牙签的苹果或者西瓜,这样我就可以左手吃水果,右手继续写字。

母亲总是全力以赴地做每件事,用在职场上打拼的劲头管理着家里的每一寸。幼年的我不听话,她便掐住我大腿内部的嫩肉狠狠一拧——我的眼泪马上啪嗒啪嗒流个不停,然后她会厉喝一声:“哭什么,还觉得自己有理是吧?不许哭!”于是我的抽噎就堵在喉咙里戛然而止。家里的地板每天一扫,两天一拖,我偶尔帮她做清洁,她总能指出我要弯下腰才能看到的小黑点,然后要求我用小抹布一点点擦干净,顺便附赠一句“这么大孩子地都擦不干净,废物!” 此外,挂毛巾的长短,晾衣服夹夹子的位置也一一都有精准指导。如果稍有差池,她便劈手夺了我手里的衣服,不悦道:“算了,我自己来。”

面对一天到晚忙的脚不点地的母亲,我总是会忘记她是个有肾衰竭的人——尽管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知道她每周要去三次医院,在一个位置上坐好几个小时,等着自己的血液一点点被抽出,进入冷冰冰的透析机,经过层层滤网,一点点失去温度,然后再带着寒意注回到静脉中。她左手臂的静脉因为透析太久了,青色的血管高高凸出,已经不能再承受针扎,于是轮到另一条胳膊再承受同样的过程。我从来不曾亲眼见过这个过程,只是偶尔用目光轻轻摩挲那条青色的血管。

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谁不喜欢自己的妈妈,请举手。”我举起了手。一时气氛凝滞,全班同学转头望过来,我却仍执拗地举着孤零零的手臂。老师摆摆手示意我把手放下,说:“我相信她要是知道了,一定很难过。”,然后匆匆开始了下面的授课。在那之后,我没有再对任何人说过“我不喜欢妈妈”这类话。

“听你妈的话。”下了班,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的父亲这么说。

“看你妈把你培养的多好啊,你要多孝敬她。”得知母亲病情的老师这么说。

“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多孝顺她,不要惹她生气。”甚至连和妈妈关系极其恶劣的奶奶,也会在我给她拜年的时候这样说。

母亲有次说:“上次我看一个新闻,有个初中小孩的母亲有重病,她不但学习好,每天还包揽所有家务,还背着妈妈上医院”,然后略略停顿,意有所指地看向我“你怎么看?”

我板着脸,说:“不怎么看”,然后在心里默念“我就知道你没良心”,果不其然,母亲的责怪几乎和我心里的对白完美同步响起。

我噗嗤一下笑出来,惹来母亲一个白眼“你这孩子,就是奇怪,神经兮兮。”

04

我的确很“拧巴”:在外面,我用母亲擦地那种劲头学习,工作;在家里我则显得非常粗神经,而且忽然失去了行动的意愿。仿佛一台孜孜不倦精准运行的机器,在检修人员来的时候,忽然就罢工了,冒起了白烟。最典型的是家长会,母亲在学校听完老师对我的一堆溢美之词,拿着成绩单回家之后,仿佛刚认识一样打量我,难得地用和缓的语气说“你在学校表现这么好?平时看你在家的样子,我都不敢相信。”

整个青春期,我一头短发,从来不穿裙子,争强好胜,对言情小说不屑一顾,看叔本华和王小波,听《沧海一声笑》——理智像坚不可摧的保护壳,帮助我从濒临干涸的情绪里压榨出一点精神气来应付日常生活。

偶尔地,这个外壳也会出现一丝裂痕。有次我看完一篇关于母爱的文章,想到母亲的病,忽然感到一种极大的恐慌,我冲到客厅,抱住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母亲,开始大声抽噎。

母亲被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怕,我怕我没有妈了”。

她好像有点生气,“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我不答,只是双手拼命攥着她的衣角,把头狠狠地埋在她胸前,很快就哭湿了一大片。

母亲的态度还是软化了“我这不是还活着吗”。

我抽噎着,再三要求她保证自己一定活到 100 岁,方才作罢。

让人难过的是,有些事哭完了并不会感觉好一点,只会导致第二天头痛。人渐渐长大,这种事也会慢慢变多。

十几年间,父亲除了周末,都住在离家车程一小时的公司。先是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挨着大楼的水电设备,后来公司收回了他的小房间,他把自己改造的房车开到了公司半封闭的停车场里,住在车上。周末在家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楼下折腾他的房车,一弄便是一天,只有吃饭时候才上来。在屋里的时候,他大多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看充满了飞机引擎呼啸声的战争片,或者股票 K 线图。

家里通常只听到母亲的声音,母亲偶尔叫他做家务,他才高声唤我“出来帮你妈做饭!”还附带一句“这么大孩子了,一点都不懂事。”于是我一边心里嘀咕着“你不就是自己不想做么”,一面磨磨蹭蹭地出来。父亲每次买菜回家,总要被母亲数落一番,“你怎么都不挑,拿起来就走?你看看这芹菜老成什么样子了?橘子这么多烂的,肉这么肥!”父亲沉默以对,下次依然不挑。有时候母亲会口误叫反我和父亲的名字,我们在家也的确“地位”相仿。我暗地里以为,父亲平时不回家,是因为一周最多能忍受两天“教育”。

我们一家三口,便是这样恒常地各过各的:我在学校,母亲在家,父亲在公司。

因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我从外面回家发现没人开门的时候,可怕的预想总是立刻疯长,“母亲在家里晕倒了”,“母亲被送到医院去了”,“母亲摔伤了没法移动”,我用哆嗦的手指反复拨打母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我内心的不安也达到了顶峰,生怕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虽然每次最后不过是她出门未归,或者在屋内睡得太死。

母亲随时可能离去的事实,是我房间里的大象——大多数时候我无视它,但它巨大的阴影仍然在某些时刻让我陷入黑暗。

05

对于父亲安排我到香港学财会,母亲是赞成的,我说:“我不想去,我想去北京学心理和生物。”母亲说:“到中环当白领多好啊,穿着漂亮的职业装和高跟鞋,在那么气派的办公室里办公。”父亲说:“香港的大学给你全奖,你要是去北京,我不给你出生活费。”我无力挣扎,去了香港。

失去了高中明确的奋斗目标,每一天的生活仿佛无止境,也无企盼的苦役。我不再看“闲书”,也不再写东西,处理了最基本的功课和为了简历做的面子功夫之余,便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

大四的一个子夜,在黑暗里我睁着眼睛,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不真实:我有男友,也早早签约了公司,毕业就是“气派办公室里的中环白领”了,仿佛一切都在“正轨”上,却感觉对未来的生活丝毫没有期待。我住在宿舍十四楼,窗户上没有铁护栏,轻轻下了床,我踩着飘窗跨坐在窗户上。窗外深邃的夜色凉爽诱人,要是能变成一片叶子融化在这夜风里,该有多好。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明早宿舍楼下的景象——回过头,我看到了在熟睡的两个室友。“会吓到人。”我默默地想,回到床边,躺下。夜风仍然柔和地抚弄着窗帘,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大学毕业礼,我破天荒地去拉了个头发,穿着带花边白衬衣和黑色收腿西裤,披着毕业袍,和同学老师们合影。父亲带着他的单反来了,给我照相,下午典礼结束便回深圳去了。晚上母亲则留宿我工作租住的小屋,她让我取出白天的毕业袍,要穿着试试“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想穿一下。”她瘦小的身躯披着宽大的黑袍,戴着学士帽,帽檐下露出花白的短发,我说“要给你照相吗?”,她欣然应许。

我透过镜头,仔细地选取角度。母亲挺直胸膛,带着岁月斑驳痕迹的面庞上是快活的神色,比白天我在镜头下的微笑显得更真实 。

06

二十五岁,我坐在咨询室的沙发上,临床心理学家 Edward 透过斯文的细框眼镜凝视着我,让我感到有些局促——他和我的父母年龄相仿,我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说话,并且对我说的内容进行探讨,这种经验极其陌生。

于是我开始述说自己之前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有恋爱的过程——失恋是我来见他的本来目的。我迅速而流畅地说了整整三十分钟,然后巴巴地看向他,仿佛等待医生开处方的就诊者。他却只是温和地说:“我感觉你说这些的时候,好像在说别人的经历一样。”

出乎意料,为了失恋而来访的我,开始用一整节一整节的时间谈论我和母亲,直到两年后我结束和 Edward 的咨询关系,都没再提过失恋的事。在我述说我是如何对得了五个 A 的论文依然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他说:“你虽然离开了家到了大学,依然把妈妈背在背上。”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关于餐馆的隐喻:

我抱怨母亲不用我希望的方式来对待我。他说,“如果你想吃拉面,但是他们是一间卖饺子的店,你应该怎么办?”

我踌躇地说“我当然应该换一家店,可是……我只有一个家啊。”

“假如城市里只有一家中餐馆,但是做的不好吃,你是饿着呢,还是去吃西餐馆?”

“可是我怕现在我不回去的话,如果有一天他们走了,我就是想回去也没办法了。”

“如果这家难吃的中餐馆下个月就要倒闭了,你可以去吃,但是需要想明白,你是为了自己去吃,还是为了餐馆老板?”我默然,原来我是那个一直在饺子馆里面,执着地要吃拉面并且拒绝吃饺子的人吗?

Edward 问我,“你觉得什么叫爱?”

我说,“爱是尊重,还有基于理解的支持和信任。”

“你觉得家里人是用这种方式爱你的吗?”

“不是。”

“那你能不能接受,父母不爱你?”

我用带着一点惊异的眼神看着 Edward,他依然是一派温和的表情,仿佛一点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的“大逆不道”。

我没有回答。

07

我辞去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转行考了心理学的硕士。备考的日子里,我跑到北京租了个小单间,住在西四环的一个老小区。我买了个二手自行车,顶着灰扑扑的沙尘,跑到附近的大学里去看书,一边骑着车,一边每每唱起歌来,想到什么唱什么,就算吃了沙子进去也不在意。在北京盘桓的几个月,看过了月色下自习室前壮观的自行车群,我感到心满意足。

母亲在电话里说“真不明白你,要转行就转行,跑北京浪什么去?浪费钱。”我无法和母亲解释,七年前我的生活如何从高中毕业的地方断裂开,我又如何怀着还愿的心情来到这里,弥合起过去和未来的轨道,以便继续前行。这种感性的内容,和母亲所熟悉的现实,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存在,只会被当成痴人说梦。

同年九月,我回到香港,开始读心理学的硕士。母亲口中,心理学是“不正经的学科”,我的老师是“老不正经带着小不正经”,并坦言对我选择的路“很失望”。我表面上对她的话耸了耸肩,不置可否,私下却仍对“失望”两字感到一点刺痛。

母亲在肾移植手术之后,因为使用抗排斥药,染上了乙肝。每次在我离开家的时候,都会抱住她,亲亲她的脸,这时候她总是努力把身子向后仰,说“别和我凑合,不知道我有病么!”——然后每次以我收紧双臂,她的躲避失败而告终。我的发丝蹭在她的脖颈里,她这时候总露出会有点生气又有点好笑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痒的。

拿到博士录取的时候,我向母亲展示那封信,并且把上面的英文翻译了读了一遍给她听,问“你不觉得我转行之后,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吗?”她扭过头避开我的视线,“我就感觉你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没人味了,六亲不认,家里的话也不听。”顿了一顿,又说“你说当时给你安排的做审计你拼命的要转行,要什么时候你才能重新拿上三万一个月的工资?少赚的加上你上学花的钱,损失了多少?”

我仍是微笑着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她嗤了一声,瞪着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专业不是你选的,你就一直心难受。”

08

虽然对我的专业不以为然,母亲很快又找到了督促我上进的入口,“看你这么不紧不慢的,早上这么晚起,到时候毕业了没发论文,看你怎么找工作?”母亲以通风透气的理由不准我关门,随时路过会进来查看我在做什么。别说是看电视,看小说之类,便是看一些通俗心理学著作,也会被斥为看“没用的”。对母亲来说,我不能脱离我的“天职”存在,对学生来说就是“学习”,即使是博士生也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没什么两样。

今年春节,疫症期间在家时间长了,我渐渐有些受不住。又一次因为看手机被母亲“抓住”之后,我呆呆坐在房间里,看着邮件里各种项目的期限,打回来修改的文稿,耳边是外屋的父亲翘脚坐在沙发上,催促我赶紧进厨房帮忙的声音。

我静静地坐了很久,一个字都没有写。锁了屏的手机,提示音还接连地响着,屏幕上合作伙伴讨论项目内容的信息提示不断弹出,很快占了满屏。

2 月 13 号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母亲在早上七点自行进到的房间里责备我,如此反复三次,我终于崩溃,找到父亲抱住他的小腿跪在地上,哭叫道:“老爸,救救我,我妈骂我!我受不了了!救救我!”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仍被情绪控制不能自已,一摸眼角湿湿的。

我抽噎了几下,收起眼泪起床,正好在房间门口见到母亲,就把梦的内容说给她听。

她仿佛有一瞬的不知所措,但是马上说:“你神经啊!”

我说:“都是你每天骂我……”

她说:“你怎么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说:“我都抑郁了,还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想死吗?”

她怒到:“你去死吧!”

我转身关上了门。

后来,我看到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的侧影,呆呆地望着外面。今天天气不好,雾茫茫的。我看不到她的正脸,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想到我每次顶撞她吵得厉害了之后,她眼圈发红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近日种种,感到身体里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疼痛,仿佛有人使劲攥着着我的五脏六腑。又想起来 Edward 最后问我的问题,我知道了,恐怕这个答案是“不能”。

“这样也挺好的,会痛。”我对自己说,“起码我现在不再是一个空壳了。”

房间里很安静,我按了下手机,亮起的屏幕上显示 9:47。

母亲没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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